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大兴是我们班已去世的4名同学之一。为死去的人写的文章，一般都叫“怀念XXX”。 冯大兴当时算是被“无产阶级专了政的”，按照我受的传统教育，这样的人不能怀念。
　　不能怀念，却也难以忘记。
　　在进入外语附校之前，我和冯大兴同在东大桥小学读书。他的姐姐冯大锦是我哥哥的同学，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我们同住在当时东郊的一个宿舍大院里，离和平门较远。我姐姐那时已在城里读高中，她周末来接我，有时把冯大兴顺便接走；有时他的家长也把我捎回去。
　　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记忆空白，直到我们77、78年相继考上了大学。80年秋天，我们法四班同学在北京八大处聚会，我和冯大兴都参加了。久别重逢，聊得非常尽兴。返回城里的公共汽车上，有人张罗买票，冯大兴说：“我有月票。” 下车后，他把月票掏出来给我看，诡秘地说：“GENERAL”。那是一张普通月票，不能乘坐从八大处返城的郊区车。
　　1981年，北京发生一起惊天大案。
　　在校大学生冯大兴，夜晚潜入西单新华书店行窃，被值更老人发现。为了摆脱追赶，他用随身携带的铁器将老人击伤致死。此案在全国影响震动很大，并引发了关于大学生思想教育问题的大讨论。我因为是冯大兴的老同学，成了批判会、讨论会、学习会的必到人物，被老师、辅导员、支部书记反复问着同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平时就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 这时，我回忆起了他违章乘车那件事。但我想他命案在身，可能不再需要思想改造了，我决定保持沉默。
　　此时，我姐姐已碾转流落到东北的一个城市，通过当地那么闭塞的媒介，她竟然知道了此案的全部，专门写了一封信，信中3个问号：冯大兴？我曾经接过的那个男孩儿？他为什么干这种事？
　　这个案子很快就宣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据我母亲讲，当天冯大兴的母亲还在上班。她们所能表示的最大的同情，就是劝她回家休息。但她没回去，默默地干完了全天的工作。只是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我才知道：这一天，她是多么难熬；这以后的日子，她是多么难熬……
　　冯大兴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循规蹈矩，但对新生的革命政权不乏热情。他们给1953年出生的女儿起名:冯大锦——锦绣河山；给1955年出生的儿子起名:冯大兴——兴无灭资。
　　现在的“新新人类”，当他们要超过谁、压过谁、盖过谁时，说的一句话是“灭了他”！
　　冯大兴——兴无灭资，这是不是他命运的一句谶语？！

　商尔佳
　1964年小三法语班
　现在北京安贞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