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五部分海外师生网上座谈会》
缘起
对于我们1963年入学的小五师生来说，2003年意义特殊：一是附小成立和我们入学40周年，二是我们从此都陆续进入知天命的年纪。国内师生为此已于8月23日组织了隆重的纪念会,不少海外师生也感到有话想说。难怪当张祖建提出利用外附网站聊聊时，大家一拍即合。至2003年12月31号截止，共有十三位师生寄来发言。以下原封刊出各位的座谈会发言。六个问题为张祖建所拟，按语也是这厮添上去的。这就算我们跟幼时的老师同窗们隔海见个面啦！
参加者：老师：李宜庄
英五：刘海铭
西五：华晓燕，王晓韵，迟雄，李小平
俄五：黄晓燕，金洁，张莉，宋小同
法五：张慧慧，李秀坤(法国), 张祖建
问题1：
国内师生很想知道你们的近况。请谈谈离开外附后的大致经历，哪一年出国，目前生活状况如何？
李老师：
谢谢附校的老朋友们给我机会让我说几句话。离开附小二十一年有余了，时光飞逝。82年离开培育过我的母校（北外）和我工作过28年的校园，心里是惘然而痛苦的。记得当时俄语老师多处于“失业”状态，当时的政策又不允许我“自找出路”，而且我一直为我的下一代受更好的教育而发愁，下了个移居他国的决心。事过二十余年，移民生活只能用苦，酸，甜，辣四个字来形容吧！现时孩子们均已成家立业，他们的成就绝对超过了我们这一代。我已于三年前退休了。
迟雄:
我1970年离开外附，当了几年兵，做过电厂的工人，并在研究所和中国科协国际部工作过。到美国后，先后读了大学本科和MBA。毕业后，做过跨国公司驻中国的首代，北美几家大的公司的高级顾问。1990年至今主要经营自己公司的进出口业务。我于1985年5月到美国。目前在西雅图生活得恬静而愉快。
张莉:
我是1970年7月离开外附的。先后在两个工厂当工人七年半。恢复高考后于1977年考上大学。1982年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短期工作后又考入清华大学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于1991年1月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博士后。92年10月应聘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至今。现从事大型粒子加速器和对撞机的电子系统研究与制造。家住纽约市郊北三十英里。有两个孩子。
金捷:
我是六九年秋季，因随父母去干校而离开外附的。曾去过江西，后回到北京，上大学，读研究生，当老师，并于八六年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目前，我们全家三口住在新泽西州。我在一所大学作研究工作，先生在美国最大的证券公司谋职。女儿在读高中，性格活泼幽默，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快乐。
黄晓燕:
我于1969年6月离开附校， 随父母下放到湖南邵阳五七干校。1970年初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初到西安交通大学上学。1982年初到清华大学读硕士研究生。1984年底毕业后到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工作。1991年初，所里派我到德国汉挪威大学做合作研究。1992年初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读博士。1996年夏天毕业到Bay Networks 工作， 以后为Nortel Networks (北电网络) 工作至今。
刘海铭:
我是1970 年底离开外附的，到过陕西的长安县。古朴的陕西农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陕西十大怪：房子半边盖，烙饼象锅盖，面条象腰带，这似乎是头三怪（后七怪忘了）。我也在沈阳呆过。这座东北的工业重镇让我十分怀念。我于1986年留学美国加州大学十所分校之一的欧文（Irvine）分校，获比较文化专业博士。目前我在加州州立大学泊莫那分校教书，教美国亚裔历史文化课。 我专门研究海外华人史，加州州立大学跟加州大学不同，前者重教学，后者重研究。我居住在南加州橙县，离洛杉矶市一个小时的车程。孟昭沛同学几年前访美时，曾小停我家。
宋小同:
向老师汇报离校后经历:1970年底到门头沟区北京人民轴承厂当检验工；1979年春到北京市公安局当民警，立过三等功，多次受奖，1994年授衔一级警督。1997年春到美国探望妻子黄小燕和女儿，半年后辞去国内工作。本想象大庆人一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现在只实践了前面的半句，惭愧。
张慧慧:
首先向外附小五同学们问好！七零年底我离开外附，靠着仅仅学过的26个英文字母和几句英文革命口号，竟然堂而皇之地在北京大学附小当了六年的英语教师。文革后七七年，我考进了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我这个北外附“法五”学生彻底换轨改学英文，在上外寒窗苦读了整整四年。大学班上大部分同学也都是“外附”一族，有上外附，川外附，西外附，加上我这个北外附的。我在外附获得的语言启蒙让我终生受益。82年初上海外语学院毕业后，我即开始英语教学和翻译工作。八十年代中赴美国加州USC求学，一晃快二十年了。前十年在学校读书做事，近十年在好莱坞几家媒体公司谋差，直到现在。
[按:可访 http://www.vitac.com/services/servicesteam.htm一睹张慧慧近照]
华晓燕:
我于85年从人大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毕业。86年离开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到美国新奥尔良市Tulane University(图兰大学)读政治学博士。两年后拿了硕士学位离开Tulane去北卡州。89年初搬家到芝加哥郊区。过去几年中我一直是在Oak Brook市的一家电子公司做商务管理工作。我结婚18年了,信不信由你, 还没换过丈夫(自嘲大概是忙得没顾上)。此君就是英四班的陈向明。他早我四年来美国，取得杜克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在UIC(伊利诺大学芝加哥校区)任教,下个春季将晋升正教授。攀象牙塔的代价之一是家庭发展晚了一步。”熬”到如今总算女儿14儿子12了,但跟很多同辈人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顺便一提这两个”不孝”之人在学校里都不喜欢学西班牙文,尽管美国西文教育很早很普及)。陈向明因与海内外不少学术机构有联系, 外出活动比较频繁。除此之外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安定。
王晓韵：
让我借这个机会向各位老师同学表达衷心的问候！我是1990年来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取得学位以后，先后在几家金融机构工作过，目前在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地点就在纽约华尔街。因为我的婚姻美满，居所舒适，所以我对生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的生活其实也相当普通，实在没有什么特别有趣之处值得多谈。
李小平：
我是1970年7月离开外附的，被分配到工厂当了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邮电大学。我1985年自费来美国留学，在宾州州立大学读电机工程，又一次跟张祖建在美国当校友。毕业后在一家美国公司做了几年工程师，现住在俄亥俄州哥仑布市(Columbus, Ohio),自己做些进出口业务。
李秀坤 :
自70年离开外附，我在工厂呆了三年， 之后上了大学，毕业后除了在国内工作了六年外，基本一直在国外工作。一恍二十年了，我儿子已上大学，应该说一切都挺好。不过说句心里话，巴黎再好大概也难留住我，中国才是我最后的归宿。
张祖建:
1971年一月，我们这一届最后离校的5个人：王彦，李建民，吴建，董京民和我被分配到首钢。离校当天，赵光岚和柯忆等老师把我们送到校门口。当时情景，至今历历。记得当时要调整粮食定量：从每月29斤一下子提高到53斤半（特重体力），把家中老娘吓了一跳。当了近八年的“三班倒”的铸工，应该说锻炼得比较实在。我从78年到84年在北二外和北大读书。86年在北大做助教期间赴宾州州大，混到一张法语语言学博士文凭。从90年起，先后在密执根，俄克拉荷马和巴黎高师教法语和汉语。96年辞掉俄州助教授之职，迁居加州(老怕被辞退，好歹轮到老子辞了老美一回!)。目前在伯克利加大的分校等大学继续吃粉笔末，空时翻译一些学术著作。女儿已上大学，一家三口生活还算过得去。
