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六

和“英语小四”同学在一起

杨芳林

1969年初夏，毛泽东通过中共“九大”了却了将林彪立作他的接班人的心愿，并在党章中加以明确规定。于是全国各族人民又被运动起来跟着吹鼓手们大大歌功颂德一番，庆祝毛泽东后继有人、中国革命有了希望、世界革命有了希望。十亿人民从此不仅天天祈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而且还祈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可靠接班人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由于似乎大局已定，大权没有旁落，我们老百姓感觉阶级斗争的弦儿似乎稍有松动。果然北京很多单位（包括附校）的清队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绝大部分被关押的“有问题”的教职员陆续被放出“牛棚”，监督劳动，其中一些人可以回家吃饭住宿。大部分专案组教师成员都陆续分配到不同的班级教课。我到了当时的五连（文革开始时是小学四年级 ）的英语班教英语兼做班主任。学生们都是1964年秋从北京各小学二年级挑选并经考试录取来上三年级的，素质很好。但毕竟刚学不到两年就闹起了“文革”，停课又已经三年了，不要说英文，就是汉字还能记得多少？但我，和其他老师一样，能得到机会教点儿书甭提多高兴了，都想方设法给学生灌输知识。比较起来，英语更难教些，旧课本“破”了，新的还没“立”起来，当时谁敢去“立”？毛的“破就是立”这个真理我至今还不能理解。政治课和语文课还可以学学社论或老三篇作权宜之计，英语则连一天也无法“权宜”。我只好一连开几个夜车将英文《北京周报》刊登的雷锋的故事及关于学雷锋的文章大删特删，尽可能用通俗的词代替深奥的词，用短句子代替长句子。改好一段，印一段，教一段。每天上午头等大事——天天读——之前就把改写好的东西送打印室打印，当天就发给学生学习。另一种保险的教材就是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我把一条语录里难念的单词写在黑板上，带读多遍，读熟了，就教句子，要求死记硬背，因为学生没学过语法，只好如此。学生们还真不错，真地死记了不少语录。有一个学生连我没要求背的也背了很多。几十年后我们见面谈及此事，他说至今还能背上很多条毛主席英文语录。惭愧得很，我这个老师却不记得几条了。

可悲的是，就连这样四不象的教学也很难有序地稳步进行。那个时候常常发表重要社论和毛的“最高指示”，只要这些东西一发表，全国人民就要为这些头等大事服务。我们做班主任的老师可就重任压肩肩欲垮了。教别的科目的老师都自然地停课，让位于班主任。我只能一连几天唱独角戏，根据社论的精神讲解毛的指示，说它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又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具有多么重大的指导意义，说实在的，班主任们可能都知道自己在哄着学生玩，都在演戏，都在应付，可谁敢点破？再说，何止我们如此，有多少人真地相信那些伟大的假话大话空话？那时没有地理课和历史课，和学生们聊起来，你会发觉很多学生虽然仇视苏修仇视美帝，反苏反美口号喊得山响，却不知道苏联和美国的首都是什么城市。不少人连中国概况如史地知识的了解也几少得可怜。老师们一提起这些事便忧心如焚：光长个子不长学问，以后怎么办？这代人岂不毁了？因为我的家庭出身较好，不怕扣帽子，我便见缝插针地教给学生们一些知识。社论上引用的历史人物和毛选所举的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等等，都是我的好教材，我便把这些人和事展开来讲，尽可能多介绍一些史地知识。在宣讲毛的关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语录时，我就大举特举古今中外名人（尤其属革命派的人物）的事迹和关于他们的有关谦虚谨慎的教导。同时尽可能把有关的中文成语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们记下来。说起那时的“复课闹革命”，实在可怜，一切都要服从革命，复课也不例外。除了上述经常花很多时间学社论和天天进行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外，还有更艰巨更光荣的长期任务等着我们，那就是“深挖洞”。

