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卷入政治斗争

杨芳林

连载之四

关于整风反右的什么国际国内大的政治气候，大的政治背景不需我来赘述。我只将我当时经历的一些事及思想活动写在这里，至于如何批斗右派，人人过关，做反右斗争的结论，我个人怎么挨批和受处分的情况将在以后的 连载之五和连载之六登出。我写的目的是让没有经过这次斗争的人知道整风反右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斑。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是的，我们怎能忘记？只有不忘过去并且把握现在，才能稳步走向未来。

1957年春，我在北外大一下学期。五月中旬开始，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和文章，号召人民特别是知识界帮助党整风，扫除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支部书记也多次在大会小会上号召全体师生员工多提意见。开始人们并没表现出什么兴趣和热情，那是因为（我们多年之后才知道）老师们，特别是教授们已被在此之前的几次运动搞怕了，不敢再多嘴了，而学生们虽是“初生之犊”，但太年轻不大关心政治，提不出多少有质量的意见。于是党委又再三开会动员，并深入教授们家中，苦口婆心地启发教育，真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管仍有个别人保持沉默，毕竟很多教授们老师们开口了，有的还写大字报了。学生们此时也响应号召，为了党的利益开始写出大量的大字报，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食堂内外，教室内外，大道小路统统贴满。同时学生支部让各班党员召集本班同学鸣放，教师支部则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教师们在会上提意见，到处宣传毛泽东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教导。我本人没写过什么，我到校还不到一年，甲等助学金，居住条件也比我中学时候强，学习条件更非昔日可比，处处满意，一心一意想学好英语，别无他念，真的提不出意见，只是在班会上提了总务工作（如大师傅不卫生，教室走廊灯太暗）等问题。没说的也得找点儿说。不说话会被人认为不关心党的利益，党再三再四地请你们提意见，你们不提，岂不是同党二心了吗？那时课后除了看大字报外，还同时阅读大量的报纸杂志。对一些社会名人以及高校教授们的谈话和文章只是姑妄听之，姑妄读之。每天三顿饭的时间是运动活跃分子们大显身手的好机会。食堂就是礼堂，台上总有人你们说一段快板，我们说一段相声，他们演一幕短剧，不但向学校提意见，讽刺官僚主义，也讽刺一些取观望态度的师生，促使他们早点参加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整风中来。

可是，不到20 天，6月初，风云突变，工人阶级说话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了，反击右派的运动开始了。工人阶级究竟是工人阶级，人家说的话都是毛泽东的思想。他们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他们誓死保卫新生的政权，决不再过那旧中国的牛马生活。我认为，中国此后几十年的忆苦思甜活动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几十年来，我无数次有意无意地回想当时报刊文章和本校大字报的内容，并不由自主地同文革初期火烧走资派的大字报和今天的报刊内容作比较。每次都觉得那些大小右派的言论简直太幼稚，太小儿科了。民主党派人士说自己有职无权的就被说成是向党夺权，爱耍笔杆子的讽刺社会上的缺点和坏现象的文章就是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进攻，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的思想时稍有触犯现实的文字，一旦被挖出来，就是暗藏的右派。连批评总支或支部某个负责人都可能被定为右派或准右派。更可叹的，有相当大一部分学生（尤其是我们一年级的大部分学生）既没写过大字报，也没在会上发过言。反击右派开始后，这些人以为自己没写没说就没问题，因此说话胆子大，有时为右派言论打抱不平，成了真正的“阻力”。那时每人都发给一份报刊和北大，清华大字报以及本校大字报的有分量的右派言论摘录。打抱不平者常常语出惊人，例如说“不要把人家想得太坏，人家民主党派几十年来不知帮了共产党多少大忙。怎么人家一说话就是反党？”“人家怎么会反党呢？要反解放前就反了，干吗等到今天？”对于年轻学生，他们会说“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怎么会反党？他们说的话我完全可能会说，只是没说出来罢了。””毛主席不是说 ’言者无罪’ 吗？你们是请人家说的。’’ 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讨论人大教授葛佩琦的猖狂言论。他说他要杀共产党。这一下“震醒”打抱不平者中的不少人，纷纷表示自己阶级觉悟太低，要急起直追，投入反右运动。因为他们内心里毕竟是热爱党的呀，人家刀子已架在党的脖子上了，我们怎能还要以好心度人，替人家说好话呢？（80年代初，葛案已平反。当时的领导对他的发言是断章取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可能是为了激发群众的阶级义愤，为革命而不择手段。）

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就是首都部分大学生（大概有几万人）六月中旬（或下旬）在清华大学操场上听了市长彭真的反右动员报告。天不作美，报告中间，大雨倾盆，人人成了落汤鸡，当了天洗兵。但大雨盖不住彭市长那铿锵有力的声音：’’谁说新社会不好？黄世仁！谁说共产党不好？蒋介石！’’这样，从毛泽东到彭真，到各大学及其他文教单位的领导人认识都统一了：凡是被认定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都是黄世仁，蒋介石了，都是人民的敌人了。

六七十年代常听西方人说我们的政策如同猫的眼睛——日三变，其实我平身第一次感觉到党的政策180度大转弯是在整风转向反右的时候。一两个星期之前，各级党委还谦虚谨慎地甚至低三下四地去向群众征求意见，并登门拜访一些重要人物，请人说话，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常人不会想到，一两个星期之后，征求意见者的笑容变成了满脸冰霜，拜访者和被访者成了路人，很快大小右派们就一个一个地被揪出来了。当时不少人说这是阴谋，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是引蛇出洞。有位名人为毛泽东的 ”言者无罪’’开脱道：

‘‘言者无罪是无罪者言者无罪。’’ 阴谋也好，阳谋也罢，有罪无罪，人民心中有数。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为我们的党感到可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今天的信仰危机，难道不是从那时开始的几十年来特别是”文革’’的极左路线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人民愚弄人民的必然恶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