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
我自己起名为《风云岁月多彩童年》，后改为《呼啸而过的童年》，出版方定名为《国防绿的童年》，几个名字都很俗气，就这点水平，没办法了。前言
我１９５７年生于北京
我有一位令我骄傲的父亲，他１９２７年参加革命，身经百战，１９５５年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位父亲，使我的童年有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生活环境，经历了许多特殊的事情，接触了不少特殊的人。
我从出生到１４岁，一直生活在叫做北京复兴路２９号的军队大院里。这本书中所写的故事，都发生在我４岁到１５岁之前这１０余年中，即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７２年这个时间段内。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那个给我留下难忘记忆的大院里。
故事中的那些伙伴们，今天都已是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他们和我，如今散布在祖国各地，干什么工作的都有，过什么样生活的都有。几十年各自的人生经历形形色色，有的成了名人巨富，也有的却是穷困潦倒，其中的个别人，甚至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然而，我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灿烂的童年，有着永远难忘的不可磨灭的相同记忆，有着左右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同一条根。
无论身处哪个年代，无论世界如何风云变幻，童年，永远是人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公主坟
公主坟，这是北京人都熟知的一个地名。我从出生到十四岁，一直生活在北京复兴路29号院，这里就属于北京人所常说的公主坟区域，所以，我的童年，与公主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那个院里，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幼儿园。这个院里所有的小孩，从三岁起就都送进这个幼儿园，每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童年生活中最让我伤心的事情就是，我家与幼儿园就隔了一道围墙，从幼儿园里抬头就能望见我家的窗户，可望穿秋水，还是只能两星期才回一次家。
幼儿园里，几十个同龄的男女孩子编成一个班，整天吃喝拉撒游戏打闹啼哭嚎叫都在一起。那年月幼儿园孩子们的体育活动，远没有今天那么多丰富的形式。老师们除了让我们在幼儿园的空场上自由活动一下之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冷风飕飕，都带我们出去散步。
散步的时候，孩子们排成一队，每人伸手拉住前面一人的后衣襟，跟着老师鱼贯而行。散步的路线基本是两条，一是出大院的西门，沿着翠微路（那时还是一条没铺柏油的土路）向北走到翠微商场，再折向东，进大院的北门；另一条就是直接出大院的北门，向东一直走到公主坟，再折返回来。
散步的路上，有来来往往的汽车和马车，有时候还能看到从西山往北京城里运煤的骆驼队，而最终的目的地公主坟，则是最能满足我们这些小孩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好去处。
我们的年纪还都太小，许多事情当时并不明白，但由于从小就去过公主坟很多次，所以对那里的一切，都有很深的记忆，日后一一回想起来，再与获得的知识加以印证，头脑中的许多印象就会变得异常清晰。许多陵园特有的名称，当时我们并不知晓，可那些奇特的建筑，我们今天想起来，都还是历历在目的。
那时，复兴路还是一条不太宽的马路，到公主坟这里，马路形成了一个环岛，环岛的中央，就是那个完整的著名的公主坟。陵园的中心位置，就是现在北京地铁1号线公主坟站和其南侧的绿地，那些绿地，甚至有一部分就是当年的公主坟陵园留下的。
当年的公主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陵园，红墙绿瓦，草木茂盛。深秋时节，老师带着我们这些三四岁的孩子们来到这里，周边的草木早已经一片枯黄，远远望去，只有陵园内的苍松翠柏，依旧是郁郁葱葱，在秋风中透着深深的肃穆和苍凉。整个环岛，被绿化队种植的柏树丛所围绕，树丛后面，是高大的白杨树，然后就是陵园的红色围墙。围墙的南半部是方形的，北半部是圆形的，与北京天坛的围墙是一样的形式，这是按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建造的。陵园之内，长满了姿态各异的松柏老树。陵园的大门开在正南，马路对面，就是北京1路公共汽车（北京人称之为“大１路”）的总站。陵园的大门外，是一条鹅卵石铺就的，笔直的道路，在陵园建筑上，应该称为“神道”。
就在这条“神道”的两侧，有两排绿琉璃瓦的老式房子，与陵园是同一组建筑。西侧一间的房门上，挂着一块牌子，我们还太小，不认识字。听老师告诉我们说，那牌子上的字是“公主坟公园管理处”。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公主坟其实是一个公园！
虽说是公园管理处，可那里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公园管理人员。两旁这些房屋中，住着一户普普通通的人家。每当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经常看到这家人的主妇在进进出出，为日常生活忙碌着。房子的窗户上，象其他人家一样，有突出窗外的铁皮烟筒，不时地冒出青烟。我们看到的那位主妇，穿着与普通的农村妇女完全一样（当时公主坟的周边地区，除了部队机关大院，基本就是农村了），一点也不象公园里的管理人员。等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户人家，其实就是公主坟世代传承下来的守陵人！他们这家人，已经有多少代人为公主坟守陵了？靠什么生活呢？这些谜题，我从没有解开过。
进了陵园的大门，有一座庙宇样的大殿，殿前有汉白玉的“石五供”，就是一个大祭台，上面用汉白玉石雕刻着五种供器，最中间的是一座大香炉。大殿的门窗都紧闭着，我们从没有看到过殿内是何情景。这座大殿的正式名称，应该叫享殿。是举行祭祀典礼的地方。
