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高扬
刘惠杰
接到一封信，落款是昌平县一个什么乡的后街38号。我看了半天信皮,看不明白。
信的署名高铁，我不认识。这人自称是高扬的表弟，说高扬被送进了临终关怀医院，高扬住院之前嚎啕一场，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永远靠得住的铁哥们儿，就是我，去医院的事，无论如何要通知我。信的背后是医院位置的示意图。
我顿时脑袋大了,脑袋里忽忽地生青烟。
没人这么抬举过我。
高扬是附校初三法的校友，后来是二十年前和我一起留学巴黎大学的同学。他是经贸部派出的干部，1977年我们回国后各奔东西，从未见过面，听说他在雅温得喀麦隆使馆商务处常驻过，见过一张他拥着老婆的照片。四十岁多岁的人，怎么一下子住进了临终关怀医院了呢？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看不见可以不管，看见了知道了不管，良知上就要给自己有个交代，要不然一辈子都是负担，活不好了。而且看见了，也有和没看见不一样的想法。尤其是面对这样信任的话，话的份量这么重，又出自一个将死的同学的口。
想了想，二十年不曾谋面，无论如何自己不是高扬唯一的铁哥们儿。那几年，和高扬关系比较近的有谁呢？想了半天，好象有很多人。高扬性格直爽，不喜欢阴谋诡计，只要他愿意，谁都能和他接近，他特别不喜欢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铁哥们儿有更多的涵义。想不起具体有谁。这么想着，忽然发现高扬在女同学里的朋友更多一些。
晚上，邵玉兰（高扬在西安外院的同学）打来电话。说起高扬，嘘吁叹息了一回。当年在巴黎上学，我们几个一起相聚的时候比较多，也愤世嫉俗，也为国家的命运喝醉过酒。
邵玉兰在巴黎的宿舍临环城路，1975年，中国人没见过那么多汽车，晚上轰轰地吵得睡不着。高扬听说，自报奋勇，和她换房，说他当年在西北当工人，守着涡轮机睡觉，没人叫醒不了。
邵玉兰说，既如此，去医院看看吧，所谓临终，就是说没有多少时间了呗，别等到最后，就没意思了。我听着，有些动情。两人当下约好了去医院。邵玉兰问是不是叫上别人？我说约谁都成，你说。邵玉兰又想了想，说了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教授。问我想起谁了？我说就咱们吧。我没脑子想那么远的过去的事。
第二天，我拿着示意图，到达清河，盘绕了好几圈，一次次把车停下来，打听这家临终关怀医院在什么地方。问了几个人，没人知道。又回到了清河边上。白色的垃圾袋挂在灌木从的梢上，迎风摇来摇去，好象用过的大大小小的避孕套。城里人的肮脏不表现在城里，任意倾泄在自己的周围。城市人最早的虚荣当开始于此。我把这感觉跟邵玉兰说了，邵玉兰没说话，半晌，说要是避孕套，个头不小，中国人有希望了。我觉得很多人看问题比我有深度。
我明白这当然不如找一家饭店容易，可是图上标明了这个地方，怎么就没有呢？我又拦下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叫着大哥，他说，你背后不就是医院的山墙么？我后脊梁一阵发冷。
临终医院死一般寂静。挺开阔挺干净的院子，没有人，没有车，没有动静。
一般的医院里，人充满了康复和生还的希望，死亡只是在很隐蔽的角落，医院经常是一个热闹的公共场所，我去过北京儿童医院，如文化大革命年代春节前夕的百货大楼。临终，贴近死亡。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在这里走向死亡，每天都在发生着死亡，必死无疑了吧，其实医院与坟墓已经一般无异。
病房里，一个青年站起身迎接我们，我猜是高铁了。他的样子跟我想象的差不多，一个有文化的乡下人。他问是不是惠哥？我很少被人这么称呼，感到有些异样。病床跟前，站着一对耄耋老人，自我介绍说是高扬的父母。我上前握手，自我介绍说是高扬的同学，称呼高司长，说认识几十年，才见面。他们正在喂高扬大虾，用番茄汁做的，红不刺拉的，说高扬能吃，一斤多大虾吃得不剩一个。
高扬瘦得很像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他躺在床上，见了我，扭过头笑，露出过多的眼白。二十年没见面了，我当年的很少一点儿英俊肯定全没了痕迹。他能一下认出我，我有些感动。我赶上前一步，大声问，你能不能坐起来？然后贴近高扬的身体搀扶。高扬挣扎着浑身的骨头，自己和自己较劲，显得很沉重，身上长期发酵的臭熏得我一阵晕旋。
坐起来，依偎在我身上，高扬舒服，也可能累了，闭上眼。睁开眼，他发现了邵玉兰，脸上露出诡秘的笑，用手指指，又指指。邵玉兰走到近前，高扬用手背轻抚了她的手，有些明显的色情。
