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第一次乘坐飞机的经历

王小华

上个月中旬我去新加坡和缅甸公干，10天之后从仰光返回北京，坐在国航班机上整理文件和笔记，结束时无意中发现笔记本的开头几页是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省的电话区号。枯坐无事，不禁在本子上勾画计算了一番，发现缅甸应该是我去过的第66个国家（包括地区）。而国内方面，我居然跑遍了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内的所有省市自治区。

跑的地方多了，不免有些见闻经历，可惜我放弃记日记的好习惯已有30多年，所以大都在记忆里逐渐淡去。好在我有一个癖好，每到国外一个新的地方都给家里，其实就是给自己邮寄一两张明信片以为纪念。闲暇时，翻看记录着各地风光的明信片和自己写下的只言片语心得体会，怡然自得，也是一乐。雪泥鸿爪，敝帚自珍，保留一些记忆的链接，自我感觉不错。

远途旅行自然离不开乘坐飞机，五花八门的航空公司，大大小小的各种机型，长长短短的旅程，形形色色的经历，因为太多，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三年里，我曾做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在南太平洋工作。南太地区海域辽阔，诸多小岛国星罗棋布，套用葛优在一部老电影中的台词，“在浩瀚的太平洋中撒下一串璀璨的珍珠。”因工作关系，我很多时间需要在小岛国之间旅行，各种小飞机乘过不少。记得有一次从斐济的南迪去图瓦卢，乘坐斐济航空公司每周一次的涡轮浆小飞机，有幸与图瓦卢总理邻座。这条航线的特色是登机前每个旅客需先称体重后称行李，计算安全无误之后才起飞。图瓦卢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人口不到8千人。机场（实际是一条只能起降小飞机的草地跑道）就占了小岛的一半面积，平时小孩们在跑道上光着脚丫踢足球，飞机降落前，机场工作人员要狂吹一阵哨子，孩子们才散去。飞机降落后，只见一位足踏人字拖鞋的工作人员站在机舱门外，手里拿着一枚大印，逐一检查旅客护照，办理入境手续，连个办公桌都不用，片刻完工，效率堪称国际第一。图瓦卢全国只有一家旅馆，6间客房，全国唯一的饭馆也在这家旅馆里，一共3张饭桌。国家小虽小，但国家机器一应俱全，一个都不能少。在这里，我也得到了在别的国家不可能享受到最高礼遇，总理和内阁成员集体接见并会谈。顺便说一句，图瓦卢一直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据说台湾后来援建了一家有30多间客房的旅馆，可见“银弹外交”的作用不可小视。还有一次在所罗门群岛，从首都霍尼亚拉到西部省（其实就是西边的一个岛）乘坐只有8个座位的小飞机，我的座位就是与驾驶员并排的副驾驶的坐椅，一路上与驾驶员聊天，近距离观察起飞降落，十分刺激好玩。驾驶员是个当地人，肤色黝黑，一口白牙，相当豪爽，以致邀请我试着操纵一下方向盘，说起来惭愧，我没敢，婉言谢绝了。去年夏天在马尔代夫考察海啸重建项目时，也坐过特别租用的小型水上飞机，从低空俯看一个个椭圆形的珊瑚岛，就像蓝色天鹅绒上的翡翠，美轮美奂。当然有时也不免长途飞行，2004年去智利，飞飞停停32个小时，加上两地时差，到达圣地亚哥时人困马乏已到极点，2天后才勉强恢复正常。飞得多了，我成为国航俱乐部的金卡会员，旅途中往往得到一些特殊的关照。

但是，上述所有经历都比不上我在1970年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深刻难忘。

我是1963年入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初中部的。1966年文革开始，我也跟着参加“红卫兵”造反，串连（曾经和班里的10位同学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从北京徒步走到韶山，前不久，我们5位在北京的老同学还曾专门聚会纪念我们的“小长征”40年。这又是题外话了），复课，当逍遥派，直至1968年底，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浪潮，我和同班的张援援和初二西的鲍海庭先后去海南岛澄迈县红光农场种橡胶。当年的海南岛极其贫穷落后，繁重艰苦的农场劳动生活对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考验，我们没有被压跨，全凭意志。40年后，我们聚在一起时曾探讨这个问题，问自己为什么能坚持住，好像谁也说不清楚。这种意志并非完全的革命热情，我们不想虚伪地拔高自己，实际上，经过文革的蹉跎，我们也改变了许多。我想，可能就是一种本能吧，有几分纯真，也有几分无奈，毕竟我们是生长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和政治氛围，再说去海南既不是分配，也无人动员，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970年初，我在农场劳动已经1年多时间了，先是种橡胶，后来又负责放牛。这一年春节前，我请假回京探望父母。结伴同行的还有同一个连队的林姓姐弟，是从广州华侨补校分配来的学生。听说他们的父亲在柬埔寨经营中药材，很有钱，也很爱国，文革前把姐弟俩送回国学习，不想遇到文化大革命，姐弟俩拒绝返回柬埔寨，坚决要求上山下乡，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他们去北京是看望临时回国的父母。当时从海南岛去北京的通常路径是先乘轮船到广州，再乘火车到北京，顺利的话，路途也需要5天时间，来回就是10天，恰是我假期的一半时间。

