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校学生的气质
解钢
我不只一次听互不相识的人对我说，你们附校出来的学生有种特殊的气质。这其中有我和我父母的领导和同事，也有和我交往不深的朋友。他们认识附校学生越多，这种感觉似乎就越强烈。可他们所指的气质究竟是什么？是人生观、性格、人格、作人的原则、还就是气质？我想了多年，最终想可能还是气质吧。可它究竟是什么呢？本来这也许应该是只能意会的现象，很难用文字表达，但我终于忍不住想试试。我想展示的不是某个单独的同学，而是在外人眼中附校学生作为整体的气质。我希望我写的内容能够得到附校同学们的认可。
附校学生的最主要的气质是正派，它包括正直、诚实、开朗和热情。在如今的社会中，这东西大概不值钱。但不管社会怎样变化，不管多少年没见面，附校同学的这种气质却一点都没有减少。我觉得我们这群人相信的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愿意做拉帮结伙、坑蒙拐骗、暗地伤人之事，也不屑与这类人共事，更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放眼我们同学中，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商人”，我过去的生意伙伴经常怨我做生意太大度，因此，我不是个好的生意人，也不会再做生意。我们同学中，同样没有真正的政客，将来恐怕也不会有。经了商的和当了官的同学，除非有某种特殊的机遇，否则恐怕也很难在商场和官场上有高精尖的作为。我不是咒他们，因为不管他们同意与否，这是我们的气质所决定的。
附校学生气质的另一面是活跃，它不仅表现在个人的多才多艺，更表现在不循规蹈矩和对新事物的尝试。大概是1971年6月，我们在农科院的试验田保留地夏收夏种，就是今天北三环红民村到双榆树路北一带，当年路边有个果脯厂，劳动的时候经常甜风阵阵。学校在地头设立了临时广播站，为劳动鼓劲。有很多同学投稿，其中有一首打油诗，表达的是当年必不可少的内容，用的却是学生的语言，我只记的其中一阕（且肯定不准确）：
身披泥衣不怕晒
脚蹬泥靴跑得快
五连同学真卖块儿（五连是我们年级当年的番号）
为了备战玩儿命拽（在稻田里拽横木平整土地，备战备荒为人民）
有的老师听了后说，除了“他妈的”，其他学生的词儿都用上了。附校当年的文艺宣传队、篮球队、排球队和田径队的水平，在当时的中学生当中，也应该是高水平的。
附校的学生善于学习和思考，这一特征在学校的时候就应该很明显。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复课后，附校的学习气氛比我们知道的周边其他学校要好得多。据我观察，附校学生的知识面相对其他学校的学生要宽得多。刚毕业时，我们在岳各庄的一个果园里劳动（今西四环六里桥西北一带），住在果园的宿舍里。冬天没有暖气，用火炉取暖。屋里很干，附校的一个女生提议在各屋的炉子上煮一大锅水，让蒸汽冒出来，这样屋里湿润一些。一个从其他学校分配来的学生大为感叹，说你们附中学生的知识何以如此渊博。这个例子不一定合适，因为这是太基本的常识，但上世纪70年代，附校学生的知识面明显大于其他学校的学生是不争事实。
我们都是学外语出身，在学校时，数理化等其他专业知识只属于第二位。随着改革开放，出国留学人员的增加，外语不再被认为是个专业，而只是门工具。我看附校的同学都较为成功地从事不同的专业，这一方面是生存的需要，但同时也表明我们附校学生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由此而生成的适应能力。
附校同学愿意助人为乐，比较抱团，能吃苦。总体而言，附校学生都有着不错的家庭条件，但却少有娇生惯养的。9岁离开父母住校过集体生活，本身就是很不简单的事。如今有多少父母愿意将9岁的孩子送去住校！从小就适应的集体生活培养了附校学生互助、谦让和（时髦话）团队精神。1970年冬天野营拉练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学校故意不让学生吃饱。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每天在寒天冻地之间背着背包翻山越岭几十里地，时不时地还要急行军，到达目的地后有时还要帮助修大寨田，真是饥寒交迫。有一天宿营在延庆的一个村里，听房东说，前几天有其他学校住同一村，同学之间为了争吃的，用菜刀将一个学生的四个手指剁掉了。这在附校是不可想象的事，我们再饿再渴也不会从同学嘴里夺食。我们也打架，也动过刀子，但那是对“有仇”的人，自己同学之间是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附校学生打架时心也齐，与和平门中学打架时，我们人数少，也没吃亏。
最后一点，附校同学组织纪律性强。多年的晨练，五一、十一天安门组字的队列训练和学校的管理造就了与我们年龄不相配的组织纪律性。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学校组织参观部队的高炮团，部队首长看我们的队列做得好，就让我们给部队的新兵做队列表演。如果我没有记错，那年我们也就是10、11岁。我相信直到今天，附校的学生处在任何行业中的任何岗位，我们的组织观念是同龄人比不了的，我甚至觉得我们作为成长在70年代的人的很多观念与成长在50年代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正派不迂腐，富贵不娇嫩；勤于学习思考，乐于帮友助人；调侃不失文雅，严肃不失幽默；入寒冬而不衰，出污泥而不染；兢兢业业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也许这些特征的结晶就构成了附校学生的气质。
但是，附校学生的这种气质也有它的局限。由于这种气质，我们更容易适应正规的管理和相对单纯的社会环境。一旦遇到心胸狭窄，以玩弄权术为荣，靠偷鸡摸狗为生的肖小之辈，我们会觉得很难适应。遗憾的是如今的社会这类人并不在少数，因此，有些职业不适合附校的学生。
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存在决定意识，附校学生特殊气质的存在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加以解释。
