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纪念司徒乔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司徒双
1957年大学毕业后我被送到京郊农村锻炼，赶上火热的大跃进年代。记得那是1958年的春节前两天，我打电话回香山的家，告诉父母今年春节加班，不能回去团年了。接电话的正是爸爸，他说早就料到了，因看到报上号召“打破常规过春节”，让我别惦记家，好好干……
父亲乐观爽朗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耳边萦绕，殊不知那竞是我与他的诀别谈话，两天后的大年除夕夜，因旧病复发，他竞突然与世长辞，年仅56岁。很多年之后我在美国的奥克兰见到本家亲戚司徒展医生，他比我爸爸还年长一些，因为保养得好，红光满面，这又让我回忆起另一件难忘的事情，那是1950年的罗湖，当时父母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毅然决定从美国返回祖国，先到香港接外婆和我们三姐妹，然后从罗湖入境。那时的罗湖有两股同样壮观却方向完全相反的人流，一股是从世界各地赶回来投奔祖国的海外爱国人士，另一股则是那些因惧怕共产党政权迫不及待地往国外跑的老老少少。我们和司徒展医生一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罗湖不期而遇，只是去向不同，于是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询问对方，一边是：“你们为什么要走？”；另一边则是：“你们为什么要回来？”。随后来不及等待对方解释便又各自朝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匆匆赶路。83年在美再见到司徒展医生时，他很痛心地说爸爸那时不应回国，否则绝不会这么早逝……
在这点上他是对的，因为50年爸爸硬要提前出院回国时，美国医生就极力反对，并警告说如肺里最后的空洞不治愈，早晚会要他的命……
但无论是司徒展医生或美国大夫都绝对不能理解的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更看重生命的意义，而不是它的长度。正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和与刚刚站立起来的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迫切愿望，使父母亲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作出了义无反顾的抉择。这不但对他们的后半生至关重要，也从此改变了我们三姐妹的命运。原来那时“美国之音”广播公司曾有意聘请妈妈当中文编辑，除优厚的待遇外，还答应提供我们三姐妹由港赴美的机票……
提起父亲的博爱胸怀，我想起小时候经历过的另一件事。地点是抗战时期的重庆歌乐山金刚坡下的“团山堡”，那是建在一个四周全是水田的小山坡上的三间茅草屋，尽管十分简陋，夏漏雨冬透风，但对于经历过近一年在滇缅公路上的辗转颠簸、好不容易才从仰光逃难到大后方的我们全家来说，简直是个天堂。一天夜里，刚记事的我被厨房那间茅屋里的动静惊醒，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看个究竟。在微弱的油灯光下，只见一个浑身湿透、脸色惨白的老乡模样汉子，缩在黑暗的角落里打哆嗦。爸爸妈妈忙着把能找到的剩菜剩饭递给他吃，他一声不吭地狼吞虎咽，看来是饿坏了。吃完之后才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告诉我们，他如何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拼死游水横渡嘉陵江……
临走时爸爸没有忘记把自己身上的厚外衣给他披上。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是这样无时无刻不在深切地同情被侮辱、被欺压与被损害的劳苦大众，进而着力地表现他们。正如爸爸在回国四年后发表的《谈速写》一文中所表述的：“你若问我是怎样画起速写来的，那真再简单不过了——在我青年时代，我实在受不了眼前事物的刺激：一切不是太美，如北京的宫殿、白松等，便是太丑恶、太可怜了！我并没等待到美术学校学习，便动起笔来（可惜我始终没机会在我国受过任何美术学校的教育），在北京追着一群群的乞丐老残瞎走，把小墨水瓶系在大拇指上，随走随画”。难怪廖公（承志）对他如此评价：“画穷人、工人和乞丐成为司徒乔画笔长征的起点”。也正是这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一个真正艺术家的良知，使他的艺术达到了精纯的境界，画出了《五个警察和一个零》、《义民图》、《三个老华工》等不朽作品，成为鲁迅先生称为具有“明丽之心”的作者，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民画家。
正如大多数文豪都未曾进过大学文学系一样，杰出的画家也并非一定出自美术院校。爸爸就从未因自己没有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而气馁，还是在上述文章中他有一段这样的自述：“我从未因为忧虑自己缺乏美术学校教育而对具体技术问题发愁过，我只是画着、画着，从每次画画中自己审查得失，随时请教人家，随时学习，又随时怀疑人们的批评，自己求教于不会说话的书本与名作”。可以说自学成才的画家在某种程度上少了些条条框框，但却要付出比常人多十倍乃至百倍的努力，父亲就是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像海绵一样如饥如渴地吸取古今中外凡是对他有用的技巧和画法，成就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
比如《古琴图》中类似国画中朱砂一样沉着的红色的运用，配以明亮的金黄和深褐，构成温暖而统一的调子，在这些暖色中又夹以不同强度的青、蓝、绿，造成极其微妙而丰富的对比关系，像爸爸所推崇的伦勃朗一样，他的色彩常有一种金属和宝石般的高贵感。《莱雅湖上的清洁工人》的色彩则更为凄艳，其中绿色与桔红色的对比，再加上紫、淡黄和棕黑，显出强烈的个性，突出了南洋群岛的浓郁色彩和马来土人的一种纯朴和粗犷的美，和高更笔下的南太平洋塔希蒂岛风情可以说异曲同工。而水粉《海滩上》在艺术气质上更富于热情和想象，其中自由的抒写带有中国写意画中泼墨的韵味，笔触饱含感情又洒脱奔放，在着力表现海光天色之瑰丽的同时，让观者感受天水交错、光影混杂的逼人的感性力量，令人不禁联想到被称为“感觉的现实主义”大师透纳所擅长表现的海、云和光的运动。
我想父亲之所以酷爱水彩，是因为它最能捕捉瞬息万变的海光云影的色调，流动的水份也最适于表达湿润的气候和朦胧诗意的景色。而父亲对色彩的敏感早就让徐悲鸿发出这样的感叹：“司徒先生对色调的感觉，为当代最敏之人，又有灵动之笔，供其纵横驰骋，益以坚卓，倘再加用功，便可追踪意人Etoretito”。在博采众长的同时，父亲也从未停止过探索并创造出如竹笔这样既刚劲又具有弹性、简便高效的完全民族化的画法。凭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父亲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作品题材之多样、涉猎领域之广、及表现力的深度都是惊人的。像同样从未上过美术学校的杜米埃一样，他的画笔是一把灵魂的解剖刀，直面人生，震撼大千世界。
尽管自小看父亲作画，偶尔也给当当模特儿（那时觉得是件苦差事，一耽就是几个小时不能动），但对父亲有更深的理解还是在巴黎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并在卢浮宫艺术学院深造、有机会遍访欧洲十二国主要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之后。在世界艺术珍品的浩瀚海洋中，有多少杰出的艺术家都是在贫病交加、困苦潦倒中度过一生（在这方面父亲唯一比别人幸运的是有母亲这样一位卓越的女性作为生活和事业上的同心伴侣），而就在常人无法想象和不堪忍受的艰难中，他们“坚强地像巨人般从灾难中崛起”（郭沫若在1945年观看父亲在上海举行的灾情画展后的评语），顽强地与坎坷的命运抗争，在艺术里倾注毕生心血乃至生命，给后世留下了反映他们各自时代的伟大作品，也让后人永远缅怀他们作为真正艺术家的高尚人品。
2002年11月18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