谆谆的教诲 亲切的指导
——记与叶圣陶先生的一些交往
鲁宝元
各位同学也许还记得，在附中的语文课上学过的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那是一篇描写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小说，字里行间渗透的对农民的深切同情。是当时我所爱教的一篇课文。叶圣陶先生是现当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我从80年代初和先生相识，到他到80年代末去世，其间书信往还，并曾多次亲聆他的教诲，至今一想起来就感动不已。
冒昧的请教信
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 思想解运动悄然兴起的时侯。当时, 我在外附担任语文教师的工作。那时最难教的要数语文课了。课本仍是文革版, 几乎大半是毛主席著作与党的领导人的讲话, 文学作品就只有鲁迅的小说和散文了。 语文课等同于政治课。学生不爱学,老师也教不去。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 当时的语文教学界也活跃起来, 纷纷呼吁改革语文教学,要求重新编写语文教科书。我自然也痛切地感觉到改革的必要。恰好当时的北外为了外语教学的需要, 进口了一些国家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翻阅之后，觉得介绍出来或许对中国的语文教学有所启发，于是就联络了日语的戴天鸣、英语的丁往道、法语的柳正琛、德语的朱章才、俄语的祝孝陶等几位老师，收集、翻译了一些资料，由我执笔成文，把研究结果发表在各个语文教学的杂志上。没有想到，这些文章在当时语文教学界受到了很大欢迎。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会提出要我办个专刊，集中介绍国外语文教学的情况。这使我进一步想到，除了介绍外国语文教学的情况之外, 还应该以国外的先进经验为参考, 找出中国语文教学的弊病,提出进行改革的主张。
于是我们想到了叶圣陶先生。先生早年做过小学、师范学校和大学的语文教师,编写过语文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 他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参与了许多语文教学方针政策的制订和教科书编写工作。是语文教学界最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因此很想听听他的意见。
1980年2月，我和柳正琛老师冒昧地给叶圣陶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所进行的外国语文教学研究的情况,
并向他提出我们关于语文教学改革的全面主张, 请他指教。记得信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简单介绍了我们对外国语文教学进行研究的情况；接着对照中国语文教学的现状指出弊病；最后提出我们关于中国语文教学的几项主张。一是要明确语文学科的性质和教学目的。我们认为, 语文课是语言、文学课而不是思想教育课，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母语 进行听说读写活动的能力。二是教科书课文的选编不能以政治性文章为主, 教科书除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外, 还应该编入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文章。三是写作教学要注重实用性, 除了让学生练习写一些文学性的文章之外,
还应指导学生写一些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和小论文之类的实用性文章。四是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应重视听和说的教学、培养学生讨论、讲演等口头表达能力。
文化大革命中叶圣陶先生曾被迫隐居, 当时复出不久, 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很多,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时间考虑我们提出的问题。但出乎意料的是信发出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得到了叶圣陶先生的亲笔回信。我小心地剪开信封，两页信纸上写满了苍劲有力的大字。信的内容是：
宝元、正琛二位同志惠鉴:
你们二位代表很多位老师给我的信已经接读。
来信中谈的我国中学语文课本和语文教学的四点, 我看了高兴极了。有的意思我也曾想过，有些意思我没想到，使我得到启发，咱们还没见过面，已经是心心相通的好朋友了。
