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上海的街上花三块钱算了次命。对算命先生预测的未来我将信将疑，但他总结的我的过去确有属实之处，尤其是很小就离开故土这一条。的确，离开附校的那一天也就是我离开中国的那一天。那年我十六岁。父母在我上初中时先出国了，从那儿以后附校就是我的家，我因此很少感到孤独和惶恐。当我和附校的关系必须因出国而过早地中断的时候，我一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无可奈何。从那时起，十几年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找到过家的感觉。

　　记得刚住校时最伤心的就是星期一早晨。我把大人准备好的一罐咸菜放进书包，总是泪汪汪地走出家门，坐上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到学校。住校是一种约束。班主任，班干部，生活老师，人人都有权管我。再说犯了错误还有走校这一恶招儿等着，敢以身试法的真没几个了。有个男生为了给打碎的暖瓶换一个胆，在苏州街小卖部买不到，就擅自旷了晚自习到了更远的商店。班主任为此招集开班会，对这位同学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苏州街没有你就去魏公村？魏公村没有你上动物园？动物园没有你到王府井？王府井没有你坐火车上上海？上海没有你打机票去纽约？”类似这种及时整顿纪律的班会时有发生，并且经常占用课后时间,我最反感占用我宝贵的自由时间。但现在想来老师们都是很敬业的。有了他们的负责，也减轻了家长们的很多的负担。管理我们这些住校的孩子，老师们牺牲了自己很多课余时间，晚上还要抽出时间监督晚自习纪律。 初一住校时还有件涉及到个人利益的大事就是发校徽。为了督促大家用功学习，班主任宣布期中考试在规定线以上的才发给校徽。这一举措果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每个同学都盼着能戴上附校的校徽，它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让外面的人用羡慕的眼光来看我们。

　　在附校的四年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日子。那时的学习压力似乎没有现在的学生那么大。我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了打排球和看小说这两件事上。虽然我没有过任何班干部的头衔，但图书委员这个差事却是我一眼看中并积极争取来的。学校有个规模相当不错的图书馆，不完全开放，每班选出男女生各一名图书委员，每周带着同学们写好的书条到图书馆借书。工作之便使我有机会读了很多书，尤其是那些在家里被锁在柜子里的书。我还利用这个小小的职权对平时关系好的同学多加照顾，把抢手的书先给她们看，而对那些跟我有过不去的同学就谎称书已经被别的班借走了，因此可以想见特权在没有约束和监督的情形下会有什么后果。 关于附校的记忆都是由许多碎片组成的。每次的同学聚会像是再度拾起这些碎片掸掉上面的灰尘使它重新清晰。不知不觉近二十年已经流逝。尽管母校已不复存在，我感觉我的脚步依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因为人最终还是要有归宿的。

涂诚，女，1968年生。1980年初一入学，1984年退学移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法国INSEAD商学院MBA。现就职于美国诺华制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