大殿的后面，是一道红色的矮墙，正中间是一座汉白玉的象牌坊一样的门，正式的名称叫棂星门，很漂亮。进了这道门，是一个很大的，有许多松柏的院子，院子正中的青石底座上，耸立着巨大的“宝顶”，这就是真正的公主坟了。
宝顶共有三个，中间的最大最高，东面的小一些矮一些，西面的最矮最小。当年看到时，这些宝顶都还很完好，红色的外皮虽已经斑驳，但大多没有脱落，青石基座的石缝中虽然长满了野草，但基座没有任何的破坏。加上周围高大松柏环绕，这里显得非常地肃穆和苍凉。
宝顶下长眠的公主是什么样子呢？是象我们幼儿园的童话书中那样高贵美丽么？我们不知道，只能在陵园中无限地发挥着想象。
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中说，公主坟所埋葬的，是清代嘉庆皇帝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是晚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养母。说是葬着两位公主，可我们当年在公主坟看到的，却真真切切是三个宝顶！还有一个宝顶中埋葬的是什么人呢？如今遍查资料搜寻而答案终不可得，对我来说又是一个童年记忆中留下的永远的谜。
到了1965年的秋天，北京开工兴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地铁了，就是今天的北京地铁１号线。这条地铁是采用掘开式施工，位于道路正中环岛上的公主坟陵园，正好挡在线路上。于是，陵园被拆除了！
地铁开工的消息，早就传遍了家家户户，复兴路沿途，全被掘开了，公主坟陵园被拆除，已经算不上是什么轰动的消息了。直到有一天，一个新的消息传来：公主坟被挖开了！
这个消息的轰动程度，远远超过了公主坟陵园被拆除的消息，无数人都跑去看新鲜。这一年，我已经到了不受大人约束可以自己乱跑的年纪了。于是，我也跟在大人们的人群中，来到了公主坟的工地现场，亲眼看到了公主坟被打开的情况。
昔日松柏遮天苍凉肃穆的公主坟，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成了一个热闹的工地。我们熟悉的那些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地面上掘开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大坑，在坑底里，暴露出了公主坟的地宫，一个幽暗深邃的拱形大洞，用青石砌成的。坑底里，有三五个人在忙碌着，不知是文物部门的考古人员，还是地铁工程的施工人员。棺木已经被抬了出来，看上去十分破败凌乱，听周围的大人们说，这个陵早年已经被盗了，棺木是被盗墓贼毁坏的。
站在坑沿上远远望去，散乱的棺木周围，是一些腐烂的衣物之类，其中有一个骷髅十分醒目，也不知是哪位可怜的公主。还有一条很粗很长很黑的辫子，扎着黄色的头绳，保存得非常完好，更不知是谁的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一把黑鞘的宝剑，显得十分华贵，这大概是墓中最有价值的出土文物了吧？
公主坟有三个宝顶，可坑里只看见一个地宫，还有两个呢？不知道，如同公主坟其他的陵园建筑一样，都已经不见了。住在陵园中的那户守陵人家呢？也早已不知去向，施工部门早就安排他们搬迁了吧？
新中国的第一条地铁投入建设了，给我的童年留下无数难忘记忆的公主坟，就此消失了，不但公主坟的陵园消失了，连地名都改成了“立新路”，直到九十年代，公主坟这个地名才重新出现在北京。
但是，公主坟其实并没有真正消失，她似乎有着特殊的魔力，顽强地不让人们彻底忘却她。陵园没有了，可环岛依旧存在，陵园残存下来的绿地，仍旧作为一个免费公园向公众开放。在这个小小的公园里，还有着若干当年陵园中留下的苍松翠柏，更为奇特的是，守陵人住的那两排房子，居然也保留下来了一间！这间小小的中式建筑，一直为这个小公园的管理部门所使用着。直到今天，人们从宏伟的立交桥——复兴桥下走过，还能看见那里的绿地和老树，还能看见著名的公主坟所留下的唯一遗迹——那座小小的中式大飞檐房子。
还有人记得公主坟么？有的，我就永远会记着她。 独自回家
那年我还不满五岁。
姐姐要去军人俱乐部看电影，我闹着也要去，家里人觉得姐姐已经上高中了，带我去看电影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同意了。
军人俱乐部在著名的军事博物馆旁边，是用与军事博物馆一样的建筑材料建成的，两者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建筑群。军事博物馆，父亲带我去过，那里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飞机坦克大炮小炮步枪手枪机关枪冲锋枪，我从小就对这些东西非常熟悉。
军人俱乐部是个三层的大楼，每层的高度，大概相当于普通楼房的两层。那里也有很多好玩的。春节联欢的时候，父亲也带我来过，那里可以看电影，可以玩许多种类的得奖游戏。还可以到地下室去，看看当时在别处见不到的保龄球场。
我对这里最熟悉的，莫过于在二楼的电影放映厅，这里和公共汽车的标准一样：小孩身高不到一米的，进去看电影不用买票！
这次和姐姐一起去看电影的，是小兰姐姐，她父亲是我父亲的老战友叶楚平叔叔。我和她们两个一起到了军人俱乐部，离电影开演还有一段时间。二楼的电影放映厅东侧，是一个很大的图书阅览室，她俩就带着我先到阅览室去消磨这段时间。
阅览室里什么书都有，不但各种给大人看的书报杂志应有尽有，而且还有大量的连环画，这可是我那时最喜欢的读物。一进阅览室，我就被这些连环画迷住了。两位姐姐也顾不上管我看什么书，她们的注意力，也被她们所喜欢的读物吸引去了。
我一头扎进各种各样的连环画当中去了，这里的小人儿书真多，平时在幼儿园里，哪能看到这么多小人儿书啊？我只顾高兴着看书了，完全忘记了到军人俱乐部来的目的，也完全忘记了两位姐姐的存在。阅览室里，被长长的书架和书桌分割成一条条长长的走廊，我也根本不知道她们俩钻到哪条走廊里去了，反正看不见她们。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抬头一看，惊讶地发现，阅览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了！人都哪儿去了？一定都是看电影去了。我跑出阅览室，朝二楼的电影放映厅奔去。可等我跑上那个高高的大理石台阶，来到大厅的门口时，一个宛如晴空霹雳的事实让我彻底地惊呆了：那两扇大门紧紧关闭着——大厅里根本没有放映电影！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三楼上，还有一个小的电影放映厅，那天的电影是在小放映厅上映的。两位姐姐在阅览室，也是看书看得忘了时间，直到听见了电影开演的铃声（我没有听到），才急忙往三楼赶，她俩只是草率地在阅览室内扫了一眼，没看到我在哪儿，就想当然地以为我已经自己到三楼去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里的三楼还有一个小电影厅，更不知道这天的电影是在那里上映。
