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鹰眼
毕淑敏
我生在新疆伊宁，但那座白杨之城摇动的树叶，没给我留下丝毫音响的记忆。我出生时是深秋，等不及第二年新芽吐绿，就在襁褓中随父母跋山涉水，调到北京。我上学时成绩很好，一直当班主席、大队长。全体少先队员集合的时候，我要站在队伍前面，向大队辅导员汇报情况，接受指示……
现在看来，那不过是一个孩子头，但这个位置，塑造了我的性格，使我对夸奖和荣耀这类事，像打了小儿麻痹疫苗一般，有强韧的抵抗力。人幼年的时候，受过艰苦和磨难固然重要，但尝过出人头地的滋味也很可贵。也许有人会种下追逐名利的根苗，但也有人会因了这锻炼，对眩目的光环，有了淡漠它藐视它的定力。
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每天受的教育就是长大了做红色外交官。学校很难考，听说几百人当中才取一名，在30多年以前反帝反修的日子，只有根正苗红品学兼优的孩子，才有希望进入这个狭小高贵的圈子。本来我对父母的地位挺自豪的，看到同学家长的照片经常在报纸上出现，这才认识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虚荣心平和了许多。大队长当不上了，只分了我一名中队学习委员。不过我挺开心，多少年来过着管人的日子，现在被人所管，真是轻松。上课不必喊起立，下课不必多做值日，时不时也可扮个鬼脸耍个小脾气，比以前众目睽睽下以身作则的严谨日子，自在多了。当了学习委员，学习必得上游，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母亲保存着一张我那时的成绩单，所有科目都是5分，唯有作文的期末得分是4。记得考试时不但发下厚厚的一叠试卷，把平日的作文簿也发下来，老师说此次考试不出新题目了，每人参照以前的作业，拣一篇写得不好的作文，重写一遍，只要有进步，就算及格。同学们欢呼雷动，考场里恐怖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我无所谓地打开簿子，一翻下来，很是惊慌。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不知改写哪一篇好，眼看着同学们唰唰动笔，只得胡乱点了一篇，重新写来。老师后来对我说，写得尚可，只是同以前相比，并不见明显进步，故给你个4。我挺服气的，那一篇真是不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兴起，我父母贫农出身，青年从军，没受到什么冲击。
我出身不错，但不是一个好红卫兵。一看到别人把挺好的东西烧了，就心疼，也没敢打过人，主要是胆小。有人说我革命不彻底，抄家的时候，不让我到屋里去，只让呆在院里警戒。被看管的人说，想上厕所了。我说，去呗。那人说，你不跟着了？我说，厕所那么臭，我才不去呢，你自个儿快去快回吧。那人说，我不敢去，要是叫别的红卫兵看见了，说我是偷跑。我没法，只好捏着鼻子陪他到街上的公共厕所。头领路过，见我柱着木枪，愁眉苦脸地站在公厕门口，问你这是给谁站岗？我说有一个让我看着的人正在方便。头领大惊道，你一个小女孩半夜三更独自呆在这里，就不怕他一下子窜出来，把你给害了？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的小同志！我毛骨悚然，结巴着说那他要上厕所，我怎么办哪？头领说，让他拉在裤子里好了……正说着，那个“坏分子”出来了，很和气地一个劲地感谢我，我就用眼光瞟着头领，意思是也没他说的那么危险。头领对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认定了我的不可救药。其实我只是无法想象不让别人上厕所一直憋下去的情形，觉得那太可怕了。再以后，分配抄家任务的时候，连岗也不让我站了，只让我去看看电话印个战报。
久久不上课，也是很无聊的事。学校建于本世纪初叶的古典楼房，雕花的栏杆和木制的楼梯，还有像水龙头一般复杂的黄铜窗户插销，都用一种久远渊博的宁静，招呼着我们。学校图书馆开馆闹革命，允许借毒草，条件是每看一本，必得写出一篇大批判文章。我在光线晦暗的书架里辗转反侧，连借带偷，每次都夹带着众多的书蹒跚走出，沉重得像个孕妇。偷的好处是可以白看书，不必交批判稿，就像买东西的时候顺手牵羊不必付钱。写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你明明觉得大师的作品美仑美奂，却非要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真是倒霉透顶。我一边写一边对着天空祷告：亲爱的大师们，对不起啊，为了能更多地读你们的书，我只好胡说啦！你们既然写出了那么好的书，塑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的人物，就一定肯原谅我的没骨气……
大伙抢着看我的书，但不帮我写文章，看得又慢，急得我抓耳挠腮，顾不得同学情谊，索性把她们看了一半的书夺下，还了图书馆，以便开始下一轮的夹带。大伙不干，罚我把没看完的部分讲出来。于是每天晚上，北京城南一所古老楼房里，一个女孩给一群女孩复述着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笔下优美沉重的故事……
1969年2月我从学校应征入伍，分配到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卫生员。“阿里”这个地名在地图上是没有的，一个标为“狮泉河”的小镇，代表了这片面积35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我在那支高原部队度过了11年，是那里最初也是最后的唯一一个女兵班的副班长。