外国语文跟我国语文完全不同,可就教语文和编辑语文课本的目的和方法而言，不妨看看外国人是怎么考虑的。看看当然不是照抄，拿来做借鉴却是有好处的。什么叫借鉴，就是拿它当镜子，照见自己是俏还是村，俏呢，俏得怎么样，村呢，村到何种程度。
如今有关语文教学的刊物可谓盛极一时了，我没有做过统计，仿佛大中城市出的不少，有些县分也有。你们出的《外国语文教学通讯》在这么多的刊物中别开生面，来一面镜子，不说别人光说我，我是乐于阅读的。
匆匆奉复，顺请
教安。
叶圣陶一月廿七日
拜读叶老的回信, 我和几位老师都很高兴。作为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的叶圣陶先生并不因为我们是普通教师而不屑一顾 , 而是充分肯定我们的工作 ,支持我们的主张把我们当成心心相印的朋友来对待。怎么能不让我们深深感动呢。我们当即回信，表示要把我们的工作继续下去, 并筹备专刊发表研究成果。以此为契机, 我开始了和叶老的交往。
礼貌语言座谈会和礼貌语言手册的编写
我与叶圣陶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语言学会主持的礼貌语言座谈会上。
文化大革命, 中国社会的动乱持续了十数年。 影响到人们的语言生活, 就是假话、大话、空话、脏话泛滥, 以至进入
80 年代初, 社会的语言生活仍然很不正常。 1980 年初, 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 会长张志公决定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举行一个关于提倡使用礼貌语言的座谈会,
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改变社会上语言运用方面的混乱状态。叶圣陶先生作为学会的顾问出席了会议。同时出席会议的记得还有文艺界代表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 传播媒介的代表著名广播员夏青,
工商界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张秉贵等人, 当时我兼任着学会的秘书, 秘书长张寿康先生要我作为教师代表与会发言, 因此在座谈会上我见到了叶圣陶先生。记得当时叶老就坐在我斜对面主席位置上,
那时他虽已是 86 岁的高龄, 但精神健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条银白色的微微向两边垂下的长眉和唇上一道同样银白色的胡须, 显出一派慈祥温厚的气派, 让人一见顿生敬佩之心。
先生第一个发言, 一口带苏州味的普通话, 一句一顿, 清楚明了。先生主张, 使用礼貌语必须做到“诚于中而形于外”, 他解释说“诚于中”就是要从内心尊重对方
,“形于外 ”就是语言表达要有礼貌。只有对人的充分尊重, 语言表达才有可能做到文明礼貌。他批评某些领导人作报告常常用无主语的命令句, 一开口就是:“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他诙谐地建议, 应该把上面的话加上主语，改成 “咱们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做报告的人也包括在内, 听众就会觉得亲切得多。 批评的矛头, 很明显是指向不尊重普通群众的社会现象和那些喜欢支配群众的官僚。先生的发言不长,
但一针见血, 与会的人听了都点头称是。我的发言是最后一个, 我想先生是注意到了我是那位给他写过信的热心语文教学改革的晚辈。
会后,我和学会的人送他出门 ,我才和先生打招呼, 先生握住我的手再次肯定地说,“你们对国外语文教学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时间匆促, 没有来得及多谈什么,但我那时深深地感到, 叶圣陶先生已经不仅是我心中景仰的偶像, 而且是一个我可以接触的可敬的真实存在了。
北京语言学会召开的礼貌语言座谈会引起了社会的很大反响,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都发了消息。美国和日本的几家外国通讯社也报道说:“北京的一群语言学者聚会,
批评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社会语言污染问题, 并得到官方的支持。” 国内外的反应使我们很受鼓舞。会后不久, 我们几位秘书和学会的领导议论, 既然社会舆论如此赞成提倡礼貌语言, 何不由学会编一本关于礼貌语言的书,
作为群众学习的范本呢。大家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于是组成了编写小组。我那时正好要给叶圣陶先生送整理后的发言稿, 于是就又附了一封信,
告诉他学会要编写礼貌语言一书的事, 顺便征求他的意见。叶圣陶先生得知此事之后,就给我回了信。
宝元同志惠鉴 :
来书诵悉。承告将编写礼貌语言教材,其分类及实地调查之办法,我皆赞同。