两位姐姐跑进三楼电影厅时，电影已经开演，场内一片黑暗，她俩根本看不清我在什么地方。等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她俩在场内逐排搜索，也没有发现我的踪影，再跑出来到二楼阅览室找，那里已经空无一人。两位姐姐这下可急了，楼上楼下地拼命寻找，可这个不满五岁的小弟弟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踪迹全无！军人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两个姑娘急得要哭，来问明了缘由，一起都来寻找，还派人到军事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去找，派人去军事博物馆里面去找……，可我呢，偏偏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最后军人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按照姐姐提供的信息，给我家里打通了电话，告知我父母孩子意外“失踪”的消息……
我到哪儿去了？
我在军人俱乐部二楼的电影厅前，发现那里没有电影放映，两位姐姐又不知去向，一下子也懵了，想不出两位姐姐会去了什么地方。可仅仅犹豫了片刻，我就做出了一个自以为很正确的抉择：回家！
两位姐姐和帮助她们寻找我的那些工作人员，都无法想象得到，还不满五岁的我，会这样独自回家了，所以才会心急火燎地到处找我。她们也太低估五岁儿童的智力了，当时决定独自回家的我，心里可有着绝对的把握，所以才如此行动的。
这时的我，早已经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家住在复兴路２９号院３８号楼。每次父母带我进城去的时候，都是从大院的北门出来往东走，一直走到那个古树参天的公主坟南边，那里是１路公共汽车的总站（就是多年来北京人口中所说的“大1路”）。从这里开出的公共汽车，第一站就是军事博物馆。几个小时前，两位姐姐也是带着我乘“大1路”到军事博物馆去的。我还知道，这“大1路”再往前开，要过一条河（木樨地）；然后能看见城墙（今天的二环路）和电视大楼（南礼士路）；接着能看见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中的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和电报大楼（西单）；再往前，就是有着高大红墙的中南海新华门和人人都熟悉的天安门广场了，“大1路”在那里只有一站，站名叫中山公园；下一站，就是父母常带我去过的北京饭店和王府井了。这里是我记忆中乘“大1路”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再前面我就不清楚了，只知道“大1路”另一端的总站有个古怪的名字，叫做八王坟。这个八王坟，是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吧？
有这么多清晰的记忆，还怕回不了家么？
我从军人俱乐部的大楼里出来，很容易地就找到了“大1路”的车站。没问题，我知道回家的方向，正确的车站是在马路的北侧，对面的车站，是开往城里去的，我不用过马路就能乘车。
军事博物馆站距离“大1路”的公主坟总站只有一站距离，车上已经基本没有什么乘客了，车厢里空空的。我很自然地上了车，车上前后门的两个售票员阿姨，都大张着嘴，愕然地看着我。她们十分惊讶：这么小的孩子，没大人带着就自己乘公共汽车？可我并不知道她们的惊讶，还以为她们是在怀疑我没有钱买票呢。坐公共汽车要买票，这个规矩我很清楚。可另一条规矩我更清楚：小孩身高不够一米，不用买票！于是我就主动对她们说：阿姨，我不用买票！
我一说这话，两个阿姨就哈哈大笑，接着她们就盘问起我来了：多大了？知道坐车要去什么地方么？家在哪里？……这些问题自然难不住我，我就一一清楚地回答：四岁半了，坐车到公主坟总站，家在复兴路29号院，海军大院的旁边……
说话间，公共汽车已经到了公主坟北侧的车站。停车开门，可我并没有要下车的意思。售票员阿姨问我：到站了，你怎么不下车啊？我说；你们这车还要开进总站去呢，那边离我家更近，我到那边再下去！
“大1路”从东向西开过来的车，最后一站在公主坟的北侧，停车后，它会转向绕过公主坟，开进在公主坟南侧的总站，再从那里载上乘客向东开进城去。所以，父母带我乘“大1路”回家时，都是等车开进了总站再下车。现在，我就是按照这个习惯选择下车地点的。
听了我的解释，两个售票员阿姨都啧啧称奇：真不得了，这么点儿大的孩子怎么什么都知道？
“大1路”进了总站，这里远远能看见海军大院那栋著名的大黄楼（海军机关的办公楼）。下了车，我一路小跑着往家奔去。从公主坟到我家，大概还有公共汽车半站地的距离。这一路我再熟悉不过了，闭着眼睛都能走回家去：沿着马路向西，走过海军大院北侧，就是我家所在的29号院了，进了这个院的北门，穿过有五个大花坛和三栋钢筋水泥办公楼的办公区，就是全院的中心大操场。从这里，就能看见我家所在的38号楼了……
我到家了，看到我一路风尘仆仆的样子，母亲的神情，与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阿姨一样，张开嘴合不上！——这时候，军人俱乐部告知我意外“失踪”的电话，还没有打过来呢，我独自回家的速度真快啊！
周总理抱我
六十年代，北京饭店每周末都举办舞会，参加者主要都是在京各机关的高级干部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使节、访华人士等等，中央的高级首长们，也经常出席这里的舞会。
那时，父亲几乎每个周末都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北京饭店参加舞会。每到“五一”、“十一”这样的节日，父亲白天去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游行观礼，晚上就带我们去北京饭店楼顶上的平台看节日焰火。那时，七层楼的北京饭店，在北京城里算得上是有数的高楼了，又靠近天安门广场，真是一个看焰火的好去处。
