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

附中给我的三份“见面礼”

杨芳林

本来我们提前毕业是留在英语系任教的，事实上我们这些新教员已从四月开始就边接受师资培训边给一年级上课了。但在暑假快开始时,院领导（包括教务长李棣华）、系领导（包括总支书记石春来）找我和另几个人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说附中（1959年成立，仅有高中，1963年起因增加了初中和小学部而改称附校）需要老师，要我们不要考虑个人得失,不要考虑大学中学之别，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到附中工作去。还说：“我们不希望你们因教中学而影响业务水平的提高。过三两年与系里教师轮换，你们是第一批。你们尽管放心。”我们（至少我自己）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我们一直在学习争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文章，更因院系领导都亲口保证三两年轮换，再不愿去岂不是对党的领导不信任吗？再说到那时为止，被骗上当的次数还不多，我们还是真心相信领导的。在我们之后，英语系每年都有毕业生去附中（附校）工作，每年院、系领导都在他（她）们去之前如此这般地对他（她）们讲一通大道理，并一次又一次地主动许诺三两年轮换。

谁知一去附中二十多年，什么业务进修、三两年轮换，都见鬼去了。偶尔有人稍稍表示要求轮换的意思即被认为大逆不道，专业思想不巩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现在回过头来看，完全可以肯定：当院、系领导对你允诺、保证、说好听的时候，那必然是需要你的时候。一旦哄你上套，他们达到了目的，就忘掉了自己的诺言。或者确切地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准备兑现自己的诺言。欺骗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最方便、最有效的工作方法。

上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二十几年后，以敢说直话闻名于附校的我的好友和同事陈延福同志曾质问过我们那时的院教务长李棣华：“你们当初既然定了轮换，为什么不轮换？”请读者诸君猜一猜这位身为教务长的老干部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定是定了，没定死。” 难怪陈延福气愤之余对我说：“他说的是什么屁话？！这像共产党说的话吗？不是看他岁数大了，我真想扇他几个耳光子。共产党说话算话，外语学院共产党说话不算话！”对那些官僚们来说，“轮换”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事算得什么？的确不算什么。如果当时对我们说清楚，就是分配我们去附中（附校），不谈什么轮换的事，我们也会服从的。完全没有必要骗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我们党的威信不就是在一次又一次言而无信的过程中降低到如今可怕的地步了吗？所谓“信仰危机”不是由群众不信仰造成的，而是上下大小党政官僚们自己造成的。解铃还得系铃人，要想得到人民群众信任，就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群众的知心人，切不可跟群众耍心眼，更不可拿群众当傻子耍。这是后话，暂且不表，还是说说初到附中的一些情况。

有一句英谚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我初到附中开的可是个大大的坏头，那么它是否就意味着我将来在附中的工作已失败一半了呢？也许吧。开学前一星期新老教员们就都上班了。首先要开大会小会，进行政治学习。无论何时何地，政治永远要挂帅的。经过一个暑假，人们见面不免说说暑假见闻，领导也希望大家谈谈大好形势（什么时候都要谈大好形势，而且在毛领导下，总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也就随便聊聊回乡观感，说了一些诸如“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之类的套话。当然没敢提到喝大锅汤的事。可我不知怎么无意之中把在徐州车站见到的大批逃荒的盲流被用火车像装牲口似的遣送回原籍的情形说了出来。这下可替大好形势抹黑了。有关领导和部分群众旗帜鲜明地纷纷批驳我，说：“我们只看见城市干部们背着背包下乡，走上支农第一线，哪里有什么盲流、灾民？灾区人民的生活，党和政府早已安排好了，还用我们操心吗？说话要注意立场，看替谁说话。”我听了实在生气，说：“你们没看见的就是不存在？！那你们没去过北极，地球就没有北极了？”对我这当头一棒是附中赠我的第一份见面礼。

开学的第一个月是带学生到一农场劳动。具体工作是挖鱼塘。活儿很重，粮食定量每人一天一斤。要在以前，干这样的重活还不够一顿吃的。我们班男女生共三十几个，分三个小组吃饭，饭前由值日生用脸盆打回来并替每个人分好，然后坐在地上吃。在此之前，没人这么分过饭，毫无经验，不知一盆饭能盛几碗，有时盛着盛着就没有了。我和另一老师总是最后让值日生盛。所以我们常常吃不着，喝一碗米汤了事。活儿还是照样干，而且要大干，给学生做榜样。这种光喝点米汤的情况发生过不下四五次。到了二十多天的时候，我感到四肢无力，腿脚发胀，脚面一按一个小坑。农场的场长很关心，让那里的医生作了仔细检查，结果没查出什么病。劳动结束回校时脸也肿了，到医院查尿验血，都没问题。再过一个月，即十一月中旬，冬天到了，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多了起来，全社会都管这种病叫浮肿病。所以我实际是北外第一个得浮肿病的人，也可以说是北京第一批浮肿病人之一。浮肿病是附中给我的第二份见面礼。

