附校的老师们

（鲁宝元篇）

刘惠杰

和鲁宝元老师在一起了很多年。

1964年，他开始教我们数学，一两年以后教语文，后来当班主任。从教数学到教语文，这个转换意义重大。他不是农村的民办教师，而是在附校这样的北京城里的好学校里。

这个人比较厉害，发脾气的时候厉声厉色，不过，在附校七年，他当我的老师几乎也是七年，倒也完全记不得他什么时候怎么让我们真的难受了。

教语文，他按照教学大纲，顺序讲授记叙文，论说文，应用文，说明文…… 讲完了，对我们说要做作文，告诉我们怎么做。最后说，如果你实在做不出来，写别的题材的也成，写什么都成，但是无论如何要写一篇文章出来。

学校环境闭塞，学生的生活贫乏，命题作文几乎是让我们搜肠刮肚地难受过后憋出一个难受的结果。鲁宝元这样的开明做法，解除了枷锁，让学生驰骋想象，尽情释放，把作文的压力化成了强大的文化诱惑。

这个做法本身，也让我们高兴，我们意会到好多规矩是可以变的，后来进一步明白，改变了原来的规矩，也许更好。

这样，百花齐放了。学生的作文里出现了诗歌、散文、随笔、格言，甚至快板书。

鲁宝元收到作文以后，要讲评。他也不多说什么，就是读。他读起来，声音高亢，阴阳顿挫。我们听着，每个精彩的情节，每个精彩的词汇，都砰砰地敲击着我们的神经。哪怕是自己的文章，让他一念，不知怎么也升华了，改变了意境。也许是那个时代的关系，我们真觉得天下的大兴奋大快乐，莫如读一篇优秀的文章。

有时候报出作者的名字，有时候不报，一次读好几篇。

我们把写出文章以后被鲁宝元讲评当成带有挑战意味的快乐。将近四分之一的作文被讲评，总得争取才能得到。

毕竟是外语附校，学生中文笔好的大有人在，每次得到讲评的光荣的同学没有固定，始终在变化。有时候，我们会吃一惊，一个平时什么都是困难满脑袋矛盾的同学，突然抛出一篇动人的文章，有内容有深度有恰如其分的微妙，让我们对他整个一个人改换了看法。

我们现在钦佩鲁宝元的师德，他不以成见待人，你好了，就把你端端正正放在好的位置，极力保持公正，鼓励上进。

同学之间的了解和感觉的形成，鲁宝元讲评过的作文起过重要的媒介作用。

除了时尚文字，当时学了很多鲁迅的文章。鲁迅的文字好，但是表达的过程曲折，和我们的表述习惯差别不小。在对文学的热情的驱使下，我们学鲁迅学得痴迷，能整篇地背诵《纪念刘和珍君》，跟谁都深情地称“先生”，动不动就“惊诧”，一发感慨就“国将不国”了。

七零年前后，学校的多半时间不是学习，三夏劳动，大秋劳动，挖防空洞，拉练…… 在一起吃住行，在一起吃苦耐劳，在一起风里雨里，我们的师生情谊大大超出了原来的涵义。我们成人了，也想过，我们在艰苦之中，从没有过凄凉，我们崩溃了，有老师照料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向他们求助。而老师们在艰苦之中，只能艰苦着。我们在不敢忘师教的前提下，更多地把附校的老师当成朋友。

劳动起来，鲁宝元是内行，挥锹抡镐，有模有样，和体力劳动者搭话，进退得当。他是影响我们懂得劳动光荣和劳动快乐的人。

1970年底，拉练，到达北京北部山区百合村。灶不好烧，房东看我糟蹋柴火，过来帮我。他向我要“取灯”。他的声音低，我听不懂。声音高了我也听不懂。他又说了一遍，我没有反应，他的脸上就挂相了。鲁宝元听见，呵斥我。房东穷，向我要“取灯”，是要节省一根火柴，我偏不懂“取灯”就是火柴。

1971年元旦当天，我们步行，从长城北面进入居庸关。远远见到长城的时候，队伍换成齐步，表示我们对祖国文明的敬意。

长城上，没有一个人。

长城内外，没有一个人。

第一次见长城，和想象的一样。

清风，阳光灿烂。

鲁宝元突然站出队列，大声朗读他刚刚写好的长诗。长城的悲怆，长城的决心，长城的美丽，长城是我们的。

我们听着，伴着整齐的脚步声，进入了诗的天地。

他念了十几分钟。

我们叫好，大声叫好。

1972年，深秋，鲁宝元来湖北沙洋出差，和我见面。他问我还写东西么？我正混在北外的工农兵学员里受教育，夹着尾巴做人，没有自己，不敢张扬。他执拗地打开我的笔记本，看我写的诗，里头用了“骅骝”这样的词，他不喜欢，叹了口气，问我有几个人懂？我十六岁，太小，他不知道该和我说什么，但是我明白他对我的期望。

我至今没有忘记他对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