但我那时还很小，北京饭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有新奇事物的地方。舞厅的地面是地板的，据说下面还有弹簧，走上去有弹性，还有一种悦耳的响声，走廊里总是飘着好闻的香水气味，卫生间里总点着檀香……舞会期间，这里还出售许多带有饭店自身风格的点心小吃，与外面商店的味道不一样。就算是北京当时最高级的食品店，如“稻香村”什么的，点心小吃的味道也与北京饭店很不一样。记得在北京饭店吃过一种叫“栗子粉“的东西，一直到现在，我也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
当然，那里的新奇事物不仅仅是有好吃的，更多地能看见不少平时见不到的人和事。最令我感到好奇的，是在那里经常能见到各种奇装异服、皮肤头发眼睛颜色各不相同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都是当时比较高级的访华人士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使节。有一次，我正在大厅里东跑西蹿，看见七八个黄头发蓝眼睛的男男女女在大厅里围在一起谈话，就跑过去钻到他们的圈子中央。看见一个中国小孩跑进来，这些外国人都很高兴，纷纷用奇怪的腔调跟我打招呼说：“逆耗！（你好！）”。我听懂了，也回答说：“你好！”可无论我怎么回答，他们还是在说“逆耗！”。现在想起来，这些外国人应该是只会说这么一句中文。当时没等我想明白这个道理，就被母亲一把给拖了回来——不能让淘气孩子这样去打扰外国友人！
在北京饭店的舞会上，不但经常见到许多父亲的老战友，我非常熟悉伯伯叔叔们，还经常见到许多那时只能在报纸和电影上见到的人物。当时我并不觉得这些人有什么特别，感觉他们和参加舞会的其他伯伯叔叔都差不多。但后来长大以后，对照着照片回想起当时见到的人，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我那时在那里见过这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啊：朱德总司令、刘少奇主席、董必武主席、邓小平副总理、贺龙元帅、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叶剑英元帅……现在要让我清楚地数一数，那时到底见过多少重要人物，我都数不过来呢。
在一次舞会期间，大人们在跳舞和交谈，我想以往一样，在人丛中钻来钻去，母亲跟在后面追，总想让我不要乱跑。舞厅很大人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最后我已经钻到哪里了。一个不当心，撞到一位伯伯的腿上。这位伯伯神采熠熠双目炯炯，有着一种极为特别的风度和魅力，让我这样不懂事儿的小孩，无形中就能感觉到亲切。小孩天真的感觉是不会骗人的，我当时就觉得站在我面前的，一定是一个会非常喜欢我的伯伯。所以我撞到他腿上之后，就抬脸望着他，很想更仔细地看看他。
这位伯伯低头看着我，充满慈爱地微笑着，接着他弯下腰来，伸手将我抱了起来，同时向周围的大人们问道：“咦，这是谁的娃娃？”我很注意地看着这位伯伯，他的两道浓眉引起了我的好奇，情不自禁地就伸手想要摸一下。这位伯伯很自然地向后仰头躲闪了一下，爽朗地大声笑了起来。
这时，周围有几个大人都围拢了过来，我看见母亲从人群中挤了过来，脸上的表情非常紧张，她一边向这位伯伯点头致意，一边从他的手中把我接了过去。这位伯伯依然爽朗地笑着，向我挥手告别……
等我后来长大了，回想起这件事，才知道当时抱我的这位伯伯，就是人人敬爱的周总理！听父亲说，那时在北京饭店的舞会上，几乎每个周末都能看到周总理的身影，只不过周总理太忙了，巨大多数时候，都是没等舞会结束，他就已经离开了。
周总理抱过我，这是何等的荣幸啊！
你是阿玲
每次随父亲到北京饭店去参加舞会，都会看到父亲和许许多多的老战友在一起交谈。我们家住在北京郊区的部队大院里，父亲的老战友们来我家里的时候不多。这样的舞会，给他们提供了经常见面的机会。
去的次数多了，我对父亲的老战友及他们的家人也都熟悉了。他们的夫人和子女，也象我们家里人一样，经常在这个场合露面。参加舞会时，父亲和他的老战友们都是身着便衣，所以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看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差别的叔叔伯伯们，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战功赫赫的将军。
有一位阿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她比我母亲的年纪要大，显得有些瘦弱，总是文质彬彬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显得十分文静，她的头发总是梳得很整齐，带着一副金丝眼镜，就象许多电影中的人物一样。但是，她的脸色很苍白，面颊上有淡淡的红晕。
这个阿姨有点与其他人不一样，我从没见过她跳舞。别人跳舞时，她总是安静地坐着。
我逐渐知道了，她的丈夫是方正平叔叔（中将，海军副政委）。方叔叔和我父亲非常熟，他们见面时总是不停地说笑。这个时候，那个阿姨也会一改文静的姿态，加入父亲和方正平叔叔他们的谈笑之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大声的谈笑之间全无任何的拘束。在这些无拘无束的谈话中，这位阿姨就全然不象她安静时的样子了，而是显得非常大方和爽朗。更有一点特殊的地方是，这位阿姨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象父亲和那些叔叔伯伯们，说话都带有很浓厚的南方口音。这令我感到非常好奇。那时的我，也还弄不清楚大人们的情绪都会如何变化，也不清楚他们之间的特殊交往。
父亲和其他叔叔伯伯们，都管这位阿姨叫“阿玲”，我也就记住了她的名字——“阿玲”！有一次，他们又在一起谈话说笑，我跑过去，把头从大人们的腰际间探进他们的圈子中去。“阿玲”阿姨正好面对着我，她很高兴地对我笑着，说：“你认识我么？”
“认识！”我回答得很干脆。当然啦，都见过那么多次了，听父亲他们叫过多少次“阿玲”了，怎么能不认识？
“那我是谁呀？”“阿玲”阿姨继续和蔼地笑着问我。
我冲口而出：“你是阿玲！”
周围所有的叔叔伯伯们一下子都大笑起来，“阿玲”阿姨更是笑得要摘下金丝眼镜来擦眼泪了！
没等我弄明白他们为什么笑，后脑勺儿上就挨了母亲重重地一掌：“真没礼貌！叫雷阿姨！”