问题2：可否谈谈在国外的生活经历和感想？
迟雄:
我很喜欢也很适应。
张莉:
在北美生活十余年，感觉自然环境比较好。人文环境则分两方面。和在国内时比，美国人也许有更多自由和选择，但是人从成年到终老，都得靠自己，没人给你什么保障。有时做选择其实也很难。也许因为我真正安家立业是在美国，感觉就是一切得靠自己。刚来美国时, 曾对美国人的不论职位高低, 自我感觉良好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 印象深刻。感觉美国老百姓一般比较直率，尊重他人隐私,遵守职业道德,注重诚信。但另一方面，好像少有在国内时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亲热劲。在大纽约地区，金钱关系尤为明显,或许加拿大这方面好一点。不知现在国内是不是也这样? 我觉得能在东西方两个完全不同文化的国家生活过是件好事。它丰富了我对人生的体验,也明白了尽管地域与文化各异, 人生的追求和酸甜苦辣大体相似。
金捷:
我在国外生活十多年，经历过酸甜苦辣，深知在外谋生求职不易，不仅要靠自己努力，有时候还要看机遇。我想特别向海外的同学们道一声“珍重”！另外，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兴趣与追求。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除了上班养家、教育子女之外，最好能有自己的爱好，作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曾担任过一所中文学校的教务长，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方交流做了一些努力。两年前，我创办了一个非盈利的舞蹈健身俱乐部。现在，俱乐部越办越红火，参加者与日俱增。大家以舞健身，以舞会友，在音乐语汇与形体语汇交织所产生的美感中，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放松。我作为组织者，为此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自己的业余生活也因此而丰富多采。顺便说说，记得我小时候因为过于瘦小，曾是全班、估计也是全年级最矮的，演节目时经常被理所当然地“漏掉”。如今，我居然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在大学活动中心表演独舞，可谓痛痛快快地过把瘾。
[按: 各位俄五同学，下回见面不用说得让金捷露一手哇。别忘了录像！]
黄晓燕:
我经历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外附和大学渡过的。另外还有两个不那么愉快的阶段。第一次是离开北京到湖南，包括开始在干校和半年以后进了工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习惯周围的环境和人，非常想念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套用一种现在流行的说法，我遭遇了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而只是在失去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曾经拥有的有多么宝贵。第二次是到美国之后读书和开始工作的那段时间。由于宋小同不能出来，我只能自己独自带着女儿，并承受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几乎心力交瘁。当时许多人对我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我也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我们外附俄五班在美国的同学丁小萍，金捷和张莉，还有其它班我以前并不熟悉的同学张祖建和李小平都经常打电话来问候，给了我许多的理解，安慰，指点与鼓励，这些友情伴我走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日子。
[按:黄小燕确实吃了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苦头。]
刘海铭:
