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民族的爱国主义者——G先生

鲁宝元

我在日本一所高校任教的第二年，学校换了校长。从当地报纸所发的消息看，新校长是G先生。年龄五十多岁，早年毕业于某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在美国留过学。

在开学典礼上，我头—次见到他。G先生个子不高，尖脸膛，细眉细目，举手投足透着精神和自信。他颇健淡，为勉励学生，他常常在讲话中说到自己少年时代的求学经历。那是日本战败投降不久的艰苦年代，他父亲在南洋战死，全家失去了生活的支柱，寄养在舅父家。那时候上学，他常常以—块红薯当午饭，中午就忍着饥饿，站在小书店里蹭书看。但是这幼年丧父，战败后的苦境到底是谁造成的，G先生没有说。所以这种典型的日本式的忆苦思甜似乎没有引起学生的兴趣。倒是我这个中国人听得很认真，想从中寻摸一下日本人对那场由他们—手导演的战争悲剧的看法。

从此我便在G先生的领导下工作了。人与人相处说起来是很奇妙的事，投缘的人往往心心相通，相互很容易宽容和理解；不投缘的人尽管相互都做了很大的努力，想成为朋友，但却事事相左，怎么也说不到一块来。我和G先生的关系大概就属于后一种吧。

凭心而论，G先生比—般的日本人要坦率，这可能是受美国文化熏陶的缘故吧。他喜欢与外籍教师交谈。而我那时很想了解日本人对一些历史问题和当时的国际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要G先生说开了头，我是很愿意奉陪的。那一年，正赶上汉语专科的学生去北海道休学旅行，校长带队，我是随行教师，因此有机会天天谈话，讨论彼此都关心的话题。讨论中我们彼此都试图相互理解对方的立场，但几乎没有一次能达成一致的。

我们讨论过那场对亚洲的侵略战争，G先生认为那是中国为美英势力左右，排斥日本利益所至。我则反驳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益在另一国家受到排斥，就以武力侵占该国，屠杀该国的人民，那么中国的利益如果在日本受到损害。中国是否有权占领日本，掠夺日本，杀害日本人民呢。G先生不肯认输，反讥道，中国在5O年代不是也进攻过印度，70年代也进攻过越南吗? 我告诉他，那是边境争端，对方首先使用武力，中国是被迫还击的。且反击之后主动撤回，谋求和平解决，并没有占领别国一寸土地，这与当年日本侵略亚洲各国完全是两码事。但G先生还是摇头表示不能接受。

我们也辩论过南京大屠杀问题。G先生不能否认大屠杀是事实，但却说据他所知，南京陷落之后，许多中国士兵换上了便衣企图逃脱。日本军队无法区分，只好连平民—起杀了。言外之意倒是中国人打仗不守规则了。我则反驳他，即使是中国士兵换了便衣，被日军抓住，成了俘虏，按照国际战争公法，也是不能杀害的。更何况日军在南京不仅是杀俘，奸淫妇女，杀害老弱妇孺都是出于故意，证据确凿，有目共睹，要遮丑是遮不住的。G先生无言以对，只有悻悻然。

那时恰好是海湾战争之后不久，日本先是出钱助美，后来就要派遣自卫队去扫雷。日本社会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而G先生是赞成的。他以为伊拉克开始时扣押了美英及日本的人质，美英就威胁诉诸武力，而日本却拘于和平宪法，只能徒唤奈何。如今以联合国的名义派兵扫雷，正好借美英的余威，开一个海外派兵的头，将来谁再损害了日本的利益。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动武了。我告诉G先生，这想法难免使日本走上当年侵略亚洲时的老路，弄不好会把日本拖进战争的泥沼。其结局会毁了日本。

在这—次次的交锋中，每次都是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争论当然没结果。好在谈话都是在饭桌上，喝得微醺，倒是不至于伤了和气。但唯—使G校长感到尴尬的，是他的学生们，那时正是泡沫经济时期，消费旺盛。在一周的休学旅行中，学生们晚上住的是温泉旅馆，白天逛的是旅游商店，大把地化饯，纵情地玩乐，成箱地往家里邮土产。没有谁关心自卫队要到海湾扫雷或右翼团体要求修改和平宪法的喧嚣。G先生无奈地对我说，你担心日本要重走侵略战争的老路，看看这些不知国家为何物，只知道享乐的孩子们，你大概就放心了吧。我开玩笑说，如果将来日本要想再次“进出”中国，他们都不想去，只好您老亲自上阵了。我们是旧交，一定要奉陪的。那时，按中国的规矩，我当让您三步，然后，只好就拼个你死我活了。G先生听了只有苦笑。

我和G先生看法相左，一直到我任满回国离开那所学校的时候。在为我举行的全校教师的欢送会上，公式式的讲话之后，照例是喝酒聊天。那时正是亚运会结束不久，中国的金牌亚洲第一。G先生先说，中国的选手很了不起。但话题一转，又说，中国的选手，大多来自贫穷的农村，所以耐得住艰苦的训练。而日本选手生活优越，怕苦怕累，所以就落后了。往好里想，G先生也许是想恭维一下中国，让我高兴。但我听了却立即起了反感，反驳说，中国体育选手刻苦训练，出成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生活贫苦，而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为国争光的愿望，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终于，我们都失去了最后一次取得一致意见的机会。

我回国的时候，G先生到车站送行，互相道了“撒腰那拉’就没再见过面。我与G先生无缘。但却在某些场合下又时而想起他。

前几年，我又任教于日本某大学，在国际关系史的考试监考的时候，看到这样一道考题，要学生重新评价二战后的东京大审判。学生的答案是众口一辞地为日本喊冤。后来我问学生，是否真的如此看。有人说要是不如此答，任课的那位教授就不会给分。这时我想起了G先生，要是他任这门课，也会出这样的题，要这样的答案吧。大概也是三两年前吧。日本作家，现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跳出来教训《中国人可以说不》的几位作者时，就十分认真地论证过“日本侵略有功论”，说是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是为了把亚洲国家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我惊异于这痴人说梦的怪谈。但这时我又想起了G先生，如果由他来评论的话，大概也会这样说吧。

在日本，我遇到过许多战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或死了父兄，或尝受过战时艰难困苦的生活。战败后，他们为日本的复兴出了力，使日本成了经济大国。他们中的有些人能认真总结历史的教训，觉得日本应该走和平之路，为国际社会多做一些好事，以改善在世界上的形象。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象G先生那样自以为爱国的人，对那场战争没有正确的认识。总觉得那是一场为国家，为民族的战争。经济上的强大，滋长了他们的狂妄的民族情绪，而蔑视亚洲各民族。他们迷恋大日本帝国当年的威风。对日本目前在国际政治上的二流地位感到不满，因此就常常忍不住大放厥词而不觉其荒谬。他们篡改历史，不让日本年轻人了解历史的真相。但适得其反的是，当他们想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时，在耽于享乐的年轻一代中往往又得不到响应。

面对G先生这样的大和民族的爱国主义者们，我们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坚持认为过去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要想再来“解放”一次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话，那就来吧。但要记住在那次战争中，中国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最终的结果中国是战胜国，而日本并没有逃脱巨大的惩罚，成为战败国。难道你们一定要让历史重演一次，才能吸取教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