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附点滴

彭蓉

身边很多的人都知道我是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学外语的，这在七十年代末，算是起步很早了。因此，每每总是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早就开始学洋话了”，“学外语怎么能‘速成’”等等的问题。而对此我总是无言以对。时代不同，观念不同，环境不同，我实在难以用几句话概述我的学外语经历并让他们理解这段经历带给我的种种体会，所以，不说也罢。只是，想起来，这一段不便对外人多讲的经历却对我影响深刻。

七十年代学外语

和现在不同，我之所以从小学外语，绝非现在人所说的有什么“先见之明”，那时全凭中央某位领导同志一句“学外语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我们就机缘巧合地考进“外附”开始了学外语生涯。时代不同，“娃娃”的概念也变了。如今连我那刚上幼儿园的孩子都开始学“剑桥英语”了，而我们是到了七、八岁才当了回“娃娃”。小学二年级在学校是年龄最小的，师哥师姐就统称我们“小二”，后来逐年改称“小三”、“小四”、“小五”。直到高三毕业，我们仍然是最小的（本人初中毕业时离开外附），因为学校转型了，我们也后继无人了。

学习在这么懵懵懂懂的状态下开始，学习的心态也自然不象现在的人这么功利，既没探索出什么提高捷径，也没总结出什么速成绝窍。最终发现：一路死记硬背下来，也能长进不少。只是背单词一直是一件很头疼的事，不见得理解力比现在的孩子们差多少，但没有他们见多识广却是不争的事实。就和儿子比吧，我比他开始学外语晚五年；他比我开始看电视却早五年。他从会说话就会模仿电视广告词，我们那会儿连收音机也是稀罕之物。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我们碰到的单词属于“听说过、没见过”范畴的比比皆是。好在这些单词尚能从七十年代的生活中查到适得其所的解释：

电冰箱：我们当时学的是一本英国教材，电冰箱出现在教科书的图片里。“refrigerator”也可以在字典里查到叫“电冰箱”。不同的是，教科书中的电冰箱放在小主人公Richard和Kathy家的厨房里，我生活中的电冰箱却放在“合作社”的肉案后面。那时副食店还叫“合作社”，买肉、买油要凭票、凭副食本，买一次东西，交一次票或登一次记。我每次奉命去买肉，都发现有很多人在排队。我排在队尾闲极无聊时就四处踅摸，我发现卖肉的阿姨经常从身后的大黑铁皮柜里抱出一大块、一大块的冻肉。她每次拉开柜门时，柜子里就有云雾一般的白气喷涌而出，而阿姨好似腾云驾雾的仙女一般。而这个把卖肉阿姨变成云中仙女的大黑铁皮柜就是我对“电冰箱”的全部理解。

冰淇淋：在学“ice-cream”这个单词之前，我们唯一见过且享受过的冰淇淋就是“北冰洋”牌的冰淇淋了，奶黄色，用一个半高的纸杯装着，纸杯外边印着一只憨态可掬的北极熊，还附送一个薄薄的木片算是小勺。忽然有一次，我发现单词卡片上“ice-cream”旁边却明明印着上方半球形下方圆锥形的冰淇淋，形状十分奇怪。一个同学的母亲当时是做外贸业务的，经常有出国的机会，他转述妈妈的话说：“我妈说，国外的冰淇淋就是这样的，那下面尖尖的是蛋卷做的。”那时的商店里有卖蛋卷的，也有卖冰淇淋的，我们却始终没发明出“蛋卷冰淇淋”这样的词汇，因为没见过、没吃过、甚至没想象过。现在，一年四季冰淇淋都琳琅满目，充盈着大小商店的所有冷饮冰柜；现在的孩子们对冰淇淋的理解也不再来自图片，而是来自他们的舌头对各色冰淇淋的亲历体验。冰淇淋时下还有了更时髦的名字，大多叫什么“筒”，象“蛋筒”、“甜筒”、“花心筒”、“脆脆筒”……实在名目繁多。但在我看来，叫“筒”的无外乎“笔筒”、“手电筒”，始终都跟冰淇淋靠不上边。每每说起“ice-cream”，我还是怀念那只憨态可掬的“北极熊”。

长筒袜：凡是学英语的，一定知道圣诞节；凡圣诞节前后，一定有人没完没了地给你讲圣诞故事。我就是在这时碰到了“stocking”这个单词。老师告诉我们，西方的小朋友为了得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圣诞之夜就把“长筒袜”挂在床头，等着圣诞老人深夜把礼物装在袜子里，送给表现好的小朋友。一般来讲，圣诞节早晨每个小朋友都会发现自己的“长筒袜”里面塞满了自己心爱的礼物。其实，这些礼物并非圣诞老人显灵送来的，而是孩子家长提前精心准备的。让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不管礼物是谁送的，为什么要装在“臭袜子”里？那时我还没见过那种薄如蝉翼的长筒袜。对于那时一周只有一次机会洗澡的孩子们，印象中的袜子总是脏脏的、臭臭的，据说男生踢球穿的袜子，脱下来凉干了可以站着，如果把鸡蛋放进去，转眼就能变成松花蛋。这样的印象一直搅扰着我对“stocking”和圣诞习俗的正确理解。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记不清是小学第几册语文书了，但记得是第17课，标题是“毛主席语录”。正文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篇课文是要求背诵的，所以记得清楚。那一年，我们不仅认真背了，而且认真照着做了。