生活在美国好像出远门，或是出长差，内心中还是把把祖国当作家。近年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然而家却显得越来越陌生。想找回过去的家只能是靠看老照片，老电影，听老歌曲，或者和老同学叙旧。美国的月亮当然不比中国的月亮圆。只是中国的月亮中越来越看不到故乡的影子。
宋小同:
我先是在麦当劳厨房打工。老板是黑人妇女，开了7家店，哥哥是侵朝美军，嫂子是朝鲜人，嫂子的妹妹是经理，管3家店。店内雇不少14岁以下童工，厨房里操作过程之肮脏不便细表，因此提醒各位老师同学及家人除苹果派外别吃它那儿的东西。在麦当劳期间认识的一对越南华侨夫妇对我非常好；然后到印度人开的食品厂打工，厂里制做泰国盒面和印度素包子(萨莫萨)，我在厨房和流水线车间干活，印度工头乃周扒皮转世，把流水线传送带调到最快，本人可以承受，但周围的越南工人受不了，于是工头一转身我即将传送带调慢。车间里一个印度师傅和一个巴基斯坦师傅对我非常照顾，不让我干重活儿。
1999年初开车睡觉撞在树上，车毁人伤，被解雇；接着到一家台湾人开的食品公司仓库打工，公司专为美国新英格兰地区300家中餐馆供货，我负责查验进出货物并带10个南美工人装货卸货。这是个家族公司，老板，老板娘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在公司。老板的姨父是陈立夫，故老板在台湾时得以免服兵役。老板娘的父亲是军统，曾留学日本，抗战时奉戴笠命留在南京混入日伪上层搜集情报，1945年国民党芷江受降时为何应钦当翻译，签投降书的日酋今井武夫见状恍然大悟。老板娘两个弟弟都在台湾当过国军，一次我问其弟高雄在台湾南部还是北部，对方正色回答：我不能讲，万一你是匪谍呢。陈水扁上台时老板娘气得直哭，问我：共军怎么还不动手哇？！这家人对我很好。后来我又去了一家美国人开的花房，给各大饭店送花，养护修剪花木。公司20个人大都是美国人，有6男1女是同性恋，其中一个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由国家免费提供药物治疗(个人掏不起)。9.11后饭店业不景气，用花量大减，我再次被解雇；又找一家园艺公司，修剪室外花木和草坪；再去一家占地50英亩的苹果园，开拖拉机倒车时差点把车库撞塌了。
目前在一家意大利人开的农贸市场柜台前打工，也是个家族公司，老板对我不错。老板夫妇，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弟妹，一个儿子，两个侄子，一个侄女都在公司。
[按：孔夫子不也管过仓库么。]
华晓燕:
我出国后的经历算是很顺利,没有体会过打工的艰辛。这些年生活中的压力主要来自兼顾上班与教育子女,闲的时候也实在是不多。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制造汽车及工业民用电控产品的中型公司，有市场，工程设计和生产（组装线）等部门，白领蓝领雇员均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实际上汉语是公司的主要工作和交际语言之一,西班牙语也有一定市场。广泛的族裔和文化构成不仅有助于丰富工作环境的色彩,也起到某种遏制种族歧视的自然作用。加之上班单程只要十分钟, 照顾孩子们很方便。这些也许是我至今还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二吧。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自然及社会环境给不同的人以较大的调整空间。能闯的无疑会找到很多机遇, 干得轰轰烈烈;像我们这样比较学术型又不长交际的性格也可寻到一定的发展余地。尤其是学文科的(或用张祖建的话说吃粉笔末的),即使两袖清风也要图个自由自在。对我来说美国还是这样一片土地。
王晓韵：
纽约的生活节奏比较快,人们的时间和效率感很强。 这大概也是竞争社会的特点吧。 从目前来看, 我个人还比较适应这点。 但不知年龄再大些会怎样感觉。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我觉得都需要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样人生才完整和充实。
张祖建:
刚出来的头几年惊讶和关注文化之间的不同，后来感到人性的基本面其实都是一
样的，从这一点说，哪儿都差不多。不过我对了解和领悟文化之间的异同仍有很大兴趣。此时心境么？不怕人说矫情，我对陆游词“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越来越有体会啦！