我得了这个病，心里并不害怕，不过感到从未有过的懒，一天到晚、一夜到天亮老觉得饿，越来越没精神。疲乏极了但睡不好，甚至失眠。上文曾提到的故乡大荒年又总在我的心头罩上一层阴影，实际上，到这个时候我的家乡连大锅汤也没的喝了。公社、大队、小队干脆一粒粮食都没有了。外地来的救济粮也不再来了。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已几乎全部饿死。找人谈谈心吧，人家不一定理解，而且我也不敢实话实说，何必自找一顶污蔑新社会的帽子戴上？这一切交织在一起搞得我心烦意乱、情绪低落，本来我爱说爱笑，现在变得沉默寡言，不爱理人。我照常上课，我不愿同事们代课，增加他们的负担。而且我还不到不能上课的地步。再说又没有得个什么具体的病，怎么请病假？

就这样拖了一段时间。一天上午我们教工共青团支部的一位支委通知我：今天下午四点在东阶梯教室开全体支部大会。我准时到了会场。时任党支委兼团支部书记的xxx宣布开会，接着就说：“今天开会是帮助杨芳林检查错误思想，以及批判他不安心附中工作的思想，由于思想问题，他搞坏了身体。现在大家可以开始发言对他进行帮助、批评和批判。”这是我到附中后的第一次团支部大会（此前仅开过一两次团小组生活会），没想到这第一次大会就有如此强的斗争性，火药味那么浓。我略略环顾会场，出席会议的约二十多人。附中成立刚一年多，教员少，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绝大多数是团员。也就是说，这个会差不多等于全校教职工大会。我刚来不久，绝大多数人我不认识，相信他们也不会认识我。按会议主席的要求，有七八个与会者接二连三地发言，狠批我的错误（包括我曾说在回校途中见过大批盲流的错误，这个批评者事先肯定是有准备的），并说我身体不好完全是因为错误思想作怪，咎由自取。这时我不禁想起到附中后三个月里得到的两份“见面礼”，今天这第三份礼要比前两份的“情义”更深更重啊。

正在人们一个接一个滔滔不绝地发言时，坐在我旁边的柴君雄也举手要求发言。柴君雄和我在英语系同一年级学习四年，三年级下学期一起被调出来参加外交部翻译集训班学习了三个月，天天一起背单词，一起做口语练习，后又一起出去做翻译工作，四年级下学期又一起被提前调出教书，后又一起调来附中同一个教研组，又同住一个房间。小伙子上海人，仪表堂堂，聪明机灵，英语成绩突出地好。有人说他爱出风头，但我觉得他的特点是胸无城府，富有正义感，特爱说实话，好打抱不平。这时他大声说道：“我要求发言。我们同学几年，我最了解杨芳林。他根本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你们批评错了。杨芳林的确看见了大批盲流；我和他一道回家的，我也看见了。他的确有病，是劳动累病的，可从不请假，够能坚持的了。”他还要说下去，可是我的团员同事们打断了他的话，而且不约而同地开始把矛头转向他，开始对他进行批判。说他和我差不多，也不安心附中教学，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我相处没有原则性，常说怪话，这次会上跳出来包庇杨某人更是不识时务，胆大包天，竟敢和党团组织唱对台戏，必须好好检查，等等，等等。当然会议没法继续批判我了，主席xxx在结束会议前要我对大家的批评表态。我说：“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但你们根本不了解情况。对你们的批评我保留意见。”这次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不过以后再也没开过这样的会。

顺便告诉读者：我和这位老同学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他在附中教了一年书，1961年秋被调去积水潭医院当了英国医学专家洪若思的翻译。“文革”后调到经贸大学教书。后去新加坡一经济研究所做了几年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赴英留学，90年代至今一直往返于新加坡与美国之间，先后在这两国的几所大学当教授。他的学生们的母语都是英语，而且大多是总裁、大老板、总经理之类的角色，用英文向他们讲授经贸课程谈何容易。但我这位老同学硬是觉得工作起来相当舒服。最近他回国公干，我顺便向他介绍了咱们的外附网站，他说他一定会成为一名热心的读者，并说要抽空为校友文苑写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