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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开“外附网站”的大门，就像再次见到初恋情人，心砰砰直跳，尘封多年的激情竟像打开闸门的洪流，奔泻而出……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当年读到老人家这句诗时，正在读外附，只觉得诗句很有气魄，对于世事沧桑却找不到什么感觉。如今，进到属于我们共有的网站家园，岂止是立刻找到了对这句诗的感觉，简直就是万般感慨。盯着一张张似曾熟识的脸，想找回当年的你，却又是那么困难，但正是这巨大的跳跃，把我一下带进那永难忘怀的金色年华……
1963年的和平门，天蓝蓝的，云白白的，风清清的，人透透的。9月1日，我跟着父母走进刚刚创建的外附的大门，那年我9岁。
这天阳光灿烂，有着青色花岗岩高大门柱的图书馆前空地上，数不清的戴着红领巾、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或花裙子的亮丽小朋友在走动、嬉戏。我羡慕地看着他们胳膊上的三道杠、两道杠，至少是一道杠，心里怯怯的，因为我一道杠也没有，更因为我知道这些小朋友都是各校考来的好学生，今后将与我一起学习、生活，心里有点不知所措。我生性腼腆，又不爱说话，只有默默地跟在大人后边，做着所有新生入学该做的事。
夜晚，我躺在窗边的床上，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听着屋外楼道里生活老师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心想，这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有点兴奋，又有点惆怅。
后来，从校长、老师口里，我逐渐知道了周总理与创建外附的关系；我们将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经过十年一贯制而进入大学的外事人才；学校全力以赴要将我们造就得出类拔萃，每周6天封闭式教育，外语环境，外教授课；细心搭配的营养餐，无微不至的生活老师……
这一切，都使我既陌生又新鲜。
这样的时光一共是三年，这三年，我生活得无忧无虑。虽然大家都是好学生，也体会不到现在我儿子上学那样的竞争压力。回想起来，甚至找不出一点儿阴暗。
一开学，梳着分头，脸颊红润的班主任王润丰老师就给我挂上了两道杠，让我当起了中队旗手。每次出旗敬礼都是我最风光的时候，小队鼓嗒拉嗒拉响成一片，同学们敬礼的小手肉树林子似的，我昂首挺胸，一脸严肃地从队伍中穿过，旁边还有两个漂亮女同学给我护旗。这一下，我自尊心大增。上课坐得倍儿直，字写得倍儿工整，红5分一片一片的。小时侯我一直也没想为什么王老师让我当旗手，大概我当时太老实、只适合干这个吧（我们班有几个特活泼的）；现在想想，也许老师见我名字特别--班上有10个叫“小（晓）”的，只有我一个叫
“大”--图个新鲜，也未可知。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可学校把我们宠得跟小贵族似的。肉少，外交部特意从内蒙打来一车黄羊。每天一进饭厅，羊膻味儿刺鼻。没吃过开始还新鲜，越往后就越受不了了。我从小不吃肥肉，不管什么肉，只吃瘦的。平常都是偷偷给金锋、胡晓义什么的。我不爱回答问题，怕说错丢面子。在外附7年，大概课上回答问题超不过10次。尤其小学时上算数课，年轻的鲁宝元老师脸一绷，我更不敢举手了。后来我当了老师，才知道年轻老师为什么爱绷脸。