问题3：
住在外边的人回国时往往有特别的感想，请随便谈谈。
迟雄:
我现在一年回中国两次。 觉得国内各方面发展不平衡。好的地方令人鼓舞，差的地方令人担忧。
张莉:
不管离开了多少年，回北京才是回家了。亲情故土，让我舍不得离去。当然吸引我的还有在外国尝不到的地道美食。和故乡人有亲切感, 即使是在陌生人当中。如当我带孩子们在街上走，常有路人问我是否因生两个被罚超生款,大热天何苦带孩子上北京受罪(可能被认为是外地来京旅游的)……等等。夏天晚饭后和父母在熙攘的人群中散步亦感亲切, 偶尔还能见到曾熟悉的面孔, 常使我想起在北京渡过的久远的青少年时光。由于工作和孩子的原因,我回去太少。真希望能多回去几次。
刘海铭:
我似乎没有特别的感想，只是想记住一些熟悉的街道，建筑。每次回去，总有些熟悉的东西会消失掉。
张慧慧：
自出国二十多年以来，只在93年回国一次。对我来说，回家的路是那样的漫长，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华晓燕:
我出国以后每次回北京, 好像都有某种失落感。我们那个时代的景物已消逝得差不多了, 也不知老师同学们怎么样了……。我心目中”同学”的含义当然是指”外附人”,大学以后认识的, 无论中国美国, 似乎都够不上同样的份量。
王晓韵：
2001年回国期间，我专门去了一趟和平门，希望看看旧日的学校。可惜，我发现熟悉的建筑几乎都已经不复存在了。那座希腊风格的图书馆 …… 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从未得入 …… 倒是依然存在，可是变成了一座旅馆。当年我们玩耍的地方现在停满了汽车。依然可以听到学生们的读书声, 但却来自建在原址上的一座巨大的新校舍。时光流逝，一切不复原貌了。
李小平：
由于工作关系，我每年要回国几次，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在北京的时间一般也只有两三天，很难有机会与同学见面，希望下次能有较长时间，可以和大家聚一聚。
张祖建:
94年我曾给海明家住过的胡同照了张相。海明一见，泪光晶莹。我那是相隔八年头一次回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近乡情怯。记得骑车经过既陌生又熟悉的街道，感觉恍恍惚惚的，说不清是我在做梦还是我在别人的梦里。
问题4：
你对自己的亲朋后辈会怎样讲述自己在外附度过的时光？
李老师：
令我激动地是我四十年前的学生们居然还记得我！最初发现外附网站时，简直不可置信，我的小学生们竟然成长得如此茁壮！你们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个个表现出色。在我的记忆力里，你们仍然是四十年前的模样。当我第一次和宋小同，黄晓燕通电话时，我能立刻说出他们当年的特点，包括他们坐在教室的第几排，左邻右舍是谁，课堂上的表现和作业情况。后来陆续收到在美同学的来电，在网上看到他们的生活照，几十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现在是老朋友，是可以坐在一起聚会叙旧的老朋友。这种感觉真好。记得俄语系领导分配我来附校接“小三”时，据说是我“语音好”，适合做启蒙老师，我们那时的人只有“服从组织分配”，绝无二念的。业务上“小三”难不倒我，但小孩子顽皮得很，还得管纪律，否则无法完成教学任务。这样我便硬着头皮连接了三届“小三”(63-64-65)。你们应该记得我是怎么管纪律吧！有些孩子至今我还难忘他们的可爱和淘气。
迟雄:
在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在一个有特点的学校从童年走向成年，从中学到了知识也
了解社会与人。
张莉:
我在外附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的大女儿今年九岁,我曾对她提起我在她的年记已经离家住校，自己学着管理自己。生活清苦(和现在的孩子比)但是快乐。我的孩子她既听不太懂也不能理解。我们是如此不同的两代人，我又能向后代讲述什么呢? 但愿孩子们有快乐童年,长大能有比我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金捷:
