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老师

刘惠杰

在附校七年，我们班有过四个体育老师。

一个叫大徐，徐建伦，一个叫小徐，忘了名讳了，一个叫张度良，第四一个是个女老师，叫张星星。

体育是辅课，一礼拜上一节课，午睡起来连着上两个小时。上了没两年，赶上闹文化大革命，什么都乱了，和体育老师一共也没有多少接触。但是，体育课让我们跑、跳、游戏， 让我们在室外，让我们喊叫，让我们肯定出一身汗，我们这样十几岁的孩子，整天被关在教室里，坐得屁股痒，憋闷得脑袋疼，不用说都喜欢体育课。

大徐是我们五连的连长。严格地说，他教体育是这以前的事，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年级主任一级的干部了。他和我们处得很好，没忘了本分，经常是篮球场上的普通队员。学生打篮球动作手忙脚乱，他两个眼镜腿后面绑了一根绳。也许我们这时候已经大些了，觉得他通情达理，是自己人。有不高兴了，我们也会说，大徐，你（他妈）差不多就行了！大徐也会瞪大了眼，分辩两句，和我们同学之间说话一样，说完了就完了，没有后果。我们明白他在我们面前要尽可能保持严肃，我们也尽可能维护这种严肃，这样才能维持长久，这样总比来一个真和我们严肃的要好得多。

小徐是南方人，可能是福建籍的印尼华侨，乐呵呵的，但是不和我们沟通。他教我们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了。有那么一天，雪下了一天刚开始融化，屋檐啪嗒啪嗒地滴着水，阳光刺眼，他雄赳赳地站在我们面前，用手呼拉一把乌黑的长发，说了一通，闽南客家话，国父训示一般，又是在大操场上，听不懂，意思是说要学习红军了，然后就大喊向右转，带着我们急行军。走食堂后面的小路，走煤堆，走挖防空洞挖出来的土堆，哪儿雪厚，哪儿泥多，哪不好走走哪儿。走得很快，神行太保戴宗。我们边走边骂，他穿着高腰胶靴，什么红军？红军穿草鞋！我们都是黑灯心绒面白塑料底的棉鞋，湿透了，连换的都没有，自己脚底下难受，回家还得挨大人说。我们觉得他这天是有不顺心，憋了几天了，跟我们这儿找了个出气的办法。

所有的体操动作中，我只会前滚翻，现在还记着，有个地方就可以表演，什么时候都有信心。这可是有动作要领的，不能头顶地，而是一下子就尽可能后脑勺着地，只要这么着，人自动就翻过去了。这是张星星老师教的。平常不觉得，上体育课，发现张星星走路浑身上下波动。我们学会了前滚翻，抑制不住激动，在队列里装成懂的样子，问张老师是不是学柔软体操的，她不说。我们的问题愚蠢。

张度良不喜欢我们。他分配来学校的那一天，我们正在图书馆前面的花坛上玩，沿着花坛的沿儿追人，被追的人幸福，被追上的人恶恨恨，反过来追别人，规矩是不能离开两个花坛和连接两个花坛的图书馆的台阶。张度良坐车来的，那时候小轿车少，我们好奇地涌了过去，有不知道真谄媚还是假谄媚的的大声问老师好，他横起眼睛，说了好几声去去去，还跺脚，想要把我们怎么样。送他来的同学拦住了他。

以后他不怎么恨我们了，操着沂蒙山的老调，拿出撂场子练拳的嗓子，撸胳膊卷袖子，让我们动动小胳儿膊儿，伸伸小胳儿膊儿腿儿。

下雨，体育课就停了，改上别的课。张度良有创新，体育课听他在教师里讲故事。我们喜欢听故事，都振作了起来。他讲了一个革命小英雄的故事，情节进展缓慢，听了三回了，小英雄要出发去打鬼子但是人还没走出村。听到第三回，我们都明白他是边想边讲边编篡。他很想讲好，人在黑板前面踱来踱去，声调一高一低，我们经常被他一个惊堂木惊醒，但是他没有故事。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经常在台上带领群众挥动红宝书，节奏和姿势像时髦的女演员。

想来张度良老师是有大抱负之人，可惜学校没有给他机会，我们也没有用心理解他。

知情者补遗：刘惠杰文章中讲的小徐老师是印尼归侨，原名徐来福，后改名徐浩。徐浩老师出身贫寒，家中有十个兄妹。他小时在印尼农场作过童工，回国后靠国家读完大学，师范学院体育系（只因为师范院校免费）毕业。徐浩老师身材很好，宽肩窄臀，腰板总是笔直的。篮球打的很帅气。他虽然是体育老师但知识面很宽，农工商文史哲全都能大讲一通，还能写一手非常漂亮的钢笔字。徐浩老师后来和我校六六届高三英法的一个分配到房山做小学教员的学姐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