校园的西北角有一个废弃的游泳池，我们从来没有在那里游过泳，却常常在那里上投掷课，象垒球、手榴弹一类的项目。游泳池四壁在周围一挡，投得再远，也不用跑很多路去捡球或者捡手榴弹。如今想起，不仅感叹体育老师们的智慧。

我们在那里上课时，总有一个瘦老头蹲在游泳池壁上面看我们练习。他干瘦干瘦的，颧骨很高，眼睛突出着，显得凶巴巴的。他能从始至终地蹲在那儿看我们上体育课，让我们觉得十分怪异。我们慢慢怀疑他不是好人，且他在游泳池边住的那间小绿屋也时常发出奇怪的声音。这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起电影《海峡》中的刘阿泰，那狡猾的台湾特务在假腿中安装发报机发送情报。

我们于是利用课余时间侦察特务，最大的行动是捣毁了小绿屋的几块窗玻璃。于是，马上有几个人高马大的高年纪的学生出面帮着老头把我们班两个男生擒获、送到班主任办公室。我们忐忑不安地在教室里等了十分钟。然后，班主任马老师走进来召集了临时班会。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那位老大爷是学校的教工，已经为学校看泵房看了几十年，那间小绿屋就是学校的泵房，那里有奇怪的声音就说明泵在正常工作……”

我曾经把这个阴错阳差的故事当作文写在了我初中毕业的语文试卷上，那年的作文题叫“值得回忆的……”这不仅是我对外附生活的怀念，而且成了我考入师大附中的敲门砖。因为“试卷版”的故事无法保留，我只好老歌新唱一回，这么多年过去，或许已经酿出点“酒”的味道了。

秋香的红丝带

“秋香”是她的外号，源自香港电影《三笑》。微微黝黑的皮肤，大眼睛，长睫毛——她长得确实很象饰演秋香的香港影星陈思思。

秋香和我同班、同宿舍，才小学三、四年纪的时候，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的样子。那段时间，秋香梳一条马尾巴小辫，一条一寸多宽的桃红色缎带在小辫根上砸成一个蝴蝶结，这在那个年代算是很耀眼的装饰。桃红色蝴蝶结加上影星般的容貌，使“秋香”很快全校闻名。

不过，那年月，漂亮是会让人感到压力的。那时电影里的漂亮女人大多是反派角色或多少带有反派身份的，象《虎胆英雄》中的女特务阿兰和《保密局的枪声》中的女特务身份的地下党员。那时“漂亮”基本上是“小资”、“浅薄”、“不正派”的代名词。所以，每每有人唤她“秋香”时，她总是目不斜视地低头走过。

但“秋香”这个外号还是很快传到了老师的耳朵里，老师把她叫去谈话。谈了什么，我至今不得而知。我只记得秋香跑回宿舍、趴在枕头上大哭一场，她哭了很久，哭得枕套都湿了，哭得我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从此她再也没有带过那条桃红色的缎带。后来有一次我帮她找东西时，不经意地发现那条桃红色的缎带就平平整整地压在她枕头下面，压了好一段时间。

前不久，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篇关于许戈辉（也是我的同班同学）的报道，她提到：刚进演艺圈时，很怕别人说自己漂亮，后来才发现形象好也很重要。这前半句的感慨颇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却恰恰与“秋香的红丝带”同出一折。不知道这样的审美观念，是不是让许戈辉在演艺圈也多经历一些坎坷。不敢说造化弄人，却道是外附弄人、时代弄人了。

那时，女生还不允许梳披肩发，只能留短发或梳小辫。后来学校的教工澡堂对学生开放了，每周三一次。于是，每周三上晚自习之前，校园里便到处可见半湿半干的披肩发。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叫“秀发展示夜”。那样的黄昏，晚风轻拂的发丝，不仅撩拨在脸颊耳畔，也从心里撩拨起一层朦胧的青春。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外附的校园就是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刚到外附上学时，只有东教室楼和西教室楼。正对着校门的那栋红砖教室楼，是我们眼看着建起来的。挖地基时，我们在工地上窜来跳去，男同学还有掉到两米多深的坑里去的，好在没出事；楼还没竣工时，我们就点了蜡烛钻到楼里玩，被大徐老师严厉地批评，还被严肃地告知那里“危险”，我们却满脸的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的“不以为然”才是最大的危险。

新教室楼终于盖好了，“L”型的，南北那座是老师办公室，东西那座是学生教室。正对教室楼楼道的那个朝西的窗户便成了我们经常看风景的地方。那时，教室楼西边还有一个足球场，一墙之隔的外边便是农田，广阔无际的农田一直延伸到西山脚下。

傍晚时分，石青色的西山镶嵌着金色的夕阳，明净的天空逐渐退变成橘红色、藕荷色、葡萄灰、天青色……渐渐的，星星出来了，钻石一般冰凉、纯净。在农田与西山的交接处会忽然出现一串珠链，把青山环起来，那是路灯界定的公路。有时发现这些灯会越来越近，还在移动，原来是西郊机场的飞机在起落。

那时本该听贝多芬的《田园》、本该唱罗大佑的《童年》、本该诵“数峰无语立斜阳”的古诗，却时常什么也没有，只是用朴素的心去感受大自然的微妙。

前不久，家里买房子，我是毫不犹豫地挑了朝西的单元。每每凭窗西眺，除了近处的农田已经变成了“楼海”，远处的西山斜阳依然如故。偶尔听三岁多的儿子学大人的口气说“我要看风景”，我就忍不住笑起来，多少就会想到那栋我学会看风景的红楼。那是梦开始的地方。

彭蓉：1978.8－1985.7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

现任北京同文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