外附是一所在教书育人方面较为成功的学校，也是我朝求知道路迈出重要一步的地方。尽管因为文化革命，我们这届人没受到完整的中小学教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附留给我的只是一些美好的回忆，记载了我青少年时代的愉快时光。我长大后读到冰心老人《寄小读者》中的一段话，感触颇深。“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可以说，小时候在外附所感受到的爱与同情，对我以后接人待物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
刘海铭:
光陰荏苒，往事如烟。四十年前的事情却依然历历在目。赵伟同描述的那个转伞实在让我难以忘怀。那是我每天下午下课后必要光顾的地方。如果老师不在晚饭时间把它锁上，我会在上面转到熄灯。
[按：恐怕是因为老输，只好等强手都歇了，一个人上去过把瘾吧？]
张慧慧：
“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这一次是老同学张祖建的电话带我穿越了40年的时间隧道，重温那个从不用想起也永不会忘记的美好童年 -- 和平门的外附校
园，朗朗的外语晨读声和一张张清纯笑脸 … 这一切都来自遥远的上世纪60年代，却仿佛就定格在眼前，镜头是那样的清晰，画面竟是如此的美仑美幻。强烈的怀旧感和挥之不去的“外附”情节，驱使我坐下来认真地给你们写几个字，表达我对在地球上各个角落的每一位法五同学的真心祝福，对每一位小五同学的真心祝福！
华晓燕:
我深深地怀念外附。我相信文革前外附的三年永远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我也许会告诉孩子们那是一个像神话般的快乐时代。那里留有我最珍贵的一部分记忆。的确,外附人是很独特的一群。历史把我们聚成一个有着超时空凝聚力的大家庭。
王晓韵：
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是我仍然常常想起在外附的生活。实际上，每隔一段时间，那时的一些场景就会出现在睡梦中。我不时上外附网站浏览一番，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老师，尤其是王润丰老师，虞琦老师，吴瑞根老师等看上去仍然十分健康。此外，杨芳林老师和鲁宝元老师撰写的文章也让我回想起一些美好的往事。
李小平：
外附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同时对我们的人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张祖建:
那时正值身心成长，加上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值得怀念的人和事不少。我遗憾的是个性散漫调皮，加上文革造成幼年失学，等明白过来却没了条件，等有了条件又上了点岁数，所以不得不常常恶补基础知识。我的体会简单说就是“千万别浪费时间”。
问题5：
说说你印象最深的师生，能举出一两件具体的事情更好。
李老师：
最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一年一度的外语晚会。我们必须自己找题目，翻译，编排，选演员，排练。每个外语教师动足脑筋，让自己班的学生有一台精彩的演出，向领导
和外校汇报。我比较喜好音乐，又善于唱俄文歌，搞过几次大合唱，效果不错。有一次是李智平领唱，他小时候圆圆脸，大眼睛，标准的男童音赢得了不少掌声。还有那个“拔萝卜”应该也是我的杰作。最辛苦莫过搞晚会了。老师们起早贪黑。有一年我的嗓子都喊哑了。说到这里，我得感谢林爱琼老师。每次搞合唱我都拉着她为同学们伴奏，她还是我的艺术指导呢！
迟雄:
我对虞琦老师有最好的印象。她对每一个学生予以平等的关注和爱护，没有偏见
和私念，颇为难得。
张莉:
印象深刻的老师和同学, 用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我们的外附缘分和我们的纯真岁月，会永远留在我心里。这里只说说教过我的老师们。文革前的俄语老师有李宜庄，凌庆方，钱小男，夏录娟，赵士英，马老师等。我喜欢学外语，上她们的外语课和排演外语节目是一种享受。还有我们的历年班主任王淑兰，李毅生, 李季，数学老师王修德，图画老师殷志维，音乐老师林爱琼，教体育的徐老师，张星星老师等等，都留下美好的印象。我还记得一些老师教我们时的小故事。如数学王老师因我们课堂太闹气得夺门而去. 美术殷老师带我们去写生. 不会忘的还有给我们很多帮助的陈，高，李，王等诸位生活老师。记得我刚入校时连梳头叠被都做不好,也不愿按时睡觉，生活老师让我又爱又怕。还有做大队辅导员的梳着两条大辩子的王唯群老师。