从京城的优裕生活，一下子坠落到祖国最边远的不毛之地（当然从海拔的角度来说是上升了，阿里的平均海拔超过了5000米），我的灵魂和肌体都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我被西藏高原博大精深的深邃高远震骇住了。在我短暂的16岁年华里，不知道除了喧嚣鼎沸的城市，还有这样冷峻严酷的雪域。这座星球凝固成固体时的模样，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未曾染过任何文明的霜尘。它无言，但是无往而不胜，它与天同高与地同寿。和它永恒的所在相比，人类多么渺小。
每座山都不同。我骑着马到牧区送医送药，用眼光抚摸着阳光下雪山温热的脊背，心想也许从来没有人类的目光思索过它们，它们屹立着，亿万斯年。它们诞生的时候，我也许只是一段氨基酸的片段，但此刻我已幻化成人，骄傲地命名着这座雄伟傲岸的峰峦。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又是多么宝贵啊。
有人说宇宙观也叫做世界观，我想它们大不同。当你在城市和文明之中的时候，可以坚定不移地认为，宇宙就是世界。但宇宙实在是一个比世界大无数倍的概念，它们之间是绝不可以划等号的。通过信息和文字，你可以了解世界，但你只有亲身膜拜大自然，你才能体验到什么是宇宙。西藏这块地球上最高的土地，把一种对于宇宙和人自身的思考，用冰雪和缺氧的形式，灌输给每一个抵达它的高度的头脑。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来说，这种置换几乎是一种重生。迫使她在花季的年龄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死亡，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因为死亡与她摩肩接踵，举案齐眉。
我看到过太多的死亡，以至于我有的时候，都为自己的依然活着感觉不好意思。在那里，死亡几乎是一种必然，活着倒是某种偶然的幸运了。在面临一切的生死思虑面前，我在未及成年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苍老不堪。我已悟完死亡的真谛，愈发感到需善待生命，努力完成生命给予我的缘分。
我是一个很用功的卫生员，病人都说我技术不错态度好。这样，我很快入团入党，到了1971年推荐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上军医大学的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举荐了我。一位领导私下对我说，把用不着的书精简一下，过几天有车下山的时候，你就跟着走了，省得到时候抓瞎。
我并没有开始收拾东西，除了士兵应发的被褥和一本卫生员教材，我一无所有，可以在接到命令半小时之内，携带全部家当赶到任何地方去。
几天过去了，又几天过去了。我终于没有等到收拾东西的消息，另外一个男卫生员搭车下了山，到上海去念大学。我甚至没去打听变故是为什么，很久之后才知道，在最后决策的会议上，一位参加者小声说了一句，你们谁能保证毕淑敏在军医大学不找对象，3年以后还能回到阿里？一时会场静寂，是啊，没有人能保证。假如她真的不再回来，雪域高原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个培训名额，待学业有成时就不知便宜了哪方热土。给我递消息的人说，当时也曾有人反驳，说她反正也嫁不到国外去，真要是那样了，就算为别的部队培养人才吧。这话被窗外呼啸的风雪吞噬，缈无痕迹。边陲需要尽可能多的青春与献身，这是凌驾一切的先决。
我安静地接受这一现实，依旧每天平和地挑着水桶，到狮泉河畔的井边去挑水（河旁的水位比较浅），供病人用。我已经从山的永恒，意识到人的无奈，你只能顺从规律，接受事实。挑水很累，要整整8担水，才可灌满供病人洗漱的大汽油桶。女孩其实是不用亲自挑水的，虽然那是卫生员必需的功课。只要一个踌躇的眼神一声轻微的叹息，绝不乏英勇的志愿者。高原部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使女孩确知自己的优势，明白可以颐指气使。只要你愿意，几乎能够得到一切。我都是独自把汽油桶挑满，就像当年完成家庭作业。在高原上，我很悠闲地挑着满满两大桶水安静地走着，换肩的时候十分轻巧，不会让一滴水泼洒出来。我不喜欢那种一溜小跑逃窜的姿势，虽说在扁担弹动的瞬间，会比较轻松，但那举止太不祥和了。我不想让人看到窘急后过来帮忙。
在我的有生之年，凡是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都不会假以他人。这不但是一种自尊，而且是一种对别人的尊重。如果凭自己的努力，已无法完成这一工作，我就会放弃。我并不认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是一种非常良好的生活状态，它过于夸大人的主观作用，太注重最后的结局了。在一切时候，我们只能顺从自然。
开始学做卫生员，没有正规的课堂，几乎像小木匠学徒一样，由老医生手把手地教。惊心动魄的解剖课，其真实与惨烈，任何大学不能比。记得有一个肝癌牧人故去，老医生对我们说，走，去看看真正的恶性肿瘤。牧人的家属重生不重死，他们把亲人的遗体托付给金珠玛米，活着的人赶着羊群逶迤而去。金珠玛米们把尸体安放在担架上，抬上汽车，向人迹绝踪的山顶开去，将在那里的尸身剖开，引来秃鹫，实施土法的天葬。