此编务须使览者明晓, 所谓礼貌语言并非虚文俗套, 人与人相处，盖本当如此。所谓诚 于中而形于外, 果能认真待人接物,
出言吐语当力求适当, 使对方闻而愉悦舒服。
此编自必多举例语，似可就例语酌取数例加上说明，使读者知道，照此说法为什么好, 如果换一个不礼貌的说法为什么不好。这样说明可以使读者“隅反”，足下以为可行否。
匆匆奉复，即问
近佳。
叶圣陶十月七日
叶圣陶先生的来信, 给编写组很大鼓舞, 编写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编写的方法是先把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交际场景罗列出来, 然后把各场景中常用的礼貌用语以对话的形式编入其中,
必要的地方加一些说明, 参加者分工编写, 进程也很快。讨论初稿时, 中央宣传部也派员来参加, 说是中央决定将次年二月定为 “全国文明礼貌月”要我们快点把这本书赶出来，作为运动的学习材料。事关重大, 书稿很快就完成交了北京出版社。
1981年2月, 中国的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 各传媒一起宣传文明礼貌, 连载和播放我们编写的书稿。同时这本定名为《礼貌和礼貌语言》的自色封面的小册子,
也成批地摆上了各地书店的柜台, 各单位又公费成批地买来发给职工。星期日到父母兄弟家,只见他们人人都从单位领回了这本书, 翻开前两页,赫然地印着叶圣陶先生给我的那封信。只是为了宣传的需要删去了收信人我的名字。当时我真没想到这件事, 会弄得这么“轰轰烈烈”。
现在回想起编写《礼貌和礼貌语言》一书的事, 觉得当时我们那些搞语言的人确实有点书生气,
以为靠一本书就可以规范社会的语言生活或靠宣传运动就能解决问题。但回想起叶圣陶支持我们的信, 却觉得他比我们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的信里一再 强调 “诚于中 ” 才能
“形于外”要做到说话讲礼貌, 最根本的是要真诚待人, 要讲道德。他的着眼点是提倡人人都要以诚待人, 提高道德水平, 这样出言吐语自然文明礼貌,
而用不着人为地去强制。
新语文教材编写方案的设计与新语文教材的编写
为适应广大语文教师强烈要求改革的形势 ,1980 年11月，教育部决定召开一个全国性的语文教科书改革会议。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各地区语文教师代表参加。讨论文化大革命后新语文教科书的编写问题。
叶圣陶、王力、吕叔湘、吴伯萧、等许多专家学者到会指导。我也有幸应邀参加会议, 给我的任务是向会议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关于国外语文教科书的研究报告,
同时设计一个新编语文教材的方案供会议讨论。开会前的几个月我几乎是日夜兼程地做准备工作, 终于完成了一个有六万多字的报告,又苦心思虑, 设计了一个新教科书的编写方案。记得我的那个编写方案有这样几个部分: 一、语文学科的性质 ； 二 、语文教学的目的和要求。这两部分的基本内容与我给叶圣陶先生的第一封谈语文教学改革的信中所提到的主张相同。三、 新语文教科书的结构体系和编写方法。在这一项中, 我主张新教科书的结构体系应以系统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和学习一定的语法知识为目的, 编排阅读、写作、听与说 、语法知识等四种课文。从纵的方面看, 各种课文自成体系, 分别培养学生各种语言能力；从横的方面看,
各类课文相互配合, 有利于各种语言能力的全面提高。新教科书的练习设计要力求做到科学化、多样化, 以改变语文教学单纯由教师讲授的传统方法。我对自己的编写方案没有把握,
所以在开会前, 就把方案寄给了叶圣陶先生, 征求他的意见。叶圣陶先生仔细审阅了我的方案, 于会议期间给我写了回信。
宝元同志 :
尊拟《新编语文教材方案》此刻看过一遍。我对第一段“性质与教学目的”
我都深表同意。
针对第一段、第二段 “任务和要求 ” 中似可提出 “作听人讲话的笔录或摘要来练习“听”, 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来练习说 。 平时要注意“听”和“说”，无论在校内校外, 同学互勉, 师生互勉
( 师不仅是语文教师, 大家要说健康纯洁的话。
我这点意思大稿第七页已经提到。
四种教材编在一本书里, 每种教材应注意的各点我也同意。
课文都要站得住,没有病句,没有空泛的话。四种教材都要如此。这一层最难办到。选用现成的材料, 往往感到不能满意。
还要编入一些反面教材, 训练学生的辨别力。
简略奉复，即问
近佳。
叶圣陶 于十一月五日傍晚
接到叶圣陶先生的信, 我深为感动。叶老在新中国建立以前, 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任职期间, 就编辑过多种语文教科书, 新中国建立以后,又主持过几种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在编辑过程中做过许多改革的尝试,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我的这个不成熟的编写计划, 把写作训练和听说训练都作为教材编人教科书内