想当年，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为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付出很多心血。 文革复课后杨丽丽和赵光岚老师带过我们班。那时给我们上课很难，现在想起来真是很难为他们。记得当时尽管课堂环境嘈杂，我还是被贾宝良和丁锡庆老师讲的化学，物理课，那时叫工农业基础课，吸引住了。尽管很初级而且半懂不懂，在我却是第一次领略科学技术的有趣和奇妙。没想到以后电子技术竟成了我的本行。还有在文艺宣传队时常有接触的和蔼的伊熹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一直没机会去看望老师们，有的竟永远地离去了，甚感遗憾。愿借此机会向各位我敬重的老师们问声好。我很感谢我的老师们。
金捷:
记得我当初因病入学稍晚，又不太习惯住校生活，特别想家。不少老师和同学都很关心我，特别是孙老师和高老师尽量在生活上照顾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不舒服，王唯群老师和另外一位女老师深夜送我去医院。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当时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与爱护，我总是非常感动。即便是在离开外附后的日子里，同学们的友情也一直在伴随和激励着我。记得我曾在在江西农业中学昏暗的灯光下，小心翼翼地为张莉从北京寄来的中俄对照小册子《备战备荒为人民》包书皮，并细读黄小燕从湖南干校的来信、努力寻找信中提到的“咱们虽然离北京远了，但离毛主席近了”的潇洒感觉。又记得我到美国后接到的第一封中文信(字条)，是刘海铭从加州托美国同学开车带来的手谕。看到让人难以恭维的刘体勾画出的寥寥几句问候，我竟百感交集、感叹不已。还记得我在美国紧张学习之余，曾反复阅读苏兰兰的来信、认真研究冯临燕寄来的同学合影，以致在阔别二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上能准确无误地认出每一位。最近几年，我与住在美国东部的几位同学来往较多。每到一家，都受到同学们的热情款待。丁小萍的麻利、张莉的耐心、黄小燕的实干和宋小同的神侃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得以重温当年同窗相处的亲切感受。
黄晓燕：
两年前外附网站的建立使我们终于找到了在美国的李宜庄老师的电话和email。记得我第一次给李老师发email的时候, 觉得有那么多话要说,我写得很长。 尽管已经三十多年没见面了,我却觉得和老师仍然很近,那种感觉很奇妙。李老师很快就回了长长的一封email。不久我们又通了电话。李老师的声音还是那么年轻, 思维还是那么敏捷。并且她仍然记得我们班里的每个同学!我们谈外附, 谈各自的经历, 也谈在美国生活的甜酸苦辣, 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感到这种”外附情节”是会伴我终身的。
刘海铭:
外附的生活不仅仅是无忧无虑。那是一段理想主义太重的时代。与其说外附给我的是知识，不如说她教我如何做人。在我以后的求学，谋生，处事的人生道路中，外附的人文环境始终影响着我。所以我一直怀念着往日的同学，老师。记得我们每个星期天晚上返校，自觉地上自习，或者老师来义务地做一点辅导。有一次，曹质文老师在晚自习上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位解放军战士跟着一位女同学来到学校，向老师报告说这位同学在公共汽车上，两次把自己的座位让给老人和抱小孩的乘客。说完，解放军战士便匆匆离去。把这样的故事讲给现在的年青人听，他们会说我们是傻冒。确实如此。曹老师对这个同学的表扬让当时的我也开始频繁地在公共汽车上让座位。幻想有一天，也会有一位解放军到学校报告一下我所做的好人好事。可惜奇迹终于没有出现。如今，“好人好事” 这个词汇还存在于新版的《新华字典》里么？
[按：查2001年商务修订版《新华字典》，“好”字条下有“〜人；〜 事情”等用例，果然未见“好人好事”。]
华晓燕:
如果说40年前我们有幸作为天之骄子聚集在外附校园,无疑我们一定有最好的老师。在我的记忆中, 每一位老师都是出类拔萃兢兢业业的,像曹质文老师,虞琦老师,吴瑞根老师, 王唯群老师, 林爱琼老师,鲁宝元老师… 还有太多太多。有时诧异外交部从哪里找了这么多最棒最好最帅的小学老师? 我们这些外附学生实实在在是很幸运的!
