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刊词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把在外语附校的几年，当成生命中的一段灿烂时光。

我们记得，进了学校的二道门，迎面矗立着一座钟，连座高丈余，钟座周遭镌刻着民国年间为民主而呐喊而牺牲的几十个志士仁人的姓名。钟西侧，几株紫藤萝，遮掩着一个不高的青石台座，台上可容三五个人悠闲憩息。古藤繁茂，比红螺寺的略小些，仲春初夏，庭院里弥漫花馨。再往西，高耸两棵直挺的银杏，树冠婆娑，两树之间搭起一根木梁，扯起银幕，我们在这里看电影。

一九六五年，乐育堂住了上百个男生。撒尿用白色细蓝边的搪瓷尿桶，高及膝上。规定熄灯后一小时内不能撒尿。十岁的孩子，有的当然憋不住，潜至尿桶，尿起来虽在黑暗中却不能隐蔽，敲打在空桶里，叮叮当当地响。响声仿佛巴甫洛夫信号，引发了撒尿的群众运动，不时有人匆匆穿行于双层床之间。生活老师突然出现，开灯，明晃晃地照亮大厅，正在行事的被抓现行，响声顿失澎湃，刚完事归位的鼾声如雷，心中狂喜。

我们有过骄傲。

挖防空洞，二十天的土方工程，我们用了七天。在工地上面带微笑如神仙嬉戏，早上爬不起床。没有人鼓动，鼓动讨嫌，是对我们的大不敬，干活儿好是我们的本来，不能干活儿的，干活儿不拼力的，别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开始理解集体的强大内在力量。

去亦庄劳动，农民们扬着鞭子，深夜赶着十几辆胶皮轱辘大车送我们回北京。他们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学生，吃苦，劳动出活儿，没麻烦，懂事，规矩，都才十五岁，一个个大人模样，他们感动了。现在知道，感动农民，多么不容易。

去军营参观队列，回来被老师一顿臭骂，骂我们不虚心，骂得我们不明不白。六月天飞雪。我们的不是，顶多是观看的时候没精神，轮到自己上场顿时有了精神。我们比当兵的队列好多了，连歌都比他们吼得村野。老师不见忏悔，变本加厉，吊着嗓门继续骂。我们只有沉默，由他痛快吧。最后老师自己憋不住，笑了，他知道他不公平，他心中也彻底地在为我们自豪。

老师和我们，最后成了朋友，他们坚信我们是好样的。

同学之间，不论什么性格，什么出身，不论什么能力水平，什么经济水平，最后也成了朋友。

我们有过共同奋发进步的几年。

这几年，深刻作用着我们的当时和我们的后来。

我们感谢老师，没有特别约束我们，给了我们轻风细雨，给了我们中国文化的淳朴，给了我们肯定和鼓励。我们的老师，是楷模。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样，不全是老师教的。

我们这样，可能来自于我们的父辈，可能来自于我们的兄妹，可能来自于我们之间的交流和撞击，可能来自于我们对于社会和国家的理解。

我们没有以为自己天生高贵，因为我们不会这样特别愚蠢地以为。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很好，起码应该比一般好。就像学会了烧一手好菜的厨子，在任何地方，这一手好菜不为人中卑怯，在任何地方，都会让我们的周围和我们自己受益。

我们同学也有遗憾。最大的遗憾，绝对是当时的男女关系，界限太重，男女同学对着说话间隔至少一米半还侧着脸不敢正眼看，不然，我们的感情生活会更完整，好多的人生大事提前就办了。

办《和平门》，可能就是想让我们记着，附校的骄傲肯定会不断地延续地振作我们，给我们的生活增加色彩、温柔、启迪和内容。

《和平门》是一个关起门，没事儿偷着乐的文学类刊物。所谓关起门，非乾隆年间的门户封闭。外语附校存在二十多年，有人两千余，外附人的爱人，的子女，的父辈，的七大姑八大姨，的朋友，的集体伙伴，加起来，将形成一个编辑、作者、读者、网民、站主各种不同位置颠三倒四混淆不清的广阔天地。

仅是我们的想法不约而同，《和平门》将是世界上最好的刊物。

总归，凡外附人，都是《和平门》义不容辞的主人。

给刊物命名，从来左右为难，叫个狗剩儿，还是叫个巧姐？其实名字只是字面上能让人接受的一个标记。没有在和平门呆过的，别闷闷不乐，君就只当是填个籍贯吧。

《和平门》是一九六五年小四的几个同学鼓捣着弄起来的，之前之后的事我们不明白，有很多不好克服的局限，我们死活拿不出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腔调，更拿不出为人师表的威风。

凡事总得有人起头儿，起不好可以再起，就别怪我们了。不改骚性的人，说我们，“待到山花烂漫时……”

就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