附校的历史大部分处在中国比较封闭的时期。它的教育是革命传统教育，其中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同时，附校的学生又是当时极少数能够接触外语和外界的孩子。文革前我们有外国教师；文革中，我们也能够收听BBC或美国之音，至少可以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这样特殊的环境对我们的气质的形成不言而喻。一方面，正统的革命教育要求我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遵守纪律、服从组织、政治上严格要求、争取加入少先队或共青团。另一方面，我们的外教给我们讲牛奶面包，示范刀叉的使用，介绍外国文化，教唱外国歌曲。即使我们那时候还很小，但有些烙印是不可磨灭的。
文化发展形成了语言，语言反过来又影响文化。我们从小学习外语，必然受到所学外语所代表的文化的影响。以我们年级为例，英、俄、西、法四个语种四个班，快毕业时，每个班的特点都不一样，而且都与所学的语言有某种联系。英语班比较豪率；俄语班比较保守；西语班比较浪荡；法语班比较书生，创造出诸如“红色泼妇”这样的经典。同时各班同学多年相处，都比较熟，相互间交往也多，不同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对其他班的同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多年的住校生活是这种气质形成的重要因素。附校是当年为数不多的寄宿制学校之一，它的生活是准军事化的。除了文革初期最乱的两年，我们都住校。不论是三九还是三伏，即使没有天安门组字的任务，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跑步或队列操练；吃饭要在教学楼下集合，唱着歌走进食堂。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激烈时，还经常搞夜间紧急集合，有时还要打背包。那时候，最怕的就是徐建伦老师的声音和他的哨子。有一次深夜紧急集合后，跑步到紫竹院公园，途中假设遇到空袭，在疏散隐蔽过程中，有位同学错将冰看成平地，一步跨进小河沟里，棉裤全湿透了。
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的老师都是出类拔萃的。当年在附校任教的各基础课老师都是从各学校挑出来的优秀教师。过去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即使中学毕业后，甚至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工作，也没有如今这样强烈的感受。我们的外语老师，都是外语学院的尖子学生，毕业后留在外院任教。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为了获得更多的教学经验，他们被派到附校。由于文化大革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再没能获得更好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一生。
我相信是这样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附校学生的特殊气质。
离开附校三十多年了。回顾这三十多年，我所有的经历无一例外都得益于附校对我的培养。我永远忘不了附校7年的生活。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入校第一天某些情景，我们排着队从宿舍到食堂去，家长们簇拥在食堂门口通道的两边，评论着学生们的高矮、长象；我也能回想起和平门校园里新楼边的操场、老楼下的银杏，办公楼里的医务室，二道门内的“卫生间”▲；我还非常怀念魏公村西院外厂洼大队用城市污水灌浇的菜园子，苏州街校门边为改善伙食我们经常光顾买大饼夹肉的小餐厅。我更忘不了谆谆教导的老师们：刚入校时的班主任、文革时，受了我们一肚子气的语文老师王淑兰；英语老师丁乃英、吴明亮、赵丽维、杨芳林、陈延福、邱雪艳；生活老师夏桂兰；语文老师陈宝英、杜伯元；算术老师孟庆萍；体育老师徐建伦；音乐老师林爱琼；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王唯群；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化学老师贾宝良。
附校学生的特殊气质不是时间长河中的必然，而是历史机遇的结果。我们应该感谢历史赋予我们的这种气质，它是我们的骄傲。虽然附校已经不存在了，但这种气质延续着附校的生命。它给了我们同学之间近乎永恒的友谊，是附校同学之间、同学和老师之间切不断的纽带，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价之宝。
2003年2月28日星期五
于北京
解钢
1964年9月1日入校英语班
1971年12月25日初中毕业
▲指进和平门校园的旧大门，过第二道门洞后左边的厕所。
本文得到本班同学胡文学、王瑞琪、李宪生的帮助，特此感谢！
编者按
刚入附校，老师提问，一片举手。很多海淀区来的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大声说，我跟前面谁谁讲的一样。着急要说出来，说的时候语气坚决、庄严，说完了，可痛快了，坐下。
人可能傻成这样么？
学习是一种领悟和发见。好象大家在全方位的标尺上，以自己的领悟和发见，四下里出击，扩大和深化集体的领悟和发见。说和前面的谁一样，甚至不能算是叫好的声音，是梁山泊的军师。
读了解钢的文章，忽然对海淀同学转变了看法。同意，当然可以说出来，而且不能计较表达方式。
解钢的诗我记得，他记不得了，我可以给他提示。
单德钧将大喇叭架在地头，激昂地朗诵这首诗，水田里连声喝彩。
1971年，像我们这样快乐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