我教的第一个班，学生才比我小三岁，又正赶上文革中期，你绷脸他还不听呢！也是，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年冯燕平老师为什么死气白赖让我去当老师呢？而且一当就是10年。不过有一点大变化我自己都没料到--我现在特爱说话，算算可能把外附7年没说的话全补上了还带拐弯儿。而且脸皮练得特厚，见多大官儿都敢侃。但一见到外附同学就又蔫儿了，大概潜意识里怵“娘家人”吧。
白天，我们和西班牙抵抗战士贝贝--我们的外教开玩笑，他好拍我们的头和屁股（只限男生），我们则捅咕他那浑圆的大肚子，但他从来不生气。为完美地遮挡他的肚子，他总穿一件极肥大的粗线毛衣，我们私下里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大麻袋。我们人前人后老这样叫他，有一次他悟出点儿门道，抓住一个小个儿的，大概是冯振吧，问：“Que
es ‘damadai
’(‘大麻袋’是啥)?”那时可能冯振还不知西语“大麻袋”怎么说，三扭两扭挣脱跑了。贝贝愣在那里，似乎生气了，可能他以为我们说了侮辱他的粗话。
晚上，等生活老师出去了，我们就开始窃窃私语。有一回，丁翊从家拿来一瓶辣萝卜干，分给我们每人几根，我们如获至宝，躲在被窝里大嚼特嚼，虽然辣得嘶哈嘶哈的，还是很兴奋。校友们知道，学校明令不准带零食，每天伙食都不错，但毕竟没有萝卜干、臭豆腐之类刺激。谁知，一吃还上瘾了，某晚，我们几个还拿个小瓶，偷偷跑出学校到北边小副食店买了5分钱的辣萝卜干回来。不知是哪位同学没分到萝卜干把我们出卖了，还是生活老师夜间查房，被宿舍里浓烈纯正的萝卜嗝、萝卜屁的气味熏翻，总之，我们被拿下了。王老师一本正地在课上开批，首当其冲是丁翊。丁翊蔫头搭脑站那儿不说话，王老师脸气得更红了，质问丁翊买萝卜干的钱哪儿来的，丁翊一下来了精神：“我妈给我的钢崩子！”（不是非法所得）。全班哄堂大笑，王老师嘴抿了几抿，还是没搂住，也扑哧一下笑了，紧张空气得以缓和，我们几个“从犯”也松了一口气。只有丁翊不知就里，嘴里还在喃喃：“就是我妈给的钢崩子。”大家又一次笑翻。此案便不了了之。
那时真是单纯，无忧无虑。我们除了一门心思学习，就是唱啊，跳啊，笑啊，玩儿啊。家里、学校，什么也不用我们操心。
一到星期六，就有不少家长来车接，后来，可能大家觉得束缚，到了四五年级，就开始结伴坐公共回家。这是我们最感惬意的经历。星期六中午吃完饭，我就和谷小洪、郑小强、李小平（有时还有别人加盟），一起上路。到了和平门，就上城墙，沿着断壁残垣，深一脚浅一脚，一路溜达到前门。
那时城墙下就是护城河，城墙北边也没什么高楼大厦。站在齐腰深的荒草里，当清风掠过，极目远眺蓝天白云下的老北京城，小小心灵竟也生出些许苍凉。走到前门的城门楼子，扶着箭垛子向南俯瞰，一条大街直通向永定门，城下车水马龙；北边是壮阔的天安门广场。城楼上风很大，我们的心也随着无穷多的燕子鸣叫着，掠过城楼顶，冲向天空，盘旋着，释放着柔情……
下得城来，我们穿过天安门广场，疾走到王府井金鱼胡同谷小洪家，进门就拉出他床底下的书箱，掏出一套一套的小人书就谁也顾不上谁了。什么《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什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沉浸其中，不能自拔。30年后，我看着我儿子坐在小板凳上津津有味地翻这些小人书，时常会想到我那时的幸福和满足。
恋恋不舍出得谷家，总是一丝幸福，一丝遗憾。走上王府井大街，每次都要拐进“王府井食品店”，买5分钱的糖炒栗子，再坐上4路无轨回家。当时钱真值钱，5分钱能从王府井吃到和平里。从和平门到和平里，这一路风光，一生难忘。
