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某年某月初夏。
　　烈日当头,灼热的空气从地面燃烧般地蒸腾起来。京郊昌平中越友好公社三合庄大队的一望无际的麦田里,硕大金黄的麦穗压得麦杆都弯下了腰。又是一个丰收年,只要夏收不出问题,多收个三五斗那是肯定的了。
　　我挥动着镰刀,唰唰地把麦子齐根割下,够了一抱,就扯起一束麦秸,熟练地打好捆。每当此时,我会直直腰,望望在后边跟进的“部下”---外附80届的英语班的学生们。这群十四五岁的孩子个个汗如雨下,细瘦的胳膊被麦芒刺得点点红斑,而后又被太阳晒得爆了皮。壮实点的像韩振城,韩永春君,还算跟得上,瘦弱的女生就落在了后面。但是,我敢说没有一个是偷懒耍滑,出工不出力的。麦子就这样一行行倒下了,麦捆一个个置于后面的麦茬地里。
　　太阳渐渐偏西,社员赶着马车过来了,马儿打着响鼻。于是装车,麦梱顶了天,用绳子刹好,摇晃着。后面跟着我们这支刚刚收工的队伍,尽管疲惫,每人怀里还抱着一大梱麦子顺便带到麦场里。负责指导我们的生产小队长开始以为这群城里孩子顶不了多大事,后来也惊异于我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向我啧啧称赞了。
　　夜间,麦场上。几只白炽灯泡悬在高高的木竿子上,照得周围如同白昼。等待脱粒的麦子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一台老得掉牙的脱粒机带着刺耳的噪音轰鸣着;马拉的石头碌碌在场上转着圈儿。进入夏收,割麦是在白天,打麦就是24小时不停了。每8小时一班,每个社员一天干两班16小时。累得七死八活,人睏马乏。有的刚在麦垛旁靠一靠就睡着了。队长一脚踢过去,骂声:“我踢死你个懒东西。”打盹的社员嘴里嘟囔着,揉揉眼,摇晃着又上了场。队长急得红着眼,社员累得贼死,但人人的心里都有着希望,那就是多收个三五斗。预分时能多分几个零花钱,面缸能多几斤白面。而我们呢,都知道这是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好机会。眼见人民公社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有谁能不为此欢欣鼓舞而想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呢。
　　蒙队长的信任,我们也和社员一样排上了夜班。脱粒机依然带着刺耳的噪音轰鸣着,负责操作的社员不断地往里塞进麦子,黄澄澄的麦粒哗哗的从下面流淌出来,麦楷喷出来落在远处的地上。我们的队伍面对面排成长长的两行,每人一把三齿木叉,负责把麦桔挑起来,以接力的方式传送到场边已经堆成了小山一样的麦楷垛上。“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这由贫下农发明的人力传送带硬是起了大作用。赵广智,张振京,李哲建......小伙子们个个不软,8个小时里不停地挥动木叉,重复一个单调的动作,今天你再试试。谁行?我呢,那时候正和英语老师王俊良一起向贫下中农学习,先蹲下来,让人把装好的200斤一包的麦子,立着搁在肩膀上,然后学着他们的样子,叫声“起”扛起来一溜小跑,装到马车上。
　　别以为麦收到此就万事大吉了,还有晒麦子这一关哪。农业科学术语叫做“干燥”。我们这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就曾被派到京昌公路的两边,把打好的麦子倒出来,薄薄地铺到马路上。不时地翻动一下,让太阳晒干。那时候汽车能走的道被挤成了窄窄的一条。司机们只能高声按着喇叭,慢慢地转动着车轮。想起来,这活儿不算累,可那时北京初夏的天气就是怪,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瞬飘来一块乌云,突然就下起雷阵雨来。夏收也叫“龙口夺粮”,所以,带队的社员十分警惕。一看乌云来了,立即大喊一声“雨来了”,于是,大家立即跳起来,归堆的归堆,装麻袋的装麻袋,盖苫布的盖苫布,一会儿就“坚壁清野”了。可那块乌云也许是跟你闹着玩儿,掉头飘到别处去了。于是一声“雨走了”,大家就揭苫布的揭苫布,开麻袋的开麻袋,摊麦子的摊麦子,又是一阵地乱忙活。就象那象抗日战争时“跑反”式的折腾。
　　还有一个插曲差点儿忘了。一天晚上队长忽然来找我商量,要我们明天提前起床出工去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他告诉我让学生每人准备一只尼龙袜,一条细绳和两根细木棍儿。我听了就象鲁肃应诸葛亮之邀去搞草船借箭一样,莫名其妙。直到最后才知道,是部分麦地里间种的玉米苗生了钻心虫,这虫子的习性是黎明时分出来,专吃玉米苗尖上的嫩叶,天一亮,它就钻进玉米苗的芯里,打药也没用了。队里没有足够的喷撒农药的器具。我们的任务就是用袜子筒装上农药粉,用小绳捆住袜子口,把袜子挂在木棍上,一只手象提着灯笼一样提着,悬在玉米苗上,而另一只手拿好木棍,敲打袜子筒,农药粉就可以喷撒到玉米苗上了。
