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九

 

大学毕业前后

杨芳林

 

翻译集训班

1959年6月,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大庆的翻译任务,外交部要成立一个大型的翻译集训班,学员是北大、北外外语应届毕业生和北外的三年级部分政治表现和外语成绩都较好(当时称为又红又专)的学生。我当时在英语系三年级,很荣幸地被选中参加了集训班,学习时间三个多月。老师则全部由北外各系水平较高的教员担任。领导则是国务院外办,廖承志是总头头,直接抓这项工作。我们听了很多重要报告,大开了眼界。集训班的学习任务很重,人家四年级、五年级应届毕业生都感到非常吃力,我们三年级更是够戗,简直累得喘不过气来。一天一本讲义,有一阵子每天要记好几百个各方面的单词,今天不记,明天就是上千。明天再不记,后天就累计一千几百个生词了。一天到晚除了听报告,就是背单词、背句型、背说法、背各项政策的译文,还要和同班搭档练习口语,有些同学说梦话也是背单词。但为了胜任国庆翻译任务,我们从没有任何怨言。回想起来,急记、死记还是有用的,我当时记住了绝大部分需要记住的东西,而且至今不忘。那时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带来的“自然灾害”已经开始降临中国人的头上(但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我们得到通知:为节约开支,国庆邀请外宾的人数减半。我们本来都要留在北京做接待工作的,这下北京不需这么多翻译了,很多人就要到外地去。我和另几个其他语种的同学被分到重庆(后又到成都)。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直到十二月中才返回学校。

回校后我总结了三条,向领导作了汇报:

一是外事工作实在不容易。既要做翻译,又要当领导的耳目,天天汇报到深夜,省市有关领导抽完支烟也说不了几句话,最后谁官大,谁说了算,每次指示的内容几乎都是怎么对付某些爱提“不友好”问题的外宾,明天晚上再来汇报。翻译必须死死记住外宾所提的种种问题并记住中方接待人员或翻译自己是如何回答的。这比我在集训班记几千单词难多了。

二是那里的人民公社让外宾参观影响不好——房子差劲,孩子们样子都不太健康,大人们极少说话。公社领导对外宾说农民生活怎么提高了,实际并非如此。应该找好一点的人家、好一点的公社让外宾们看。(其实我哪里知道那些住户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别的地方、别的人家更糟。)

三是市面不景气,到哪里都要有粮票才能吃饭。(后来每当我回忆起这点,总感到万分惭愧:那时北京供应还好,吃饭不要粮票,我们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听主席话,好好改造思想。哪里知道很多省市早就吃饭要粮票了。我老家虽在农村,但家里没人会写信,偶尔请人代笔,也只对我说全家平安而已,所以我对农村的苦难知之甚少。)还好,学校领导对我的汇报并没有批评或批判。听完就算了。

 

                 提前毕业  回乡探亲

从我们年级起,学制由四年改为五年。可到了1960年我四年级下学期,因系里师资不足,需要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提前毕业当教师。领导征求我意见时,我一口答应可以提前。为什么我这样干脆呢?因为我要拿那几十块钱工资,去接济我那远在家乡忍饥受冻的年迈的祖父母、父母和年幼的弟弟。那时我已经知道全国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了。既然有这个机会,我怎能光顾读书,不管他们死活呢。实际上我非常想继续学习,为此我那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快要工作了,上班前要享受最后一次大学生探亲车票半价的优待,回故乡探亲去。对家乡人们所遭的灾难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实际情况仍是我难以置信的糟糕。一天两顿从公社食堂用大瓦罐打回照得见人的稀汤,连咸菜都没有。祖父母年已八十,弟弟刚刚七岁,二老一小,顿顿稀汤,能熬得过去吗?我父母虽五十多岁,不算老,但母亲多年病不离身,父亲一人能支撑得住吗?。想到这里,看到这里,心如刀铰,多次潸然泪下,不过更多的泪水是咽到肚里了。我虽跟他们一起喝了几天大锅汤,但我有指望:很快就要回北京了。可是他们呢?那几年的夏季和秋季,田野看上去一片绿,但都是荒草或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不结果实的空秫秸。人们是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部、群众人人糊弄,收上的一点粮食连缴公粮还不够。白天人们很少出门,见了人也很少说话。夜晚更像鬼蜮世界,一片漆黑,伸手看不见五指。除了远处有时出现的几点鬼火外,没有一丝光亮——没吃的还有钱买煤油吗?家畜家禽呢,说起来真叫人又伤心又寒心:没有一根牛毛,没有一根猪毛,没有一根鸡毛,没有一根狗毛,没有一根猫毛,除了活着的人,就看不见别的会喘气的动物了。连青蛙、癞蛤蟆都被吃光了。白天人们出去,常在村口路边碰上倒卧的死人。那些日子我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曹操的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可曹操时代是战争连年的大动乱年代,而我们那时是建国已经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是还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那么到底有没有严重自然灾害呢?

直到不久之前我还以为:尽管我的家乡那几年风调雨顺,全国多数省市还是有严重的天灾吧。现在得知的真相是:1959,1960以及其后的1961,1962 这几年的中国天气,总地来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天气。中国幅员辽阔,每年都会有些地方发生灾情,是很自然的,那几年也会有些地区受灾,但所谓一连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纯属子虚乌有。几十年来从上到下所说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原来是个弥天大谎!人们不禁要问:风调雨顺为什么会饿死几千万人而且又拼命掩盖真相?这对人民还有什么诚信可言?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前几天一家杂志刊登的巴金老人在那个年代写的日记,透露了我们的省一级的大官们是如何度过灾荒、共赴国难的。当时巴老随文化团体赴内蒙公干,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巴老对每天、每顿受到怎样的招待、吃的什么喝的什么都简单明了地记在日记里。省里高官陪同,宴席一开多桌,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不应有的尽有,使人眼花缭乱,看样子即使放在今天也不会亚于大富豪们摆谱。诸位读者,请想一想:那是什么年头?又是在什么地方?那是赤地千里、饿殍横野的年头,那是在被公认为穷乡僻壤的塞北!人们自然会联想:天府之国、江南水乡、北京上海又会如何呢?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见腐败不自今日始。闹到今天这种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地步难道是偶然的吗?

扯远了,还是回到我的老家吧。一晃已在家十天,我要回学校了。临行前的傍晚,想跟祖父说几句话,找不到人。后听说到大堤(淮河堤)东割草去了。我于是到河边找他,路上碰见了,看他背了一大捆半干半湿的草,我急忙上前接了过来,那么重,我背也很费劲。我问为什么不等干了再背回来,他说不等干了就会被人偷走的。一路上他再没说话。快到家了,我说:“爷爷,我明儿要走了。”他说:“下次回来你就见不到爷爷了。光绪三十二年大荒年、民国二十年大荒年,都没这回厉害啊,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这一劫我是逃不掉了。”他声音哽咽。天太黑,看不清他的脸,不知流泪没有。大概没有。我从来没见他流过泪。这条硬汉子,八十年从没找医生看过病、从没有被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击倒过、 也从没有被战祸和饥荒击倒过的人真地没逃过这一劫。我提前毕业早拿工资并没有救了他和祖母的命。我每月46元,寄回家30元,用这30元只能买到10斤玉米或黄豆(还是偷偷摸摸地买的),用这点粮食磨成浆和野菜一起煮,四口人艰难地活着。祖父母毕竟年岁太大,没有活下来,分别在我离家后四个月和五个月走了,永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