张祖建:
诸位记性比我好，让我想起来好几位老师，不过角度略有不同：我记得度良老师那闪懂口音的“评书”《平原游击队》（一下雨就拿这个糊弄我们）；广东籍体育老师点名时喊“炎炎炎”（=袁苑苑）；数学老师那极有准头的粉笔头（现在摸着脑门还隐约感到有点疼）；还有文革初期“二张”被打死时，校园里弥漫的那种气氛也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似乎是恐怖和病态亢奋的混合。不过，从入校到离校，柯忆老师基本上没离开我们，所以印象最深。迟雄所说的虞琦老师的那个特点，我觉得柯老师也有。还记得一件小事：柯老师来乐育堂楼上的宿舍“查房”时，告诉我们睡觉时身体最好不要左侧，不然会影响心脏发育。总之，附校老师们对于教书育人的热忱和投入，我看即使不算“空前”也当属“绝后”。至于同学们的事迹（或劣迹），一两句话无法尽道，有时间再说吧。
问题6：借外附网站之便，各位可以对老师同学们说几句话。
李老师：
篇幅有限不能说太多。再次谢谢你们记得我。我记得你们每一位。你们四十周年聚会的光盘我看了三遍，才把你们的脸和名字对上号。今后多联系！希望能听到你们和你们的下一代更多的好消息！祝大家新年阖家欢乐，身体健康！
迟雄:
谢谢从事这个公益事业的同学们。我很高兴从中了解到校友的情况。
张莉:
各位老师同学多保重，希望有机会和你们在美国或中国相见。希望能看到四十年聚会的光盘。希望能参加45或50年的聚会。
金捷:
十分感谢张祖建热心联系，为我们海外的同学提供了这样一个讲话机会。最后，感谢外附老师们昔日对我的培育之恩，衷心祝愿他们生活幸福、健康长寿！同时，也真诚地希望所有的外附同学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刘海铭:
外附的往事其实很值得回味。当年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总还透着几分真。諸同學的音容笑貌中也无不映着时代的烙印。理想主义的时代不一定就是历史的误会，有时候也是历史的必然。祝大家永远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宋小同:
在美国我去过张莉，金捷和法语班张祖建家，张莉，金捷和西语班李小平到我家来过。我们和丁小平常来常往，两家距离开车半小时。欢迎老师同学有谁到波士顿时，敬请光临寒舍。电话978-2669686。
张慧慧：
这么多年来，我和同学们难得相遇。在上外时见过袁帆。在教育部餐厅碰见过李秀坤。在法国巴黎见到了王晓渡和吴立；在美国见过杨杰；在电视剧里“见过”袁苑。盼上帝赐给我机会见到你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借助无远弗届的网路彼此问候，祝愿小五师生特别是法五班各位同窗和家人们节日好。--- 你们永远的法五同学 张慧慧
华晓燕:
要特别感谢张祖建同学的得力”网络”。我想祖建应是我们外附诸多才子义士的一个代表吧。我与为数不多的同学保持着一定联系，如西五的李璟，李小平，王小韻和西四的李风(方卫平),也曾经得知一些外附的消息,见过一些同学聚会的留影。我衷心地向每一位西五的同学，也向63，64，65届全体外附师生送上我最好的祝愿！希望2004年夏天能够在北京见见更多的老师和同学。张祖建希望我们附上自己的生活照片，这次看来是没时间了，反正今夏很可能跟老同学们见见“老”面呢！
王晓韵：
真是不可思议！借助新科技和你们的努力，互联网在新世纪里再次把我们联系起来了，让我们能够分享大家珍重的情谊和回忆。否则紧张忙碌的日常生活会把它们永远埋没的。祝愿小五师生2004年一切顺利！
李秀坤 :
新春伊始，我祝大家健康、快乐、平安、幸福！
张祖建:
2000年夏天在杭州灵隐寺路遇司海群，我才得以“归队”，并有机会将我们班的几位 “款”级人物如司海群，荀云端等痛宰于聚餐席上。获知我们班师生多年来一直
保持着相当密切的接触，非常高兴和羡慕。众所周知，美国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以金钱为杠杆的。两下里反差忒强。所以，这份情谊用钱是买不来的，是赵伟同学所说的“一块心中的净土”。相信大家都会继续珍重它。顺便一提，这里的每一份发言都透出一份温馨持久的情感。华晓燕和王晓韵为争取时间，发言稿用英文写成。有幸给两位当年“带杠的”三好学生当回翻译，与有荣焉！由于时空隔绝久远，许多小五海外旅人这次没能联系上。祁盼抽暇掷示一二行止，免使吾辈徒增驰思。
[全文完，张组建整理， 2004年1月15日，加州佛利蒙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