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北大荒遭遇到水涝灾害。水中泡过的粮食发了霉，不能上缴国库，上级处理的方法是分发给连队里的兵团战士吃。那年代哪讲究什么“黄曲霉”，“致癌物”。尽管看起来，馒头（白面）是黑色的，窝头，粥（玉米）是绿色的。吃在嘴里又苦又酸，难往下咽。可是干重体力活（排水工程中抡大镐，举大锤）累了一天，真体会到饥不择食。我还是有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只吃稀的，不吃干的。因为干的需要咀嚼，稀的吞咽即可，可以缩短发霉食物在嘴中舌间的停留与进程。
一天晚饭时，我又只喝了一碗绿色的玉米面粥睡下。半夜里被拉练的军哨声惊起。赶快打起背包紧急集合。摸黑的行军路上，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为了不掉队，别人走时我也得跑。一通折腾过后天不亮，我的体力就消耗余烬，逐渐地，步履越发艰难，终于冻饿交加晕倒在冰雪地上。后面赶上的青年有人将我唤醒，朦胧中我乞求他们：“让我再睡会儿吧！”此刻大家捷已自顾不暇，只得无奈地任我趴在地上，各自继续赶向前。不知又过多少时辰，一声大吼：“杨小松，你不想活啦！”这是我最熟悉的外附同学杨建原的声音。他见我仍赖在地上不起来，就一气抓住我的衣领，将我拽起。他虽然疲惫得已是落在全连的最后一位，可他还是抢走了我的背包扛在他自己行李上，使我轻装上路。我当时耳朵上坠着已冻成冰坨子的口罩，手里拄着拣来的一根树枝，强睁着被霜封住的眼睛，祥林嫂般一步一挨，终于回到了大本营。过后，也许是我太稀里糊涂，竟不记得对杨建原同学有过致谢。
返城后，我与杨建原多年来的交往中，也常是他对我有求必应，尽力而为给予我不少帮助。突然有一天，面对他，我蓦地想起，“大鼻子（同学对杨的昵称），你曾是我的救命恩人哪！”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有这事吗？”建原，我怎么能忘？怎么可能忘记呢！
中国的彼埃尔
我刚在外附聊天网上第一次露面，兵团时的同连战友就提起我“扒军车”的事。那对于我来说确实属于既自豪又惭愧的浪漫经历。
当时，69年冬，我所在的10连正处在饶河县，与苏联相界的第一道边防检查站边上，与打响战役的珍宝岛只隔着一层山。前线的炮声震响了大山。同连的初三西同学蔡润国被选入担架连光荣奔赴前线了。这使我激动不已。苏修侵犯边境了，一方面觉得自己也应该学习解放军，保卫祖国，不吝惜鲜血与生命。另一方面，正巧我刚刚读过一位同学偷偷（文革中，除了马列与红宝书都属该批判的封资修之列）带到北大荒来的一本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卷。其中正描述了有关在拿破仑进犯俄罗斯时，小说中的主人公—追求人类真理与社会进步的贵族青年彼埃尔，如何放弃特权与尊贵，以非军人的身份穿梭于前线的情景。马上觉得，自己也能亲临目睹真枪实弹战争场面的机会来了，决不应错过！这样，望着不停地驶向前线的一队队军车，我每天头脑中都盘旋着一个念头—做中国的彼埃尔，上前线！于是，一天黄昏下工时，正遇到停在国防公路旁的一辆军车，就很自然地，趁司机不备爬了上去。车一开动，颠簸中，我的心中不禁浮现出头带白色礼帽，身着绿色燕尾服，冲向高加索的俄罗斯贵族青年彼埃尔，他那令我倾倒的形象。体会到他那即将临近真实战争的壮烈，心中充满了“新奇的特殊喜悦”。
天黑后，大概司机要取车厢上的什么东西，发现了我。他让我下车。我说：“我要到前线！”望望夜空，他没再多说。（当时，他为了我的生命安全，没有在不见人烟的荒郊将我就地赶下车。听说他后来为此受到了严重的处分。我真是害苦了他！）车继续行驶。夜更深时，车停在了最前沿的检查站。冻僵了的我被令下车，安排住在感觉当时对我既礼貌，又有警惕性的（对我这不速之客，这家人只字也不问）一户肃静人家。我预感到不可能与担架连的蔡润国汇合了，饥寒与困顿中很快在暖炕上睡着了。早上，附近军营的哨声将我催醒。我马上就要被遣返了。
上车前，我遇到一排大概是从最前线上回来整编的战士。虽是在零下30几度气温下，他们各个身上都没穿大衣，只是短军衣，满脸的冻疮有的在淌水。但又都各个精神抖擞，一副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这就是和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一样的—我们最可爱的人！我们先是相互惊异而又亲切地望着对方。不，那是一种亲人间深沉的目光的拥抱！那一刻，我仿佛象当年彼埃尔理解了俄国战场上的士兵们一样，理解了眼前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不惜一切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突然，一位战士，紧接着是好几位战士围拢向我。他们摘下我头上的皮帽，从自己的挎包里掏出饼干，他一把你一把地，将饼干尖尖地装满了我的帽兜儿。这一定是他们战斗中爬冰卧雪时的口粮啊！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艰苦战场上分得的口粮，来表达对自己所保卫的祖国人民的爱意，寄托对后方亲人的思念！
当天我回到了连里，一面把前线解放军送我的北京产的“快乐”牌饼干，分给同屋的老六与小卫等伙伴，一面兴奋地为她们讲述着两天来的见闻经历。没想到，等着我的却是领导严厉的批评与勒令检讨。检讨中，我不敢写出行为的全部真正的心理动机。我怎敢讲出：除了朴素的爱国热心之外，我作为一个知识青年，还受了敌国文学作品中艺术渲染的鼓动，崇拜并效仿封建贵族彼埃尔，以及自己为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的心理呢？消除了开始的几分自豪，代之以更多的，是内心的羞愧与恐慌。并且我才发现，行为幼稚草率的我，忘记了自己当时的不良身份—被专政的“走资派子女”，高中专业又学的俄语。这就给了一些极左的或心理灰暗的好事小人以口实。“扒军车”几乎成了有些人污我“投苏修”的代言词。更可怕的，还有一些心照不宣的疏远与回避，甚至是歧视的眼神。我扪心自问：“我，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后代，怎么可能有一星半点背叛祖国的企图呢？”但那时我真是有口难辩，更有时自卑地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时间可以证明清白无辜的事实，友情与信任可以修复心灵的伤痕。没有料到的是，由于生活中我加强了严肃性与组织纪律性，少给别人添乱惹麻烦，劳动中表现出积极肯干，当然再加上父亲被解放也正逢时，我这个曾经的中国的彼埃尔，在同去北大荒的同学中，竟最先被选送回城上学，开始了新的命运里程。并后来有幸光临了青春时的偶像彼埃尔的故乡—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