我彻底地疑惑了：她不是“阿玲”么？我没叫错啊，父亲和其他叔叔伯伯们，不都这样叫她么？怎么她一下子就成了“雷阿姨”了呢？我那时还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可自从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位“阿玲”阿姨了。
后来，父亲拿回来一张“阿玲”的照片，这是方正平叔叔给他的。这张照片直到今天，还保存在我母亲那里。而我则从父母的言谈中知道了一个很令人伤感的消息：“阿玲”阿姨去世了！
我那时还不能完全清楚“去世”的含义，只知道，“去世”，那就意味着再也见不到这位和蔼可亲、举止文雅的“阿玲”阿姨了，我也再没有机会去纠正我的无礼，称呼她一声“雷阿姨”了。这也给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注入了一丝让人难以忘记的遗憾和忧伤。
多年之后，我才最终弄清楚了，“阿玲”阿姨的本名叫雷玲，她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了，曾经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女谍”！她与他的丈夫方正平叔叔，都是当年和父亲一起，从延安出发，去参加开辟中原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他们之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雷玲阿姨是中原地区著名的妇女工作者，在后世的许多纪念文集中，都多次出现过她的名字。而我在北京饭店叫她“阿玲”的时候，她已经是重病在身，苍白的脸色和淡淡的红晕，以及她从不跳舞，其实都是她的病态。这些，都是当时的我根本无法知晓的事情。
雷玲阿姨去世了，我再没有机会为我的莽撞、幼稚和无礼向她道歉了。不过，我虽然从未叫过她一声雷阿姨，但在我的心中，却永远记着这位文质彬彬和蔼可亲的“阿玲”阿姨！ 小姐楼
我临上小学的前一年夏天，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个，到北戴河去疗养，母亲却不能去。
母亲不能去，原因在于父亲说是去疗养，其实是去开会。大概在那个年代，不少这种会议都还是用疗养的名义来掩人耳目的。北戴河军委疗养院里，住满了从北京带着孩子来开会的高级将领，多少年后，我才从史书中知道，这是一次载入了史册的会议。
当时我可不知道这些，就知道住进疗养院的大人们，有许多是父亲在北京就经常来往的老战友，跟他们一起来的孩子们，更有许多在北京与我们就是熟人，其中不少与我的哥哥们还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到了疗养院的男男女女几十个孩子中，我是最小的——还没上小学。
这个夏天，而在疗养院里有着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大人们都在忙着他们要写入历史的工作，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对即将要来临的风暴一无所知，每天就是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蓝天和大海之间。
这个军委疗养院，当地人称为“西山”。疗养院的后面，是一条起伏的丘陵矮山。从疗养院中望去，那座矮山的最高处，远远可以看见一座很奇特的建筑，很像电影中日本鬼子的炮楼，又象长城上的烽火台，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疗养院的服务员阿姨告诉我们，那是“小姐楼”，是旧社会的一个军阀，为幽禁他那追求婚姻自由的女儿修建的，早就废弃多年了。
军阀，婚姻自由什么的，我当时还不怎么懂，而“小姐楼”这个名字，和那座看上去很奇特的建筑，则极大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时不时就想着，能去看看多好啊！
疗养院的生活安排，通常都是大人们上午开会，中午休息，下午去海滨。小孩们多数是上午做暑假作业，下午和大人们一起去海滨。我没有什么暑假作业，上午一般就是去跟哥哥姐姐们捣乱。
和我们一起到疗养院的孩子中，有一个名叫傅小芳的小姐姐，已经上五年级了。她很喜欢我，经常带着我玩，不管我的要求多么无理，她都会尽量满足我。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去缠着她，弄得她暑假作业都完成不了，比别的孩子拖后了不少。这天中午，大人都在午休，我又跑去找小芳姐姐了。
小芳姐姐不做作业了，带着我跑到疗养院的后花园去玩。我抬头又看见了后面山上的“小姐楼”，就跟她说，咱们上去看看吧！她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带着我这么一个一天到晚调皮淘气的小弟弟去探险。但是架不住我一再要求，她终于答应了。我知道，其实她对那个“小姐楼”也很好奇。于是我们两个，就在这个炎热的下午，悄悄地出了疗养院的后门，开始了一次远征探险。
那座山看起来并不高，但对我们两个小孩来说，也并不是那么好爬的。山顶上的“小姐楼”，其实也不近，站在疗养院的后门，连楼有没有门窗都看不清呢。俗话说，“望山跑死马”，这个道理我们那时还不知道。真一走，才知道这一路不那么容易。小芳姐姐拉着我，一路走一路玩，走得非常慢。山路两边花草昆虫很多，不时令我们的注意力产生转移。特别是小芳姐姐，她对漂亮的花蝴蝶有着异常浓厚的喜爱，走着走着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路边，她自己钻进树丛中去扑蝴蝶了。我帮不上忙，只能在路边等着她，看着她忙了半天，也没扑到一只蝴蝶。
不过这样也非常好玩，毕竟是在小山上，走着石子铺的小路，两边都是野生的植物，这与我们习惯了的城市环境大不相同，也与疗养院中的人工花园很不一样。
我们两个就这么走走停停，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走到了山顶，这里是山的最高处，举目四望，周围没有比这里更高的地方了，远处的疗养院，已经隐藏在一片葱绿的树丛中，只能看见几座楼的房顶。更远处的大海，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烁着蔚蓝色。这一番景色，在疗养院的后花园里是绝对看不到的。