, 与他过去所编教科书体系有很大不同, 简直是班门弄斧。 但叶圣陶先生却从社会的发展变化出发, 支持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新探索, 肯定了我的方案, 使我信心倍增。
这次教材改革会议叶圣陶先生因为忙于国事,只是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指出讨论编写新语文教科书的方案不难, 难的是扎扎实实,
一课一课地把教科书编出来, 鼓励大家把新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做好。此后的会议讨论得很热烈, 我的方案也是 引人注目的方案之一
, 听到不少宝贵的意见。
出于一个语文教师对社会对学生的责任心, 同时也由于叶圣陶先生这样的语文教育界老前辈的鼓励, 此后数年间, 我卷人了繁重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1981年到1984 年参加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初中语文读写分科的实验语文课本的编写工作。1986
年到 1988 年又参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从初中到高中通用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有幸的是, 在编写这些教科书时, 我又多次亲聆听叶圣陶先生的指导。记得 1982年初, 开始编写读写分科实验语文教科书时,
我去叶圣陶先生在东四七条的寓所拜访, 他亲切地询问了教科书编写的进程和实验的效果, 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他还修改我们送去的初稿,
逐字逐句地审阅, 然后把修改意见用另外一张纸一条一条写出来。如某行某字用得不当, 应改为某字。某页某句语意不清, 应该换一种说法。批改得精细备致。后来我们从先生给朋友的信中得知,
其实那时他的目力已极不好, 戴着眼镜再用放大镜看字仍然不清楚, 写字就更难, 因为看不清笔画, 常常不得不反复审视。工作时间一长就
头疼。我们知道以后, 都感到歉疚不安, 请他终止这件事。我至今珍存着他两页改稿的手迹, 因为这里倾注着他的心血。
在叶圣陶先生的关怀指导下, 我们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两部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新教科书虽然还有许多地方不能尽如人意,
但比起过去文选式的教科书仍给人一种新的感觉。对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发挥了作用。
进入 80 年代中期, 叶圣陶先生被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副主席、政务繁忙, 又因为上了年纪, 身体健康情况已不如从前。知道这些以后,
我们一些受过他指导的晚辈都自觉地不去打扰他。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作为普通教师的朋友。1985 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卷本的教育论集。他就特意签了名寄给我们。收到他的赠书, 看到包纸上写的寄信人名字 “叶圣陶 ”三个大字, 真是无比感动。连包纸也小心地珍藏起来。
1988 年初，从朋友那里听到叶圣陶先生身体欠安的消息, 很为先生担心。记得是春节前一天的晚上, 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广播, 屏幕忽然映出先生的一幅照片, 广播员报道说先生因病医治无效
, 己于当日逝世, 享年91岁。看着屏幕上映出的先生慈祥和善的面容, 回想起先生对我的关怀和指导, 不禁悲从中来, 潸然泪下。此后中央政府为先生在八宝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作为一般教师的我，不能去为他老人家送行。那一天我小心地拿出他给我的几封手书, 默默念诵、以寄托我的哀思。
我比叶圣陶先生晚生了半个世纪，但却有幸得到了他的特别的指导和关心。这可以说是罕有的缘分。如今他去世已经15年了，但时间愈久，对于先生的思念愈加强烈。我将永远珍惜这缘分，并以先生为榜样，力求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为民众，为社会尽自己的一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