　　贫下中农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命令。我佩服队长的智慧,立即召集班干部,紧急布置。次日,天色微明,土造喷药器都装备起来,队伍开赴除虫战场。每人一行玉米苗,实行地毯式喷洒,只听的一阵阵“噗噗”的敲打声,黄色的农药烟雾在柔弱的被钻心虫咬得零落的玉米苗顶上弥漫,浓烈农药味呛得人也咳嗽起来。
　　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第一场与钻心虫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那时候,谁也没有顾虑这有毒的农药可能会对健康造成的危害。当天,油印的宣传小报上立即刊发了哪位同学写的打油诗,记得开头第一句是:“钻心虫，你坏东西,......”下面的内容大概是战斗的过程和胜利后的得意心情吧。
　　与贫下中农一起, 经过这样的七死八活的共同战斗,麦收的战斗终于进入尾声,粗估比去年增产二成,多收个三五斗已经笃定。队长的脸也由阴转晴了。同学们也都为这到手的丰收感到欣慰和自豪,因为这丰收里也有我们的汗水。说话就是端午节,贫下中农们盼着结算和预分。我和赵广智等两位同学住的那家的大叔说,等预分的钱入了手,就割二斤肉解解馋,一起喝两盅。
　　结算很快就出来了。端午那天,见到队长,我试探着问“今年的预分比去年强吧?”队长一边用纸卷着那种叫“大炮”的烟,一边气愤地冒出了一句粗话:“强?强他妈的吊呀。”我谨慎细问缘由,队长说:“亩产倒是上去了,公社县里都满意。可化肥上得多,水浇得多,电也使得多,刨去这些增加的开支,预分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我听了情绪也跟着低落下来。回到住处,看到房东大叔正在院子里默默地摆弄着鱼网,我想他肯定比我更早就知道了预分的消息。便不提这事,问他弄网做什么?他说想到附近的一个窑坑里试试,看能不能弄几条小鱼。说着就出去了。
晚饭的时候,饭桌照例摆在院子里,没有预想的肉香,只是往日的贴饼子咸菜换成了白面馒头,另外还有一小盘寸把长的炸小鱼儿。大叔招呼我,倒上了半盅白酒,我没有推辞,喝了一口,陪着他欷嘘感叹起来。
　　次日,附校每年例行的学农活动结束了,我们在贫下中农的依依惜别中拔营回校。
　　回想往昔在附校的岁月,与各届同学一起,这样的深入农村,与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民父老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不知有过多少次,房山务滋,大兴魏善庄,昌平三合庄......,苦是苦了,累是累了,但收获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以当时的流行的政治语词而言之,是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了思想;以实际的感受而言之,每次下乡都会完善你的人性,加深你忧国忧民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回想,正是这种当时不可言说共同的感受,才使老师和学生在彼时彼地同甘共苦,比平时有了更多的理解,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建立了更深的感情,留下了更多的深刻记忆。不管是多收了三五斗,还是少收了三五斗。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鲁宝元
原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教师,教过小学,初中,高中语文。后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任中文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其间多次公派赴日本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汉语与中国文化》,《汉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