更令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已经来到了“小姐楼”的脚下。这是一座全部是石结构的西洋式建筑，方方正正真的就像电影里日本鬼子的炮楼。建筑前的那一小段路，是石条铺成的台阶，坡度很大，早已经破损不堪，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兴奋了起来，踏着破损的石阶，就向这座建筑奔了过去。小芳姐姐一边叫着让我慢点跑，一边在后面追上来抓住我，她怕我会被台阶绊倒。
我们终于零距离接触到真正的“小姐楼”了！从到北戴河的第二天，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着，现在它在我的眼中，再也不那么神秘了。其实，这座已经废弃的“小姐楼”，颇有些令我们失望，看到真实的那一刻，最有吸引力的神秘感，也就荡然无存了。
我和小芳姐姐在失望之余，还是很认真很虔诚地绕着“小姐楼”转了一圈又一圈，虽说那时我们都太小，没有任何对遗址遗迹的考古知识，但毕竟我们是放弃了海水浴，费了不少气力走了山路上来的呀，怎么也得看看仔细才对。
它远不像我们在山下远眺时那样完整，而是只剩下了一具空壳，只有四边残破的外墙还矗立着，中间的楼层结构等等都早已荡然无存。楼内和四周，到处都是碎石和瓦砾，不知当初是如何受到破坏的。在我们这时幼稚的眼中，还难以领会到那满目的凄凉与沧桑。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这座四四方方的建筑，是一座三层的楼，每层的每一面，都有两个窗，处处对称而规整，一楼的南面是大门，没有窗，所有的木结构，也都早已经没有了……
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有些偏西了。小芳姐姐和我，也就结束了这次探险，下山回去了。当我们刚一走进疗养院的后门，一个服务员阿姨就满脸焦急地朝我们跑来，吓了我们一大跳。原来，疗养院里所有的大人小孩，包括我和小芳姐姐的家人，直到从海滨浴场回来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少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小姑娘，另一个是所有孩子中年纪最小、最为顽皮的闯祸精——那就是我！这一下所有的将军家长们都给惊动了，……不用说了，我和小芳姐姐都受到了各自父亲的严厉训斥，疗养院的后门，从第二天起就上了锁。可是我和小芳姐姐依旧非常高兴，因为在所有的小孩中，只有我们才亲眼看到了最真实的“小姐楼”，这是我们两人独享的秘密，他们谁也没有。疗养院的后门已经锁上了，你们谁也不能去那里了！
大约二十年后，我又一次去了北戴河。从当年的疗养院附近走过，周围的地形景色，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小山自然还在，但山顶上的“小姐楼”，早已不见了踪影。倒塌了？还是被人拆毁了？问问当地人，“小姐楼”哪儿去了？得到回答都是：“小姐楼是什么？不知道！”
亲眼看到过的“小姐楼”，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谜。
海灯笼
北戴河的海滨，给我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
在部队大院里成长的我，那时能有机会到海滨去，亲眼看一看大海，看一看沙滩，看一看平时只有在书本上才能见到种种新奇事物，这是多么难得啊！
在北戴河期间，每逢周末，疗养院都会组织所有人出去参观游览。我随着大人们，去看了著名的山海关、孟姜女庙、老龙头等古迹，也去了鸽子窝海景区，看了犹如西方童话世界一样的“怪楼”……山海关的城楼里，有一柄所有大人都拿不动的“青龙偃月刀”；孟姜女庙的后院里，有一块高大的“望夫石”；“怪楼”里面，有一条据说可以直通大海的地道……有趣的事物太多了！而最最吸引我的，还是北戴河那长长的海滩。
我三岁的时候，也曾随父亲去过大连的棒槌岛，但那时我还太小，只记得大海是有波浪的，海水是咸的……等等一些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可到北戴河这次就不同了，我已经不用大人带着活动了，可以自己到处乱跑，去自主地发现一切我想发现的东西了。而且这次父亲到北戴河是来开会，母亲没有来，没有人来管束我了。于是我可以整天和一大群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在一起自由自在地去海滨了。
疗养院在北戴河的“西山”，这里的海滨很宽广，沙滩一眼几乎望不到头。每天清晨退潮后，或者傍晚涨潮前，可以到沙滩上去捉小螃蟹，哪里的小螃蟹真多，八条腿，横着跑，遇到人就赶紧在沙子里钻个洞躲进去；还有奇特的寄生蟹，背着沉重的壳，象蜗牛一样。如果再往远处走，到了沙滩的尽头有礁石的地方，还可以找到象刺猬一样的海胆，五颜六色的海星，甚至可以捉到钳子可以夹破我们手指的大螃蟹……
每天下午，是所有人下海游泳的时间。有时候，天气虽然晴朗无风，海中在下午却也会有三四米高的大浪，这种情况其实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那时还小，不会游泳，但可以套上救生圈下海了。大浪卷来，会把套着救生圈的我，高高地托到浪峰上。在浪峰上，我可以看到海中所有的人，都被大浪“吞没”，然后看着他们从浪谷的另一侧一一露出头来，再和我一起去迎接下一个大浪，别提多有意思了！
在海水中，我们还经常会遇到海蜇，无风无浪的时候海蜇就特别多。这些软体动物是透明的，大的象篮球，小的象乒乓球。捉住它们放在沙滩上暴晒，很快就会化成一滩水。当然捉海蜇的时候，会被它蛰着。海蜇蛰人挺疼的，大人们告诉我说，用手心从下面去托海蜇的须，把它捧起来，就不会疼，因为海蜇蛰不透人的手心。我试过了，可手心一样被蛰的挺疼，好在这种疼痛持续的时间不长。
我的三哥锦捷，那时在十一学校上初三，这次在北戴河一起疗养的小孩中，有不少是他的同学。他是学校的体育尖子，游泳非常好，据说能游一万米。我经常看着他在海中，远远地向防鲨网那边游去。我曾经套着救生圈，努力想跟上他游到防鲨网那边去看看，听锦捷说他在那边碰上过比人还大的海蜇！可是无论我怎么样努力，还是没游多远就再没力气了，只能被海浪推回沙滩上。
这天，锦捷又游到防鲨网那边去了。他游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一只非常奇特的动物，乳白色的，象是海参，只有人的手指那么大，长满了肉棘。在暗处，用手去拨这些肉棘，它就会发出淡绿色的荧光！这是个什么动物呀？没有一个人知道，问海滨的管理人员，他们也都没见过。最后他们其中一个人说，这东西叫“海灯笼”，是一种“稀有动物”！