高扬患的是小脑萎缩症，遗传病，支配身体行动的脑细胞不可遏制地衰化，神志却清楚，听力没问题，对我的问话可以发出呜呜噜噜的声响，表示是与否。他愿意表达更多，却不能够。我凝神望着他，一时间感到没有必要说什么。高扬在这样的注视下有些不自在，苦笑了一下。我发现他的牙床已经开始萎缩了。
进来一个护理员，摸样很像坐在马路沿子找活儿干的外地青年，不同的是穿了一件白大褂。他端着一只搪瓷缸子。我说，有药吃就好。护理员说不吃药，是咖啡，这个医院里从创建以来只有高扬一个人喝咖啡，每天上午都要喝。
高司长夫妇随护理员一起出去办手续。
高铁悄声说高扬不愿意在这里。我说那是。周围都是将死的人，每天在生死的门槛上转悠，而且肯定只能进去不能出来，能活两个月的人在这儿活不了一个月。高扬听见我说话，一个劲儿摇晃脑袋。
我背过身，问高铁，要是接出去怎么办？
高铁说就是找不到人看护，高扬不能行动，大小便失禁，吃一顿饭要一个多小时，现在刷牙也要半个小时，每天早晚刷牙。我对高扬说，你他妈刷牙刷半个小时，你练刷牙呢！高扬冲我竖起大拇指，得意地笑。高铁继续说，原来照看高扬的是他亲婶，在北京呆了两年多，也回山东了。我问高铁，钱的事你别管，你能照看他么？高铁说他和别人一起办着一个汽车修理行。他见我不作声，说高扬很有生活的信心，前几天要登征婚启事。我的思想停顿了一刻，才明白这话的意思，觉得不对，这还不如太监娶妻，有些忒离谱。高铁说他也觉着不行，可逼着让去，真的为这事儿去了一趟电视台，认真地跟人家说了，也说了新社会，不一样了，什么的。人家进里面研究了一回，最后说不成。挺客气的，但是说不成。我说，操，还没办，怎么就说不成？
邵玉兰往高铁手里塞了几张钞票，撅着肥大的屁股祝词。高扬笑着收下了。
我问高铁，高扬还想要什么？高铁说想要个电脑，手写不了字了，可以敲打。
高扬卧床以后，曾经给几家报刊撰搞，收集起来也能有一大摞，附校出来的人，文笔不坏。当然是越写越短。写得短，不是他的问题。有的写，却是他的出色了。他能在完全残废、生命无望的状态中，在几乎完全脱离社会生活的状况下持续地写出东西发表，一般人做不到。
病房外，高司长和新妻一直默默地站立着，听我们说到微机，赶紧冲我摆手。我上前问高扬病情如何发展。高司长说和高扬几年前故去的妈妈一样，过一段时间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萎缩，都要出现问题，脊椎也会有事儿，要插管子维持生命，从插上管子到结束还有一段时间。
高扬手术过四次，把脑袋锯开，每次手术完后，病情都会恶化。有的病有治，有的病没治，全不由人，折腾什么也没用。延长生命，有的时候，是在延长巨大的痛苦，不过是心里明白，不敢说明白。
从医院出来，我下台阶的时候走神，崴了脚，我立住，稳了稳神，又原地转了两圈，好象没什么大事。阳光灿烂。我四下里看，好象到处都是幽灵。怨不得这里头静。上车往回走，我半晌不说话，心里一阵难过，突然眼泪扑扑簌簌地往下流。
人真无能，永远找不到一个好的结束生命的方式，就不能平平常常地一笑，大家再见了，再会，BY，CHIAO，什么的，轻松地死，不难过自己，不影响别人。偏偏无一例外，都是让人伤心的场面。几十年如一日有什么难的，二十年前的高扬不就是昨天么？
我大声问邵玉兰，你说，他也用不上，要女人干什么？邵玉兰想了想，说，他成天一个人，有人陪着当然好，要不日子太难过了。我眯起眼睛，说，那大可以不是一个女人。邵玉兰说，他看着女人自己有精神。我想了想，说，你对，他还是有一个女人好。邵玉兰说，只要有这么一个心甘情愿的女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高扬就能多活一阵子，没准还能成为人间温暖一类的社会新闻。我说，女人自虐的挺多。邵玉兰说，各有各的活法，子非鱼。我说，别误会，我是夸你们呢。过了一会儿，我又说，现在高扬不在乎社会新闻，连不上。
北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车多了，而且是最能污染空气的车最多，好象专门放这些屁股冒黑烟的车出来，施行什么报复。在这个有着谦虚谨慎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开车的人几乎没有任何谦让，汽车好象老是成心不回家，在马路上没事儿找事儿，好象换一个地方非得憋死。我看着前面你争我抢的情景，骂骂咧咧。
我转回头，仔细端详邵玉兰，端详了一会儿，说你的手好看，红嫩有光泽，骨头少肉多，听说手好看的女人都是好女人。邵玉兰往后闪了闪身体，半天，说，你上辈子肯定是个屠户。
两个星期以后，邵玉兰打电话告诉我高扬去世了，感冒不治。那家临终关怀医院里，病人的住院时间一般不超过两个月。丧事已经办完了。她赶到医院的时候，正往外拉尸体。她听说没有追悼会，拉去就烧，也就没跟着去。
刘惠杰
1965年入学，小四，法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