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了一个梦，梦见冯大兴被执行枪决。
　　在整洁的灰沙土的坡堆上，他跪着，垂着头。那个年代，气候清冷，人的一切感觉器官都敏锐。哗哗啦啦拉动枪栓的瞬间，他突然起身逃跑，背着手，跑下山坡，蹿进了一片庄稼地，后面追的人只是咋呼，没有开枪。我不知怎么，正在庄稼地里。我招呼他，他却根本听不见，直线冲击。他带着湿乎乎的热气和喘息从我身边经过，随着玉米叶子的悉悉娑娑，消逝了。
　　梦是阴阳交界，我不知道我是幽灵，还是他是幽灵。
　　人活得虚幻一些有好处，可以任意地在真实与不真实之间游移、过往。
　　中学年代，冯大兴有很多绰号。叫他“老驴”，因为他跑得奋勇，未必跑得最快，但是奋勇。他跑起来，挺胸，高抬步，扬起下巴，涨红脸，还发出声音,呀呀的，一种欢快的小声嘶鸣，所以叫“驴”，“老”自是强调货真价实的意思。叫他“兜齿”，肯定是他先发难，嫌人家长得不好，挑拣别人的生理缺陷，结果惹火烧身，不然的话，没人注意他略微突出的下颌。
　　只有我叫他“糯米”，独家经营。
　　他家里老辈儿不知谁是上海人，不说江米粽子，说糯米粽子。我和其他人一样，尊重地方文化。可他一个北京人，生于斯长于斯，每天炸酱面臭豆腐大酱萝卜小酱萝卜雪里蕻水疙瘩，学什么洋径浜改性假文化，也“糯米”？于是我细声细气地叫他“糯米”，索性让大家都不舒服。这个貌似恭维的绰号外柔内刚，其实比较深刻，对斯文细胞刺激尤甚，他的脸腾地涨红了，尔后阴沉下来。他害怕传播开来不好收拾，决定将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枕戈待旦，绝对要和我拼命。我虽然临危不惧，但也有算计，公开“糯米”，等于把武器给了群众，武器的威力减弱了，对自己没好处，于是平时并不张扬，只把这绰号留给自己，准备在关键的时候抬出去。引而不发，和核威慑一样。
　　一九六九年的北海公园，没有游人，五分钱一张门票，我们几个自由地在里面疯跑。我悄声告诉冯大兴，我把“糯米”写在一个亭子的瓦上了，五十年以后举行纪念仪式。他猫着腰，狂笑着，拦截我，逼我带他去抹掉。这人手脚不知轻重，我吓得说其实没写。他不相信，追的我喘不过气。
　　冯大兴没什么嗜好。对数学有激动，讨论数学语气坚决，勇敢坚持自己，经常有胜利。外语不成，语文更不成。不是很差，是一般般，平庸。后来上了北大，上了北外，有进步，没变化。再后来他出了名，就迸出来很多说法，说他的法语到了什么西天取经后的圆满境界，又有人把他出神入化的法语和他后来令人费解的诡异行为对立比较，摆出思考者光屁股托腮帮子的姿势感悟世界。
　　其实是几个什么都不明白的人得着个说话的机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如果谁能当面恭维冯大兴的法语，肯定是这样的镜头场面：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等听明白了，他会幸福地狂笑一回，然后非常轻蔑地认真告诉你，你傻逼。
　　他有一个棋友，黄健滨，此人此时是浙江大学英语教授，兼管一个国家级的教育项目，经常出差北京，如今仍然旧的白色的确良长袖衬衫卷着袖子，衬衫下摆在外面摆着遮着裤腰带，完全七十年代时尚。两个人玩军旗，棋子反扣在棋盘上，翻一个走一个。非常愚蠢的游戏。玩的人却走火入魔。下课的铃声还没有停，牌阵已经摆好了。黄健滨圆脑袋，剃秃了几近标准圆，平常不戴眼睛，下棋是重要时间，戴上缠着白胶布的眼镜，急了的时候让人不断想起山本小队长攻击高家庄。冯大兴完全疯狂状态，动作迅猛，棋子移动碰撞之间，让人看着眼花缭乱。