这个“海灯笼”，引起了所有孩子们的好奇。按照海滨管理人员的指点，锦捷将它养在脸盆里，盆底还铺上一层细沙。可这东西还挺娇气，必须每天给它换新鲜的海水。于是，每天下午锦捷和他的那些同学们去海滨浴场的时候，就都端着装有这只“海灯笼”的脸盆，坚持不懈地每天给它换新鲜海水。
我对这个“海灯笼”着了迷，每天都跑到锦捷床底下，把养着“海灯笼”的脸盆拖出来观察它。这家伙实在是非常奇异，每到白天，它就会变得象一根香蕉一样大小粗细，最长的时候，差不多有小学生用的尺子那么长，而且象擀面杖一样粗！它的两端是一样的，分不清哪儿是头哪儿是尾，用手拨它的肉棘，它就发光，淡绿色的荧光非常美丽。发光之后，它就会变短，短到象人的手指那么长，可不会变细，象是一个肉球！而到了晚上，它不但变短了，也变细了，变得就象一根没有发起来的海参那样大小粗细。当然，这时候它还是会发光！
在北戴河疗养的所有时间里，我们一直养着这个“海灯笼”，看着它昼长夜短的变化，和它那不时发出的美丽荧光，它也一直活得很好，天天给我们无数的新奇。等我们最后离开北戴河的时候，无法带它回北京，就只能将它交给疗养院的叔叔阿姨了。
这是个什么动物呢？我到今天也没弄清楚。长大之后，看了邓刚的小说《白海参》，这个“海灯笼”，就是那个奇异的白海参吧？
见到了徐特立
我随父亲去北戴河的年代，那里还不对社会民间开放，去疗养或者以疗养名义去开会的，都是高级干部。在那里，我如同在北京饭店的舞会上一样，见到了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其中有个别的人，是在北京饭店都见不到的。
我们住的那个军委疗养院，是在北戴河的“西山”，从这里向东，可以到北戴河区域的中心，现在叫海滨区，那时则没有这个名称。那时的这个中心区域，有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与北戴河的环境截然相反的农村名称：“刘庄”。刘庄是一个小镇，有一些商业机构，还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那里的巧克力冰激凌非常好吃，我在北京都没有吃过。
从刘庄再向东，就是当时被人们称为“东山”的区域，一直延伸到著名的风景点鸽子窝。那里有河北省委疗养院，据说是整个北戴河设施最好的，中央首长到北戴河来，经常是住在那里，很少有住到“西山”这边来的。所以，我在“西山”这边见到的，大多是和父亲比较熟悉的军队高级将领，著名人物似乎还没在北京饭店见得多呢。
有一天上午，大概是休会吧，父亲和其他大人们没有去开会，他带着我到海滨去散步。上午不是游泳时间，海滩上没有什么人，显得十分空旷和安静，只有海风还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父亲在沙滩上慢慢地走着，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我在沙滩上跑前跑后，寻找沙砾中那些漂亮的贝壳。其实，我并不太喜欢玩贝壳，可现在实在没什么好玩的，也下不了海，就只能去找找贝壳了。
远远地望去，我看见前面有一位身材高大戴眼镜的老人，他身穿便衣，却有两个穿军装的警卫人员陪着。没等我再往前跑，父亲就从背后抓住我，严肃地令我呆在原地，不要再往前走，然后他自己走了过去。
我从远处看见，父亲走到那位老人身前，举手向他行了一个军礼，老人点了点头，没有还礼。我有点奇怪，父亲也穿着便衣，我从没见过他穿便衣行军礼呢。可看到父亲刚才严肃的样子，我也不敢走近他们，只能远远看着他们在一起交谈。
这位老人，我从没有见过，在北京饭店见过那么多大人物，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父亲在与他谈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要谈上多久。父亲与什么人交谈，不让我们小孩靠近的的情况，我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所以我并不惊讶，没一会儿就自顾自地在沙滩上玩了。
不知过了多久，大概时间并不长吧，父亲就回来了，带着我向疗养院的方向走去。那位老人，也在警卫的陪同下，向另一个方向慢慢地离开了，他走得非常慢，两个警卫人员跟他挨的很近，似乎是随时要扶住他似的。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我自然也不知道该问什么。
后来过了若干年之后，我想起了这件事，去问父亲。父亲回忆了一下，告诉我说，那位老人就是刘帅——中国军神刘伯承元帅！
见到了刘帅，这当然是个非常荣幸的事情。但当时我不知道实情，所以也并没有特别的激动。而此后不久，我又有幸见到了另一位革命前辈，这次就有所不同了，场面可要热闹的多了。
那天下午，我们小孩和平常一样，和大人一起去了海滨浴场。大多数人都下了海，我和其他两三个小孩正在沙滩上玩呢，突然就见整个海滨浴场骚动了起来，大人们纷纷上岸，招呼我们都到更衣室去，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把我们遗留在海滩上的东西，象救生圈什么，全都捡起来。不用说，肯定是有什么重要人物要来了，这样的忙碌场面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并不算陌生。可这次，我还是感到有点奇怪，因为其实并没有工作人员招呼大人们离开沙滩，可大人却都自己回到更衣室，把一大片海滩给让了出来。这些带着我们游泳的大人们，可也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啊。我虽然还没上小学，可已经学会了观察形势了，现在我清楚地意识到，是这些大人们自己主动为什么人让出海滩的，而不是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就是在北京饭店的舞会上，那些中央首长来的时候，也没见这些将军们有这样的举动啊。现在是个什么人呢？会让这些将军们表现出如此的崇敬呢？
我带着疑问，跟着其他小孩一起进了更衣室。其他年纪大一些的孩子，都在议论纷纷，我挤进他们中间，也没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就急着问他们：谁来了？谁来了？
在七嘴八舌中，我听到他们有人在说：“徐老来了！”徐老是谁呀？我当时可不知道。于是只有继续追问那些比我大的孩子们。终于他们中间有人告诉我：“徐老！徐特立！毛主席的老师！”
