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杰

 

附校在和平门的时候,学校寄宿制,管理严格,我们日常不能出学校大门,挨近大门便已是瓜田李下。只有星期六下午放学,才能见到大门以外的环境。

校门外的路称南新华街,南北走向,附校座西,对面偏北依次是实验小学和师大附中。附校的门是仿哥特式的柱门,实验和师大的大门都是深色镂空的铁架子,大牌子都是毛体。去过实验小学里面的操场,和实验的学生起开什么会。两军相遇,都抱着椅子,仔细打量对方,感觉实验的学生相貌鲜亮,比我们有统一的神气,我们放着胆子看人家,对方也没有敌意,好象比我们受的管教多,比我们规矩。

师大附中里面没有去过。

再向北,路东临近护城河的地方,有一家小饭馆,门脸宽不过三五步,漆成邮筒一般的绿色,卖老豆腐。五分钱一碗,少坐两站车,省四分钱,再添一分,就能稳稳当当地坐在这里吃一碗热乎乎的老豆腐。老豆腐在一口大酱色面的缸里,将近一米高,周遭围着带补丁的破棉褥子。卖老豆腐的老头儿收了钱,两手在油腻的靛蓝色的围裙上胡乱一把,揭开厚重的缸盖,用一个平铲,大弯腰,动作几下,盛出一满碗黄澄澄白花花的老豆腐,转身给浇上浓稠的牛肉卤,点上韭菜花,泼一勺酱豆腐汁儿。牛肉卤里几乎没有肉,偶尔见到一个牛肉丝,已是吃者的运气。

但是,这一碗老豆腐,全是无穷无尽的好滋味。

从家里回学校,走路西。和卖老豆腐的街对面,是一个低矮的小食品店,很旧,看不出颜色了。因为总是周日晚上返校,店里总是挤满了人,热气腾腾。外面的摊儿上,摆放着豆面酥糖、小儿酥、果丹皮、甘蔗一类,可以零买。小儿肯定是一分钱一块。买一块豆面酥,为吃着方便,专门给一张纸托着,记不得是两分五还是三分五了,下嘴的时候屏住呼吸,小心别呛着。后来有了牛奶糖,两分钱一块,三分钱两块。

一直听人讲,春节逛厂甸,一直以为是什么大老远的神圣地带,后来知道就在学校校门的南侧。 站在厂甸的路牌底下,不知道厂甸在哪里。便道没有三尺宽,路面也就是容得两辆公共汽车错车,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人声鼎沸,摩肩接踵,还能买到葵花子和五十个一串的糖葫芦。

坐车从这一段经过,闻得见路西“一得阁”墨汁厂里的墨味。墨味好比香水,近了并不好闻,远远地散漫在空间,让人想多闻却没有,想不闻却又婀娜着来了,好象个风情女人,才是人喜欢。看见工人在煤厂一样黑的房子里哗啦啦地倒腾玻璃墨水瓶,有的戴着口罩,知道他们对墨味的体会和我们都不相同。

“一得阁”往南,是“荣宝斋”

不觉得“荣宝斋”是个商店,新建筑,大玻璃,里面挺宽绰,说是商店,一天到晚没有顾客,说是机关,谁推门都可以进去。不管是商店还是机关,反正我们进到里面去,不会有人搭理。没人搭理很难受,我们就问价,说同志您这笔怎么这么贵呀?我们用的笔才一毛,您的笔一块多,哎,还有三块的,比我们一年的学费还多五毛。人家站得离我们远远的,送过来淡淡的话:笔不一样。我们问,怎么不一样?不都是笔么?我们一毛钱买的使了好几年了。大小反正一样。劳驾您拿出来看看。人家问,你们买么?我们说买不买,看看不行?人家转身到里面去了。我们嚷嚷,您服务态度怎么这样啊?毛主席说什么来着?我们说找意见薄,给他写上一条。意见薄没找着,里面闪出一条大汉,冲我们大声喊,手里好象还操着什么家伙。我们赶紧溜了出来。

中国书店往里,穿几个胡同,有“新中国电影院”,民国年间的建筑,电影院里有柱子。每两三个星期,我们排成两列纵队,手拉手,去“新中国”看电影。队列纪律是行军不能说话,但是回来的路上,全没了规矩,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刚看完的电影。看了《东方红》,谁也不知道里面“九一八”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就义吧”,唱的时候人挺悲壮的。有人不同意,说这和“去死吧”的意思相似。不怕死可以,可是不能大喊大叫地号召大家去死吧,图什么呢?喊“打死他”不更好么?有的说是“揪一把”,可能是方言,拯救民族的意思。可是,揪一把,是揪一把棉花,还是揪一把花秸呢,方言里也不这么说。有人说是“揪尾巴”,顿时引起一片嘘声。十一二岁的孩子,困惑了。好象当时老师也不知道“九一八”是什么。这倒也不奇怪,即便是三十几年后的今天,问过几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仍然不知道“九一八”是什么,问过几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和四十几岁的老师,也仍然不知道二战时中日宣战是哪一年。

看完电影,天色便晚了,四下里小饭馆多,窜出葱姜爆油炝锅的香。我们肚子里的所有机件一下子积极活动了起来,走得快了。

后来,知道葱姜炝锅之香是识别人类中华文化同志之香,无论在旧金山的唐人街,或是巴黎的意大利门,还是在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北面的船上,亦或是赫尔辛基的鱼码头,都是一个味儿。一次,在汉堡郊区,晚了,一起的人嘟嘟囔囔,好象再不吃中国饭马上就死似的,正困难地商量着,葱姜炝锅的香隐约而来,那是一种十分熟悉的沁人心脾的暖香。我们闻见味,好象鲁滨逊看见了船。这次找到的中国餐馆虽然意外,却非常出色,饱吃了一顿,一个日照厨子给包的韭黄猪肉饺子加洋河大曲。

琉璃厂再往南,是虎坊桥,襟珠市口,带骡马市,一片繁华。

1969年挖防空洞的时候,晚上加班发加班费,一个班一毛几分钱和四两粮票。拿了加班费,到虎坊桥东南的小吃店吃夜宵。无非是馄饨和元宵。十几岁的孩子,食量大,一口气吃十八个元宵,不觉得吃了什么。吃完了,意犹未尽,肚子没填满,口袋却空了,想也是白想,只好悻悻地离开。

将近四十年过去,景物变了很多,也好象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的一条路。坐公共汽车的人仍然和我们当年一样挤车,一团人粘在车门口,到处是向前挣扎着的手。

听说车上的扒手多了几十倍。

如果没有北京现在的地铁,北京的旅游界还多有一个吃老祖宗的五星级旅游景点,中国的墨客骚人和新新人类还多有一个自然聚会的场所,联合国教科文还可以省却讨论、列名一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这是人类当时尚存的最高最大最长最古老最完整最壮观的都城城墙。

学校绝对禁止我们爬城墙,爬上城墙要具备一些精神,选择一些政治可靠的伙伴。

北京的城墙好高呵。

站在城墙上,记不得全看见什么了。

有两处景物却是记得清清楚楚。一是故宫,这样金碧辉煌的一片,整个城市过了水似的,清楚却灰蒙蒙的,惟有故宫,金子一样地闪光,像是天外之物。二是西山,原来山离我们这么近,几乎能看见山上都有什么,恨不得跑几步就到了。

墙没了,回忆没了依托,永远地飘扬在回忆中。

 

2003年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