观棋的人不观棋，都是贼偷，以各种高超的手段，单干，或者互为配合，不断分散棋手的注意力，偷棋子儿。偷个“地雷”、“师长”给人以难受，但是影响不大，大手笔是偷“总司令”，要翻天的效果。棋手们要用一半的精力保护棋盘棋子，和观棋群众口角频仍，经常闹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冯大兴以前和父母不和，尤其和母亲，小学的时候，他和我说过，打起仗来，第一枪先把他妈干掉。因为什么，他没有说。临判决前，冯大兴与家庭断绝了一切关系，以免家人受牵连，可见少年时代的赌气都不是因为什么大事。
　　一九七零年，我们初二。我们在学校挖防空洞（现在外研社红楼的下面），挖好了没人敢进去，后来成了男女偷情的地方；我们在农科院的试验田种稻子（现在是北三环路北唯一保留下来的农田），当年大丰收，原因是应该耙两次的地被我们耙了六次；我们几百人，每个人七扭八歪地挺着身子，扛一个桌子，从和平门走路到魏公村，给学校搬家，连续搬了一个星期；我们从和平门出发，走一夜和差不多一个白天，到房山务滋，走到了一个接一个昏倒，醒了给农民拾麦穗；我们在十冬腊月，忍饥受冻，每天走四五十里山路，在北京北面的山里转悠了整整一个月。
　　这一段时间，冯大兴常在我左右，我们是朋友。
　　我们两个担筐是搭档。本年级的同学互相叫板，以俄语班刘浙张，英语班党政之流最令人不堪，筐里的土砸成三合土冒尖。一声不响，咚咚咚地走来走去，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这样的一筐土，三四百斤，十四岁的孩子，一上肩，压得腮帮子疼，扁担都要都得挑最结实的，要不就压断了。狗娘养的，拼这个命干什么！可我和冯大兴的筐，永远坦然接受挑战。他还要和我争，一定要在后面，总是把筐拉近自己。
　　无论春夏秋冬，他戴一顶不怎么好看的蓝布帽子，帽子小，紧箍着，帽沿上弯弯曲曲的白色汗渍。一身麦麸色的军便装上衣，风纪扣永远系着。冬天的时候，他戴口罩。他身体没毛病，但是戴口罩。
　　学生之间，经济来往不过是借饭票一类的事。现在回忆，冯大兴借贷谨慎，绝不借入，借出严格控制。文化大革命他父母下放的时间，他管家，管爷爷和弟弟妹妹，掌握月开支，料理柴米油盐酱醋茶。他后来出事，过早地涉足经济肯定有负面影响。
　　我们在一起同学的时间很长，连谁身上什么味都熟悉，可是不大知道各自的男女生活。我们太小，没来得及。干脆连这方面的玩笑都没有过。没人知道冯大兴的女友是谁，不知道他有没有过女友，他要是连女人的滋味都没尝过，就没了性命，人间真的多了一回大不公平。
　　一九七九年，他来我家看我，其时我从非洲回国休假。
　　他说起文化大革命，觉得其间有很多不好，但是突然间，乾坤逆转，光明和黑暗交换位置，照片和底片，都不对了，那，怎么解释这十多年呢？现在咬牙切齿说过去不好的人，当时，别当时了，半年前都干什么呢？还不是什么不好就干什么，比谁都干得欢！他们拉的屎一夜之间都成雪花膏了？
　　一个愿意以过多天真对待社会的人，一个死性，总想彻底弄明白是非的人，提出这许多问题，我无言以对。
我送他出来。我问他，你真这么想么？他站住脚，凝视着我，看得我有些不自然。他心里的话，不跟谁说，也会跟我说，他以小学加中学的同学加朋友的纯洁与真诚对我，我提的问题不好。我低下头，说，别这么想了，现在比过去好多了，是根本性的好转。
　　他说我是官员，跟我也拎弗清。不说了，以后再说，以后肯定再说。
　　我后悔，没有更多的时间和他多谈。
　　知道冯大兴叫糯米的，可能还有胡志强、王立宪。要不然只有我。
　　唤一声糯米，你的同学没忘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