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苦饭

刘惠杰

那几年，吃忆苦饭几乎成了一种时尚。

想找今天一件可以类比的事，想半天，不容易找到。现在市场经济，没有那么多的强迫性的集体活动了。吃忆苦饭，是叫人思考什么，以吃的东西为媒介，注入任意的精神元素，强化痛苦，渲染幸福，启发觉悟，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吃忆苦饭当然不能笑（再发展一步可能会鼓励或者硬性要求哭），不能有任何与气氛和环境不符的行为，这样想来，吃忆苦饭似乎有宗教色彩。

中国是一个礼教国家，任何仪式，一旦普及，成为规模，尤其是那些恶种，它们会像一种顽强的DNA，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和完善自己，刚才低着头看不见它们，抬起头，它们已经是横亘在跟前的庞然大物。

仪式都是有音乐伴奏的，吃忆苦饭先唱“天上布满星……”，唱得你浑身有感觉，让你在投入与不投入之间迅速作出抉择，要么你跟着大家伙儿一起激动，要么你被排斥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变成一个离群的孤独的猴儿。你自己不知道苦，就要忆大家的苦，周围的人说不出苦，就找诉苦的人听诉苦，什么样的苦，怎么忆苦，渐进为统一的制式。后来有了诉苦专业户，都是些口头民俗小说家，插科打诨，多少冲破了一些诉苦的死板。

歌声在继续：“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唱歌的人都是活泼可爱的样子，和歌词儿完全不一样。

万幸。

我的记忆中，吃过三次忆苦饭，

涂为林说了一半糠，一半棒子面，掺葱丝儿，最好吃的那一次。这个人总是比我记忆好，还知道大师傅为此受了责备，但是我可以以公民的身份担保，证明的确有过这样一次。

后来有过一次，是在务滋劳动的时候。那次是农民操办的，白薯秧子掺玉米面，白薯秧子拣嫩芽，玉米面是新粮，那一次吃了一个月的西葫芦没有一次重样，我们在没天没夜的炒西葫芦熬西葫芦西葫芦汤西葫芦包子西葫芦咸菜的西葫芦文化和西葫芦世界当中，换了一回这么样的忆苦饭，好象过节，那天晚上大家情绪好。

我记得清楚的的，却是第三回。

吃真正的忆苦饭，好象是我们的一种主动要求。我们这样优秀的人，总是希望把事情办好，隐含着想把事情办得比别人好的意思。吃一次被美化被柔情照顾的忆苦饭，不是我们的光荣，不体现我们的力量，小看我们不是？你就直说，天底下最难以下咽的是什么吧，拿来，你能吃一口，我肯定吃三口。

我后来和很多老农民聊起过相关的主题，问他们最难的年景吃什么，有吃糠的时候么？回答说，北方没有多少糠，北方有麸子，吃麸子。但是，最穷的人家，也是只吃里面的那一层，新粮，新碾出来的，掺上菜，外面的那一层太硬，只能喂牲口，喂牲口也不是什么好料。

学校有神通，居然将麦粒最外面的喂牲口的那一层麸子找到了。

我们几乎是激动地等着吃麸子。

谁也没有吃过麸子。最有见识的人，也没有吃过。偶尔吃一次，也许会是一种发现和调剂。而且，麸子既然可以食用，为什么要喂牲口呢？浪费！过去的农民小伙子，也是一身腱子肉，农民大姑娘，也是一条大辫子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是不是跟吃麸子有关系呢？

百分之百的麸子，肉红色，蒸成了大个儿窝窝头，匀称，整齐地摆放在蒸笼里，笼罩着热气。

随后拎进来一桶汤，进过班房的人知道这叫“游泳”。

老师是鲁宝元，这个人知道麸子是什么。他使一把铲子，从蒸笼里取窝窝头。这样慢，有人便伸手抓，一抓，窝窝头便散了，再怎么一抓挠，盛到碗里时候，已经散成了粗颗粒的锯末一样。

大家的心情仍然挺好，这可是吃麸子呀！

把麸子送入口，才知道什么叫难以下咽了。

比锯末还差些，好比铡碎了的干草。

人的生理机能是一样的。你吃不下去，偷眼看别人，没有一个人吃得下去。沉默了好一会儿，有悟性好的想起了那一桶汤，盛一大碗汤，一口麸子，一口汤，吞咽。很快去盛第二碗汤。

吞咽也难。

这一个麸子窝窝头，吃了两顿饭的时间。

这不是一个意志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的生理问题。杨树叶嫩了，处理一下，能吃，老了，就真的不好吃了，那杨树枝子就根本不能吃。谁见过哪个英雄拿起杨树枝子啃，愉快地咀嚼吞咽，不一会儿干掉了半棵杨树，然后说，同志们，这杨树枝子不是可以吃么？

真希望有人作一个统计，看看最近一百年里，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以麸子为生，有没有食用麸子三十招一类的记载，这样珍贵的边缘文化需要高水平的人去发掘。

我不抱怨这一次经历，否则没有这些个见识。

这次吃忆苦饭，最让我难受的，其实在最后，学校宣布，高汤免费，但是麸子窝窝头要收四两粮票，等于四两粮票八分钱！

这明显违反了国家的粮食供应政策，是很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