那时全国人民都在毛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的驱使下大挖防空洞。像全校其他师生一样，我和我班的男女生一起跟耗子打洞似地挖了很多天。学生们个个争强好胜，没有一个偷懒的。我看他们经常满头大汗，衣裤尽湿，十分心疼。我正当壮年，都累得够戗，两只手都被镐把磨烂了，坐地歇息一会儿再想站起来都觉着困难，何况他们这些少年？我又不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只能叫他们不要性急，要打持久战。不过我凭经验深知：只要保证吃喝，保证休息和睡眠，不超出体力的承受范围，是不会干伤人的，更不会累死人。所以我虽心疼他们，但我并不为此担心。我一直最注意最担心的倒是安全问题。如果出了伤亡事故，孩子们的生命刚刚开始，怎么对得起他们，又怎么向家长交代？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而事故偏偏爱找这批十几岁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爱皮爱闹，爱说爱笑，爱出风头，爱面子，做事不顾后果，不会干又爱蛮干。隔壁和平门中学就因防空洞塌方压死压伤各一名学生。我们班也好险出事。和平门校园二门内有三座大石碑，因为妨碍挖防空洞，学校决定清除它们。挖碑任务光荣地落在了我班肩上。那天挖前两块时，我基本没动镐头，也没使铁锹。我像个监工，前后左右监督学生们，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当那两座碑被安全地挖出来放到地面时，好象从我的心头搬走一样，我长叹几声，感到后背冷汗直流。这时有人（不记得是谁）叫我离开那里，说找我有事（也不记得什么事了）。当我回来时，靠二门的那座最高的碑也已挖得差不多了。碑座四周已是一个很大的坑，坑内坑外都有人。我见此情景，头嗡的一下，忙大喝一声：“你们都上来！离远一点！”有些学生很诧异我为什么那么大声嚷嚷，发那么大的火。我问他们这碑还有多长埋在地下，谁也答不出来。我说很可能马上就要倒，决不可以再这样闷头干了。我本来就带来了一条大拇指粗的麻绳，就是为了有“情况”时用的。我和几个学生用绳子捆住碑的上半部，试着往一边拽，看能不能拽动，刚拽几下，并没使大劲，碑就倒了下来。好几个学生舌头伸得老长：“哎呀，真危险！敌人还没打来，我们可不能先死了。”

再举一个长途行军的例子。1970年麦收，我们连（年级）师生要“全副武装”步行一百来里到一个公社帮助收割小麦。学校允许正来“例假”的女生乘行李车前往，顺便照顾一下行李。我请同去的女老师帮忙查明多少需要照顾的女生。可是这几个女生明明可以乘车，偏要步行，而且还要“全副武装”，还说老师无权剥夺她们锻炼的机会。我把她们狠狠训了一通。我说：“积极性可佳，但必须服从命令，以后你们会觉得今天的命令是正确的，你们的父母也会感谢学校的。”

“文革”前期，中国，尤其是北京，血统论甚是猖狂，“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浑话一时甚嚣尘上。你白天是“英雄”，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了“混蛋”，因为你的老子昨晚被打倒了。我从一开始就对这种谬论深恶痛绝。我班一个女学生，各方面都无可挑剔，一直要求加入“红小兵”（即小学、初中的红卫兵），但就是入不了，非常苦恼，她的父母看到孩子这么受委屈，更是难受。入不了的原因是她那位老革命的父亲仍是“挂着”的“走资派”。我了解情况后对班干部们说：“她爸爸不是还没定性吗？即使真是走资派，她本人不是要革命吗？不是表现很好吗？这就够了。发展她！有问题我负责。”第二天她就成了红小兵。这件事虽小，但对她和她的全家则是一件大喜事。“文革”结束后她的父亲平反了，不久病逝。他的治丧委员会还来函邀请我去参加追悼会。我做了那一点儿该做的小事，人家却长久地记住，使我深受感动。

由于我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各方面都能关心学生，他们都很喜欢我、尊敬我。我们班在师生共同努力下，一年之内两次被评为优秀集体。那是我头一次当班主任，我为我们的班感到骄傲，那一年的时光我将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