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两次批斗右派大会
杨芳林
连载之五
参加了许多次批斗右派分子的大会，记得较清楚的只有两次。
一次是我们英语系部分师生集体乘车去人民大学参加批斗许孟雄的大会。许曾是北外教授，为了对他批深批透，人大特地来请他的
”娘家人’’参战。说起人民大学，它可是大大地有名，整风反右期间颇出了几回风头。被他们揭出批斗而又惊动全国的，就有要杀共产党的葛佩琦教授和反对一党专政的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而到处演讲的学生林希翎。不过不知为什么我们这次批斗会的火药味儿并不浓，可能因许教授本来就不那么猖狂，能激起”民愤’’的事儿不多，如把’’要杀共产党’’的帽子给他戴上也太离谱，所以会上呼了几次不太响亮不太热烈的口号后就都是批判发言了。
许教授的英文功底深厚，是著名的文学大师茅盾的名著《子夜》的英译者。五十年代能译这类书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今天有这么高水平的恐怕也不多）。有两个他过去的学生发言说他因译了这本书而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处处显得高人一等。他的现在的人大同事和过去老同事的北外教授们则把他的译文批得一无是处，一钱不值。我们做学生的只有听的份儿，都相信批判者不会瞎说，但我同时仍然不免暗自嘀咕：真那么糟糕的话，为什么这个译本得以出版？为什么不久前我们的一位英籍教师还说译得很好？今天这样批判，这里面有没有文人相轻的成分或者奉命批判的因素？
这些问题我憋在心里多年，后来每一次看到这个译本仍在新华书店或外文书店出售时，都增加几分疑惑：你们不是说人家译得不好吗，为什么还一直在卖？又为什么不注明谁是译者？而且即使如批判者所言，译得一塌糊涂，也不致因此打成右派吧。反正从那个会上我没听到许孟雄先生还有别的什么更尖端的问题。是不是档案里还有什么惊人材料不便抛出？不得而知。许先生在整个会议的两个多小时一直站在台前，低着头，接受批判，没有让他说一句话。不过真要让他说，他又能说什么呢？
会后第三天，光明日报登出了许孟雄定为右派的消息。
另一次是参加批斗我们同年级同学，右派分子段贵昌大会。
段的主要罪行有两条。他来自东北农村，说农村依然贫困，有的地方和解放前差不多，甚至不如解放前。还说北京的穷人也有的是，天安门前也有要钱的，并感叹地说中国何时才能摆脱贫困。
段贵昌平时不爱多说。以上这些内容是写在日记本里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在日记里提到。而倒霉的是，日记本不知怎地落入某同学之手，一经汇报上级，再公之于众，便无异于挖出一颗定时炸弹或一名隐藏很深的特务。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第二条罪状和第一条同样严重，那是恶毒攻击我们的伟大盟邦苏联的红军，违反了毛泽东的有利于国际团结的规定。我在反右以后的年月里，得知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就是因为这样破坏国际团结而被划为右派。
如上所说，段贵昌家住东北，听到看到苏联红军调戏，猥亵，奸淫中国妇女的例子多的是。平时与同学聊天也少不了谈到这些丑事，而且反右前也从来没有规定不许人说苏军纪律差，聊起天来，谁也难免说一些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不利于老大哥的话。从批斗会得知，段的父亲曾做过旧政权保甲长的小官（我忘了是鬼子的还是蒋家的，是否属实，不得而知），官衔不会大于今天的村长组长。有这种家庭背景，上述任何一条罪状就足够定成右派的了，何况他占了两条？那更是板上钉丁了。
会上战斗气氛非常浓厚，发言者不下10人，其中一位是与段来往极为密切的同班女同学。她的发言最有说服力，因为段平时对她曾不止一次说过日记的内容，现在由她再转述一遍，不是更能说明段贵昌时时刻刻寻找机会攻击新社会向党进攻吗？除了安排好的发言批判者外，还有几个临时要求发言的，他们有的跳到台前指着段的鼻子大骂段攻击新社会今不如昔，于是歌颂了一番新社会。家庭出身好的还现身说法，针锋相对，说是共产党毛主席给自己的家庭和自己带来了幸福生活，而解放前自己的父辈是怎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有的站在座位边，大声倾诉苏联老大哥对中国人的恩德，说没有苏联红军从东北赶走日本人，东北人民会遭更大的罪，等等。学生年级党支委之一是个调干生（本来已经参加工作，后又离职考入大学的学生），也是东北人，他激昂慷慨地冲着段大喊道：’’就凭你这两条，我要有枪，就能崩了你！”
他的爱憎分明的态度似乎感动了不少人，因为紧接着就是一阵响亮的口号声。
批斗会结束前，学生党支部书记（也是调干生）讲话。她那上海北京话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右派分子段贵昌，你一定要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否则，死路一条！’’
段贵昌后来是否老实，是否低头认罪，我不记得了。他被定成右派，帽子一直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去年校庆60年，我们见了面，都老了，互相不认识了，经互相自我介绍才依稀记得年轻时的模样。
最后，我要说几句题外话。一直使我耿耿于怀的至今仍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是：为什么说了几句苏军的”坏话’’就被说成反苏而被打成右派？现在我们都清楚，毛泽东从来就对苏联有所警惕，只是害怕斯大林的威望与势力而虚与委蛇。斯大林于1953年死后，毛同赫鲁晓夫的矛盾日益明显。再说苏军在东北的作风和掠夺东北的工业设备的强盗行径，明察秋毫的毛一定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些二十左右敢于批评苏联的年轻人正是毛的支持者和同志。而不是毛的敌人。如果毛对苏有所顾忌，应该采取外紧内松的态度，表面上可以大骂大批那些”污蔑’’苏联的年轻人，处理起来则应该走走过场就算了，而不应该似乎为了讨好苏联把千千万万对苏联和苏军在东北行为实话实说的年轻同胞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推向绝境。他的这个错误行动违背了逻辑，违背了常识，更违背了人情和人性。难道象他这样伟大的导师会看不清这么个小问题？那么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