毛主席的老师！这可真是个惊人的消息。我从上幼儿园开始，就知道“老师”这个称呼意味着什么，那是指导我们了解认识这个世界的人。毛主席，中国的最高领袖，创立了开天辟地的伟业，那么当年指导他认识了解这个世界的人，又该是个如何了不起的人啊！现在，徐老，徐特立，毛主席的老师，即将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徐老走过来了，我从窗户里朝外望去，看见一个身材不高，瘦削而精神霍烁的老人，已经换好了衣着，准备下海游泳了，这就是徐老。海滩上，这时除了徐老和他的两个随员之外，已经空无一人。对于将军们这种出于崇敬的礼让，徐老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仅仅是简单地向聚集在更衣室门口的那些将军们挥手致意，表示感谢，然后就在随员的陪同下，连救生圈也不用，步履稳健地向海中走去。
海中，徐老和两个随员，越游越远。这边更衣室的大人们，都在赞叹徐老的身体如此健康，这么大年纪了，步伐一点也不蹒跚，还能在水中自如地游泳，连救生圈都不用。言语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这些将军们对徐老的尊重和爱戴。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时仍如年轻人一般在海中击水的徐老，已经是八十八岁的高龄了。 自制播音机
孙毅伯伯和我父亲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又住在同一个楼，两家熟悉得不分彼此。孙毅伯伯和他夫人田秀绢阿姨（全国妇联的副主席）有四个孩子，两个大的是女孩，两个小的是男孩，名字也很整齐，两个姓田两个姓孙。大的两个女孩叫田佳、孙欣，小的两个男孩叫田铮、孙兢。我们之间都是称呼小名，就叫他们佳佳、欣欣、铮铮、兢兢。田佳都上大学了，我们这些没上学的或者刚上小学的，见面还是叫她佳佳。有一次我脱口而出叫她“田佳”，还挨了她一顿教训，说你真没礼貌，怎么这样直接叫我的名字？要叫“佳佳姐姐”！
虽说他们几个与我的年纪差距较大，但总在一起玩，常来常往，大家都没在意年龄的差距。这也是我们那个院儿特有的传统，大孩小孩都在一起玩。文革开始那年，佳佳上大一，欣欣上高二，铮铮上初三，兢兢才上小学五年级，而我呢，只有小学一年级。就这样，也一点没妨碍我们在一起毫无顾忌地打闹嬉笑，欣欣比我要大九岁多，梳着两条长辫子，个子高高的，就这样她还老跟我打架，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
铮铮已经上初三了，他是个无线电技术爱好者。那时候，好多人家上中学的孩子，都自己动手制作矿石收音机（现在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增长无线电知识。在我们院，铮铮是所有小孩公认的技术高手，他不但会制作矿石收音机，还会组装当时很时髦的半导体收音机，连更复杂的电子管收音机，他也会制作！有时，谁家的收音机出了问题，还找他去修理呢！这些高深莫测的本领，很令我们羡慕和佩服。
文革中，孙毅伯伯在院里被批斗了，勒令他“劳动改造”，就是每天清理我们楼的垃圾箱。可我父母每天见到他，都还是和平时一样打招呼，有时就站在垃圾箱旁边跟他聊上好一阵。我们小孩之间，就更没把这当回事儿了，天天还是在一起玩。佳佳是大学生，堂堂的女红卫兵，还照样儿当她的红卫兵，从没听谁说她是什么“黑五类”不能当红卫兵。一天到晚就看她往外跑，回来跟我们说些什么首都红卫兵“一司”、“二司”、“三司”之间互相大辩论甚至武斗的事情。我只知道，佳佳是“一司”的，“三司”的司令叫蒯大富，很有名，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
铮铮和欣欣也都是八一学校的红卫兵，但欣欣经常是在家玩，铮铮更多的时候是在家里摆弄他那些无线电零件。兢兢只比我大三岁，我经常和他一起在院里东跑西颠的，有时候就跑到铮铮的房间里去看他摆弄各种各样的收音机，形形色色的电子管、晶体管、电阻、电容、线圈、漆包线……用电烙铁焊来焊去的，我和兢兢反正也看不懂，就是看热闹，赞叹铮铮的本事。
这天一早，兢兢跑到我家来找我，说是铮铮做出来一台“报话机”！这是个什么新奇东西？我们只在电影中看到过，《南征北战》里的张军长，拿着话筒在喊：“我们也受到了共军阻击！”难道真是那玩意儿？这可太神奇了！
我和兢兢跑到铮铮那儿，他正为自己的作品得意呢。欣欣也来了，几个人一起观赏着铮铮的杰作：其实就是组装在一起一大堆电子管和零件，再有几个旋钮。整个机器没有外壳，接上电源之后，几支电子管闪烁着暗红色的光。特别的地方，是用一只收音机喇叭当话筒，在窗户外面树了一根和一般矿石收音机一样的天线：竹竿儿头上用铁丝象蜘蛛网一样，编成一个厨房里用的笊篱那样的东西……
这个神奇古怪的东西，能象电影里面的张军长那样喊话么？铮铮告诉我们，这其实不是兢兢说的“报话机”，而是一个微型的，象广播电台一样的“播音机”。你用它在这屋说话，隔着二十多米的另一个房间里，可以用普通的收音机收听到，这就是它的全部功能了。
欣欣、兢兢和我，立即就要铮铮给我们演示一下。于是，在铮铮的安排下，欣欣和兢兢到兢兢的房间里去开收音机（孙毅伯伯级别高，他家住了两套房子，兢兢和欣欣的房间，都在铮铮所在的这套房子对门），欣欣命令我在这边对着那个黑色的小喇叭唱戏，就是当时人人会唱的那些样板戏，他们在那边收听效果，铮铮去给他们调收音机的频道。
没一会儿，就听兢兢高声叫道：“好啦！开始！”，于是我就开始对着喇叭唱起《沙家浜》里胡传魁那段著名的“想当初”。这一唱，旁边的一个喇叭里也传出了我自己的声音，吓了我一跳，铮铮没告诉我，他还另外接了一个喇叭。
没唱两句，就听见欣欣尖利的女高音在那边喊：“听见啦!听见啦！”，我跳起来就往那边屋里跑，欣欣迎出来质问：“你怎么不唱啦？”我就只顾着说：“让我听听让我听听！”欣欣拗不过我，就自己跑过去唱了。
这边收音机里传出了女声独唱《北京的金山上》，声音嗡嗡的，但能清晰地听出是欣欣在唱。这可太有趣了！接着兢兢也跑过去试了一把，大家轮流在这个“播音机”里展示自己的音色，……
铮铮早就去干别的，就剩下欣欣、兢兢和我，兴趣盎然地来来回回欣赏着这个神奇的播音机，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唱戏，一会儿学广播电台的男女播音员报新闻，一会儿朗诵，一会儿骂人……
我当时并不知道，用市场上能买到的电子零件，组装出一台有发射功能的机器，在那时是会被查禁的。可以用于组装有发射功能机器的电子管，市场上是严格禁止出售的。铮铮能用最普通的电子管做出这么一台机器，一定下了很大功夫，费了很多脑筋吧？
但是从那以后，再没见铮铮弄出什么新的花样儿来了，他不久就去当兵了。几年后再见面时，他已经是个军队干部了。我问他在部队是搞无线电技术的么？他回答说：“早就不玩那些玩意儿了。”
我总在想，铮铮没有成为一个电子工程师，真是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