那是我第一次与死人相距咫尺，我昨天还给他化验过血，此刻它却随着车轮的每一次颠簸，像一段朽木在白单子底下滚动。离山顶还有很远，路已到尽头，汽车再无法向前。我们把担架抬下来，高举着他，向山顶攀去。老医生问，你抬前架还是后架？我想想说，后面吧。因为抬前面的人负有使命，需决定哪一座峰峦才是这白布下的灵魂，最后的安歇之地，我实在没有经验。
灵魂是一种有着负重量的物质，它离了，人体反而滞重。我艰难地高擎担架，在攀登的路上竭力保持平衡。尸体冰凉的脚趾隔着被单颤动着，坚硬的指甲鸟喙一样点着我的面颊。片刻不敢大意，我紧盯着前方人的步伐。倘若他一个失手，肝癌牧人非得滑坐在我的肩膀上。
山好高啊，累得我几乎想和担架上躺着的人交换位置。我说，秃鹫已经在天上绕圈子了，再不把死人放下，会把我们都当成祭品的。
老医生沉着地说，只有到了最高的山上，才能让死者的灵魂飞翔。我们既然受人之托，切不可偷工减料。终于到了伸手可触天之眉的地方，担架放下，老医生把白单子掀开，把牧羊人铺在砂石上，如一块门板样周正，锋利的手术刀口反射着阳光，簌然划下……
他像拎土豆一般把布满肿瘤的肝脏提出腹腔，仔细地用皮尺量它的周径，用刀柄敲着肿物，倾听它核心处混沌的声响，一边惋惜地叹道，忘了把炊事班的秤拿来，这么大的癌块，罕见啊……
群鹰在头顶上愤怒地盘旋着，它们是被血腥气召集而来的，翅膀扇起阳光的温热。望着牧人安然的面庞，他的耳垂上还有我昨日化验时扎下的针眼，粘着我贴上去的棉丝。因为病的折磨，他瘦得像一张纸。尽管当时我把刺血针调到最轻薄的一档，还是几乎将耳朵打穿。凝血机制已彻底崩溃，牧羊人稀薄的血液红线似的无休无止流淌……我使劲用棉球堵也无用，枕巾成了湿淋淋的红布。他看出我的无措，安宁地说，我身上红水很多，你尽管用小玻璃瓶瓶灌灌去好了，我已用不到它……
面对苍凉旷远的高原，俯冲而下乜视的鹰眼，散乱山之巅的病态脏器和牧羊人表皮层永恒的笑容，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什么叫作生命。
在一个人非常年轻的时候洞彻生死，实在是一种大悲哀，但你无法拒绝。这份冰雪铸成的礼物，我只有终生保存，直至重返生命另外形态的那一天。
我终于凭着自己的努力上了学，依旧门门功课优异，这对我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成了一名军医，后来，结婚生子。到了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我从北京奶奶家寄来的照片上，发现孩子因为没有母亲的照料，有明显的佝偻病态。我找到阿里军分区的司令员，对他说，作为一名军人，为了祖国，我已忠诚地戍边十数年。现在，我想回家了，为我的儿子去尽职责。司令员沉吟了许久说，阿里很苦，军人们都想回家，但你的理由打动了我。你是一名好医生，幸亏你不是一个男孩子，不然，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你走的。
我回到北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学烹调，学编织，学着做孩子的棉裤和培养开花或是不开花的草木…… 我极力想纳入安宁女人的模式，甚至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发的绿豆芽雪白肥胖，自给有余外，还可支援同事的饭桌，大伙说可以到自由市场摆个地摊啦！
只有我自己知道，经过冰雪冻结过的血液，虽已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中融化，但有一些坚硬的颗粒始终不安地漂浮着，旋转着，撞击我的心脏。某种很本质的东西发生过，永不消失。在寒冷的高处，有山和士兵，有牧羊人和鹰呼唤着我，既然我到达过地球上最险峻的雪域，它就将一种无以言传的使命强加于我。
我开始做准备，读大量的文学书，上电大的中文系…… 对于一个生活安定的女医生来说，实有不务正业之嫌，我几乎是在半地下的状态做这些事，幸好我的家人给予我深长的理解和支持。筹备的过程挺长，大约用了一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的时间，初见成效时，我已人到中年。
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正好我值夜班，没有紧急病人。日光灯下铺开一张纸，开始了我第一篇小说的写作，题目叫《昆仑殇》。
关于以后的创作，好像就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我按部就班地努力写着，尽量做得好一些。只要自觉尽了力，也就心安，并不十分在意最终的结局。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假如没有意外，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认真地生活和写作，以回答生命的厚爱。当我写作第一篇作品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现在依然。
毕淑敏
1965年初中入校，俄语班。现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
1969年至1980年在西藏阿里部队11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共发表作品约200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
主要作品有《昆仑殇》、《红处方》、《血玲珑》、《毕淑敏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