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百草园》

 

忻学庆

 

《百草园》

上高中时，有一本学生刊物《百草园》。那时候的语文老师鲁宝元刚进入国家文学委，对文学有着特别的热情，极力鼓励学生出版刊物。

于是在众多学生刊物中，就有了《百草园》。《百草园》名字源自鲁迅的杂文，请了当时人大的一著名教授刊头题字。我和几个同学组成编辑部。

鲁老师当时好象是领导，特批了正对楼梯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当“工作室”。这里是编辑部，又是照排中心、印刷厂、装订车间，还是发行部，除了没有广告部，媒体运作的全流程几乎都集中在了这间小屋。我们几个人分头组稿，约稿，译文，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原创作品”。工作间一应俱全，钢笔、蜡纸、油墨、印刷板、印刷机。出刊的时候，工作室里好不热闹，当伴随着浓重的油墨味，新鲜出炉的《百草园》出版印刷装订完成后，那种感觉绝对是……酷。

    出版《百草园》，记得最清楚的是和责任编辑对排版风格的激烈争执；最高兴的是将第一期出版的《百草园》拿到人大文学系那位老教授那里，得到了充分肯定；最遗憾的是当时的编辑里后来没有出一个文学家，哪怕是一个专职的名编辑也好呀……

首先想到《百草园》的原因，是现在我作着一个《财经时报》服务周刊。之所以在没有任何媒体经验的情况下，迅速地熟悉报纸编排并得到普遍认可，肯定得益于编辑《百草园》的经历。    

足球队

    中国队世界杯出线了。想念我那帮“外附足球队”的哥们儿。

    米卢倡导快乐足球其实不新鲜，我们那时候快乐足球，没用外人教导。说是自发快乐足球，绝无半点掺假。因为“外附足球队”根本就是自发的。外附没有成立过正规的足球队，没有过足球教练，没有过正规足球队服，足球场倒是正规的却从来没有划过正规的线。

   “外附足球队”，靠的是一拨儿打心眼里喜欢踢足球的孩子自发组成的。他们没有专用的训练球，用的是押扣学生证在器材室、从而长时间有“球”可踢。他们没有特定的时间场地可以专门用来训练，只能每天早晨六七点钟逐个敲房门早练。他们没有正规的比赛安排，到处约球，就成了足球队员的责任。

   “外附足球队”最辉煌的战绩是战胜“八一中学队”。

八一中学是北京市足球重点学校，是向专业足球队输送人才的基地。比赛那天是个下午。到了足球场，空无一人，过了好长时间，裁判先到了(记忆里好象是唯一一次有裁判的比赛)，裁判等得不耐烦，自己去叫了“八一中学队”的队员。队员出来时还揉着睡眼，穿着全套整齐划一的运动服。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们的队服是我临时向体育老师借的，并答应踢完这场球马上还回去，而且这是一套田径训练服，没有护腿板没有长统袜，足球鞋是自备的，颜色都不一样，只有刚从墨西哥回来的于毅有一双 “拐子”。

    八一中学队根本没有夹我们，但“外附队”不软，开场不久就2：0领先，于毅的过人和进球让半专业的对手也无计可施。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的后半时，八一中学队急了，教练开始对场上队员大喊大叫，队员冲撞也开始猛烈起来。记得那是初冬，人一倒地就要挫伤。最后结果我们以2：1取胜。尽管骑车回校的路上队员们互相展示的是受伤的部位，但心里的感觉是美滋滋的。

那时候我们痴迷足球，最好看的球是我们找来黑油漆按国外画报的样式画上去的。那时候的梦想是上大学后进入中国大学生队。

那时候我们是快乐的。

    红莓儿花

   “静静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正值我心爱”。

多好听的歌。但是，对于已步入中年的我们，它唤起的是一段灰色的浪漫记忆。

那个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在发生着变化，一切都是很朦胧。清楚地记得那时一对高年级的男女生，因为谈恋爱而受到记大过处分，而对外公布的原因是公开唱黄色歌曲。那个男同学是学校排球好手，我们很为他惋惜。有一天我们几个低年级同学上四楼高年级班上去玩，第一次听到了他们唱《红莓花儿开》，太好听了。然而不几天，里听说遭处分所指的黄色歌曲就是《红莓花儿开》。

过了一二年，《红莓花儿开》选入了《中外民歌200首》，唱遍了大江南北。

那时有意思的事还有许多，男同学以穿白边懒汉鞋为时尚，女同学以穿(平跟)皮鞋为荣，而这一切均遭到老师的批判。女生烫的一种被学校指称为“无缝钢管头”的发型而上了全校大会，等等等等。

附校让人能够产生回想的还有许多。地震期间仍然留住学校的学生组织的“敢死队”；粉碎四人帮后横贯长安街的庆祝游行；长途拉练走至万国公墓的共产主义教育课；校园内学工的车间和刨，铁床；西校墙外学农时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学校东北角猪圈母猪生下小猎仔时的喜悦……

附校1988年消失了，附校网站的建立将对外附的感觉再生。

 

 

忻学庆

1975年小三入校，英语班

现在北京软件协会金融分会工作

xinxueqing@sina.com

联系电话：65075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