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遗憾

记与附校西班牙语专家贝贝的交往

鲁宝元

贝贝，是附校的西班牙语外籍专家。在中国老师和学生中是个很有人缘的好老头。一头银色的卷发，身材胖大，隆起的肚子活象一尊弥勒佛。那时的小学部，不论男女生，下课的时候总喜欢围着他玩闹，淘气的就忍不住去摸摸他的大肚子。而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贝贝是绝不计较的。他的性格热情、直率，不管是不是西班牙语组的老师，见面他都会跟你打招呼。更令人感到尊敬和神秘的是，他是个革命的流亡者。是反对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的斗士。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贝贝也热情投入。记得有一天《人民日报》发了一条消息，说是在京的外国专家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为首的就是贝贝。报纸上还登着他的大照片，臂上戴着红袖章。至于那时，贝贝的组织干了些什么，由于对外国人的政策是内外有别。我们也不知道。只听说贝贝首先革自己的命，要求取消对外国专家的特殊待遇。拒绝再领每月数百元的工资，而只要数十元。再次，他又搬出了友谊宾馆，住进了男教师的集体宿舍。就是和平门那座水塔后面的“新生楼”。我们就是从那时候和贝贝朝夕相处的。他住在我的隔壁的隔壁的一个房间，虽然朝南，但因为是一层，窗前有树，很有些阴暗。楼里有公用的洗脸间，却没有厕所。好在公厕就在楼前不远的地方，只是夜间用起来不方便。后来文革初期的大潮渐渐回落。他的“红卫兵”组织，也慢慢地销声匿迹了。

在“复课闹革命”后，贝贝除了教几节课之外，就没什么事可做了。由于校方一再强调的内外有别的政策，我们那时大搞“斗批改”的事，没人告诉他，谁进了牛棚，谁掌了红色政权，他无从知道。筒子楼因为屋内狭窄，白天大家总是开着门，没有人讲究隐私。他也如此，从他门前走过，每每见他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桌子上摆着一台特大的装置复杂的收音机，拉起高高的天线。肯定是进口的可以听短波广播的那种。这是他唯一保留的的特权。不知是不能让我们听见，还是怕声音打扰我们，他总是戴着耳机默默地听。在中国人聚居的赃污、破烂的筒子楼里，一个外国老头，在阴暗的房间里，戴着耳机听短波，这形象在那时代，实在滑稽，总不免让人产生什么“特务”之类的联想。何况他那“红卫兵”组织里就有像从延安时期就参加了中国革命的英国专家克鲁克被当作间谍逮捕了呢。

虽说如此，但同住在一个楼道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对这位“革命者”在生活上很难划清界限。谁做了什么好吃食大家分享，也让他尝。聚在一起打扑克，也叫他来摸一把。没事他也串门，各个房间都走走，送块巧克力和糖果什么的。由于贝贝的存在，不少人都会了几句西班牙语，连说带比划，居然也能交流。加上金二青、段继成两三位西班牙语的老师也是独身住在这里，有他们做翻译，谈话就更热闹了。这使我也萌发了学习西班牙语的兴趣。于是找来一本教材请金二青老师指教，从发音学起，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和贝贝对话，贝贝也大为高兴，热心指导我。不久，竟可以进行一般的交流了。我很得意，决心继续学下去。

但不料学的这几句西语后来竟引出一点小小的麻烦。有一次，大概是学校举行什么庆祝活动，学生们演了一些节目。内外有别，没有请贝贝参加。那天，他遇见了我，问我学校在干什么。我就用西语说在唱歌跳舞。贝贝对没有请他参加大为恼火，马上发了脾气，大叫大嚷。我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很是惊慌。后来，他就去找领导提出抗议。领导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于是特别告诫老师，不能把内部的事向贝贝说。我心里暗暗后怕。提醒自己今后说话可要注意。但麻烦的事还在后头，贝贝大概是为了更好地参加到中国革命队伍中来，正式向领导提出要学汉语，而且点名要我教他。因为我是语文教师，精通汉语拼音。这事也许让当时的革委会的领导伤了脑筋。拒绝贝贝的要求似乎没有理由，但如果真的让贝贝学会了汉语，他就会知道中国的许多内情。要做到内外有别可就难了。最后研究的结果是答应教他，但又不能真的教会他。要我照这个原则办理。接受这样的指示，我真哭笑不得。只好应付一番。就给贝贝找了一本小学语文书，学习汉语拼音。记得只教过两三次。我到贝贝的房间，门照例是大开着，我坐在旁边一个个教他拼音字母。心里怀着鬼胎，自己也不知是在真教还是假教。也许是贝贝的语言天赋有限，许多元音、辅音他都发不好。终于信心动摇，自己主动放弃了。我也如释重负，完成了既答应教，又不能教会的任务。

文革后期，到处都在落实政策。贝贝和中国老师同吃同住虽然出于自愿，但还是被落实回了宾馆。拒绝领取的工资也强行补发给他。一时间他的那间小屋子的柜子里装满了一捆捆的新钞票。屋门照例还是大开着，他拉开柜门，耸耸肩，让我们看看他的巨额财产，一副不解的样子。搬走那天，他同新生楼这帮光棍教师一一告别。从此，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记不得确切的年代了，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死去。卡洛斯国王上台。流亡国外的西班牙左派人士纷纷回国。贝贝也回了自己的家乡。回去之后，久无音信，一直没有再来过中国。那时我们都认为外国是天堂，认为他一定过上了好日子。后来听西语组的老师说，才知道回去之后，他的境遇并不好。年纪大了，找不到工作，老婆早就离了婚，女儿对他也无暇顾及，似乎是贫病交加。再后来就听说他死去了。

说起贝贝，外附的老师、学生无不为这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慨叹唏嘘的。我也是如此，回忆外附的生活，脑里时时浮现他的胖大的身影。如今我转入对外汉语教学这一行，近20年来教过的老外不计其数。但“既要教，又不能教会”的经历只有贝贝此一遭。所以至今觉得这是个小小的遗憾。

真对不起了。我们心中的老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