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玉老师

鲁宝元

我第—次见到儿玉老师是1989年11月在旧大阪国际机场的大厅里。那时候，我应邀到日本福井县足羽高等学校教汉语。在大阪下了飞机，—出海关的大门就见到人群里一位短小精悍的男子手里高举着一张大纸，上面写着“欢迎鲁老师”几个字。我急忙挤过去，作了自我介绍，他也用发音准确但却有点生硬的汉语自我介绍说：我姓儿玉,叫儿玉玲二。由于声音过大引得周围的日本人都惊奇地看着我们。他衣着朴素，头发梳理的也不讲究，说话爽快，使我觉得他更像个中国人。

当晚，我们投宿在机场附近的一家饭店里。闲聊中我知道他虽然显得年轻，其实已57岁，早年学过汉语。后来一直作国语教师，两年前作为专家在上海某大学教过两年日语。足羽高校开了汉语课，学校就委任他为负责人，改教汉语了。

从此，我就和儿玉老师一起工作了。我们—起上汉语课， 他负责组织教学，用日语说明语法部分，我负责教生词，课文和会话。他对教学是极认真的。课前商定教学的每个环节，课上一丝不苟按计划执行。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极严格。告诉学生汉语元音开口呼多，所以发音嗓门要大。声小的学生常常被要求重复。这使我想起在大阪机场他的大嗓门之所以引人注目的原因了。他是老教师，所以对课堂纪律格外重视。但年轻一代的日本学生早就不把那些规矩放在眼里了。有一次，一个上课睡觉的学生伸出一只脚挡住了行间的去路，儿玉老师叫他把腿收回，这学生犯了拧劲就是不动。而儿玉老师寸步不让，抬腿就把那个学生的脚踢回了课桌下。慑于他的威严，这个学生最终只好就范了。

日本的工薪族有下了班在酒店喝酒的习惯，人乡随俗，我和儿玉先生也时常去喝两杯。喝了酒话就多，慢慢地对儿玉先生的生活经历、性情品性就有了大概的了解。

他出生于福井县一个贫苦的农家。在战后艰苦生活中，发愤学习，考上了福井高等师范学校，从师于汉学家宫田一郎先生，学了汉语。50年代毕业，分配到敦贺的一个山村教小学，十几个学生分成几个年级，只有他一个老师。他无怨无悔地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把一批批农村的穷孩子培养起来，鼓励他们继续升学深造，如今他在那里教的学生大都成了社会中坚。我就亲见过几位县府官员在儿玉老师面前毕恭毕敬，口口声声说不忘恩师教诲的。

60年代他调到中学。出身和经历使他站到了反对日本资本主义政府的左翼一边，成了一位斗争坚决的工会干部。他的老师宫田一郎先生在谈到往事时说，那时候的儿玉是个造反的孙猴子，而自己正作着县教委官员，虽有师生这层关系，他还是着实跟这位恩师斗争过一阵子呢。还有人告诉我，那时政府为了镇压工会，强迫担任工会干部的教师写悔过书，不然就降职减薪．工会的上层领导从策略出发，指示说,可以先写悔过书，以免影响生活,写完以后可以照斗不误。但儿玉先生以为这是原则问题，宁肯降职降薪，也坚决不写。他的气节至今为当年曾是教委官员的对手所佩服。

在一次闲淡中我还得知，儿玉老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访问过中国。细问，才知道，那时日本的左翼也在闹文化革命，他是专程到中国取经的。80年代中国的文革已有定论，日本左翼的斗争也因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增加，失去基础，而消声匿迹。许多当年的左翼人士都避讳谈及这段历史，但儿玉老师却很坦诚，他说他崇拜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憧憬毛泽东所要建立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大同社会．并坚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的。

儿玉老师是什么时候退出左翼运动的我不好详问。 只是听宫田先生说，他早就不当造反的孙猴子了。80年代日中关系正是“蜜月期”。县教委忽然想起他与中国有过的联系，于是派遣他到上海科技大学当专家。儿玉老师果然不负使命,为中国培养日语人才而尽心尽力。两年后从中国捧回来一个优秀专家的大奖状。

福井的文化界有些人认为,这位当年激进的左翼分子或许已觉今是而昨非，归于正道了。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儿玉老师有点儿“怪”，说他从外貌到思维都象中国人。开始我不明白这所谓的"怪"究竟指何而言，而又为什么和中国人联系起来。随着接触的增加，我渐渐明白了这评价的意思。

例如，儿玉老师对我说，他正在试验自然农法，他说现代农业为了追求利润，拼命地发展化肥和农药，结果是破坏了自然环境，损害了人们的健康。中国过去的农业使用有机肥，他要在今天的日本重新提倡这种传统的种植方法。他在福井的市区借了一块房基地，建起了一个菜园，种了许多种蔬菜。用垃圾沤制有机肥，在蔬菜的行间种大蒜访止害虫。课余和星期天他把精力全放在了实验田上，还不时地把他那些带着虫子咬洞的产品带来送给老师们。 我去参观过他那都市里的村庄。在高低错落的住宅群里那姹紫嫣红的小菜园格外显眼。以高校教师的身分在闹市区试验中国原始的种植法，当然会让有些人觉得怪，而把他看成是不可理喻的中国人了。

又如，我曾赞赏日本汽车的普及。而儿玉老师却说每人拥有一辆汽车在能源短缺而狭小的日本是罪过。汽车带来的污染和文通堵塞令人厌恶，所以他宁愿骑自行车而不学开车。我称赞日本的自动贩卖机很方便，他则说中国的地摊儿更有人情味儿。我说日本的自由选举公正。他则说， 选举靠金钱，选上的众议员代表不了普通的人民。我说,多党制互相监督可以遏制腐败。 他则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有勾结有争夺照常腐败。更使我惊奇的是，当我说那场侵略战争是少数军国主义者的责任时，他则说，如果没有多数日本国民的军国主义狂热，当年的战争就不可能进行。

有一天下酒馆, 酒喝得多了一点，儿玉先生有点醉，出了门，望着车水马龙霓虹灯闪烁的街道和间或走过来的一群群染着黄发，身着奇装异服的年青人，我说日本的繁荣时髦不逊欧美。儿玉老师却愤然地用汉语大声叫道：“日本需要的不是这个，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 诸如此类，每我站在他的立场上说他的国家几句好话，他却常常站在我的立场上一一加以否定。我想他的这些看如果在日本人中传开去，就更难免有人说他怪而象中国人了。

两年来的相处，儿玉老师的怪看法确实给了我很大启发，使我对日本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长处和短处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于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多了一些理解。 同时也使我想到作为左翼先驱的象儿玉老师这样的人，在阶级矛盾不再尖锐的日本，他们也许没有了当年那样的斗争需要，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当年的斗争是无意义的。 焉知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不是考虑了左翼运动要求的结果。左翼人士的沉默也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放弃了理想而随波逐流。他们或许陷于迷惘而苦无新路,或许走向极端而愤世嫉俗。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亦或社会主义的思考以至对于整个人类前途的思考也许更加深沉了。理解和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把握社会发展的前途仍是很重要的。

1 9 9 1年8月我任满回国，儿玉老师又送我至大阪机场。在机场的人群中他高声用汉语向我道别，又引得周围的日本人側目而视，他们又是把儿玉老师当作中国人了。

但我知道，儿玉老师也许正是以此为荣而故意要造成这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