最得意的是1964年的那次乒乓球赛。我们年级（也就是全小学部）160人加老师围坐在宿舍楼后空场的大树荫下。该我上场了，我对俄语班的宋小同。空气格外激昂、格外紧张：5局3胜制，2∶2平，胜败系于我身！我头皮发麻，手冒凉汗，紧张得大脑一片空白。要输了，金锋、郝力田他们还不得把我吃了。我瞟了瞟已经站在乒乓案子对面的小白脸宋，深吸了一口气，假装硬气地上了场。出乎意料，除了第一盘开球后吃了他两个转儿后，就再也没吃他转儿，我信心大增，胜了第一盘。我班士气大振。再胜一盘，我班就是全年级也就是全校冠军。我求胜心切，连连失误，丢了一局。我又开始紧张，只好又深呼吸。第二盘偶然发现他吃左下旋，就是勉强接过来球也特高，我便在第三盘一开局连发了5个平生最转的左下旋！果然，个个接过来像“挑鸡子儿”，我一个都没客气，使出吃奶的力气重扣过去。也奇了，往常没这么高的命中率，这回却一个都没糟践：5∶0。我班连男生带女生就像疯了似的鼓掌狂吼，瞥一眼王老师，也抿不住嘴儿地偷着乐呢。就这5记重扣，奠定了胜局。后来，宋小同就像不会打球了似的，一败涂地。我估计当时是蒙了。我高比分拿下最后一局，一脑袋汗地走回班里，受到了英雄般的欢呼。当时的心情无以言表，按现在的说法，叫“帅呆了”。
几年前宋小同还没去美国时我碰到他，一下想起这场球，不过我没好意思提当年勇，虽然可能只是笑谈。看到这位老兄头发都有些花白了，心中无限感慨。
初次外语练兵是在外语学院的新年晚会上。12月31日傍晚，几辆大客车载着盛装的我们驶进北外的大门。身着伯爵、贵妇或吉卜赛服装的大哥哥大姐姐操着娴熟的外语在台上千姿百态，游刃有余，看得我们既羡慕又紧张。羡慕的是，何时我们才能说得这么流利；紧张的是，我们才学了几句呀，别让人笑话。台下是黑压压的大学生和老师，甚至不少外国人。我们列队来到台上。当小军鼓骤然响起，我们的紧张便荡然无存，激昂的旋律奏响了我们高亢的西语《7·26颂歌》和《团结就是力量》。这是节奏感很强的两支歌。我们越唱越激动，大礼堂穹顶回响着异常嘹亮的外语童音。掌声如潮。我们心潮澎湃，个个小脸儿红红的。此情此景犹在昨日，那铿锵的歌词至今竟还记得片段。通过掌声和下台以后观众的赞美，我们第一次得到老师以外的学外语人群的认可，心情不可谓不自豪。
三十八年过去了，尽管世态一再炎凉，命运一再坎坷，每想起我的外附童年，心中总会泛起无限的眷恋，一切便冰消雪融，内心水晶般纯净，似千帆竞过，又回到赖以休憩的宁静港湾。因此我感念和平门，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块净土。那里珍藏了我太多的感情。虽然童贞，却并不可笑。我以为她铸就了我们一代外附子女特殊的气质。当年有一句歌词这样唱道：“谁给我金色的童年，谁哺育我们成长？”我肯定地说，是和平门，是外附。
她又是我人生的基石。正是在这块基石上，我竖起了生活的风帆，鼓起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小船，跌跌撞撞一路驶到今天。外附网站的开通，使我终于找回到了梦里田园。
■小记：受网站大主编刘惠杰（上外附时我俩住一个院儿，记忆中我还领他上过一回学）之托，草就了这篇小文，惹校友们见笑，权当为网站凑数吧。有许多事是文字难以表达的，再说，那许多年过去，我校当年的无数俊男丽女都已风韵不在，可惜可叹，我这篇小文中之叙述料也难免与实情相左。故望文中得罪之同窗别拿在下的打趣在意（其实还有好多“隐私”没聊呢）。能引出诸位的谈兴才不枉我两整天的辛苦。
有受刺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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