我们搭车用了半天时间到达海口（2000年我曾重走这段路，在西线高速公路上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去买船票时，才得知因为一场不大不小的台风刚刚过去，轮船停驶了几天，积压下上万旅客，一票难求。我们人地生疏，若要排队购票的话，据说起码要等5天时间。正当我一筹莫展焦急万分之际，林姐姐提出了一个我从未想过的主意，乘飞机去广州。

上点年纪的人可能都还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坐飞机的都是有相当级别的国家干部，没有这个身份，有钱也坐不上。总之，飞机基本上就是和普通百姓毫不相干的事儿，更别说我这个十几岁既无权又无钱的知青了。林姐姐的主意让我感到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林姐姐和林弟弟是见过世面的大户人家子弟，我又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将信将疑地跟他们一起去民航售票处。到了那里一问，竟然就有第2天去广州的机票，42元一张。我们出示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X师X团的探亲证明，（不好意思，红光农场后来改为生产建设兵团的番号已在我的记忆里消失了。）再加上林姐姐说明她父亲是中央邀请回国的侨领，我又是受团部派遣陪同姐弟俩去北京的，（前一句是真的，后一句自然是编的。）售票处居然很痛快地卖给我们3张去广州的机票。掏出42块钱让我十分心痛，要知道我当时的工资只有19元，42元当然是一笔巨资。但“被团部委以重任”的我已别无退路，再等上5天，我可怜的假期就只剩下一个巴掌的数了。

第2天上午，台风过去的海口市上空万里无云，天气绝佳。我和林姓姐弟一同登上民航客机。他们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我则是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兴奋莫名。记得那是一架两翼挂有螺旋桨的苏制小型客机，是否安－24我记不清了。飞机上座位不多，居然没有坐满。我心里很感叹那些众多在焦虑中苦等轮船的人们，他们肯定是象我一样压根就没想到可以坐飞机离开海南，否则愿意拿42元钱换回5天等候时间的人也会不少吧。

当年的海口机场就在市区里，很小，也十分简陋，十分类似后来我去过的太平洋岛国的机场。我随身就带了一个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小旅行袋，也不用托运。登机后只记得飞机舱内简朴得可以，地板就是铁制的机舱底板，上面也没有铺盖地毯之类的东西，透过舱底之间的缝隙，可以直接看到下面的景物，好在只有800米的飞行高度，是否密闭无关紧要。当年的“空中小姐”叫做机上服务员，除根正苗红政治可靠外，身高相貌上也有一定要求，与今天招聘空姐差不多，只不过审美标准可能有所差异。机组都是空军编制，无论是飞行员还是机上服务员均身着上绿下蓝的空军军服，只不过在飞行时不佩带红帽徽和红领章罢了。

1970年正值文革的鼎盛时期，神州大地人人“忠字舞” ，处处红海洋。民航班机上也不能幸免。飞机起飞前，硕美健壮的女服务员首先领读毛主席语录，然后再向所有“革命旅客”宣布一连串以“不得如何如何”为开头语的机上注意事项。飞机起飞后，她手持铁壳暖瓶为乘客送了一次茶水，就没有其他任何服务了。飞过琼州海峡时，我低头从脚下的缝隙清楚地看到波光粼粼的大海和渔船，煞是好看。

好像飞行了不到一个小时，飞机降落在广东雷州半岛的湛江。大家下机吃午饭，自费5毛一大碗的面条。可能是饿了，记忆中好像味道还不错。餐厅一角是用屏风半隔起来的机组人员就餐的地方，经过时我抑制不住窥探欲，发现他们吃得比我们好许多，满满一桌子菜，还有水果。听说是空勤灶，标准为每人五元一天还是一餐不记得了。看着剩下的饭菜，想想农场少油无肉半饥半饱的伙食，油然而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慨。

午饭后，飞机继续向广州白云机场飞去。正当大家昏昏欲睡之际，女服务员宣布要教唱革命歌曲。走道前的驾驶舱门上粘贴着一张用毛笔大字书写的简谱歌篇，是刚刚解放的《战斗进行曲》。于是，在没有密封的机舱里，在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中，传来近似专业水平的激昂的女高音和我们这些乌合之众很不协调的跟唱：

“我擦好了三八枪，我子弹推上膛，我背上了子弹带呀，勇敢上前方！我挎上了手榴弹，要消灭那蒋匪帮，我剌刀拔出了鞘呀，刀刃闪闪亮！”

坐在我后排的一位抱着婴儿的军嫂，本来就嚷嚷头晕，这么一折腾，加上小孩哭闹，中午吃的面条又原封不动呕了出来。但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女服务员的热情，她继续伸开双臂，大幅度地打着拍子，也没有太多影响革命旅客们认真地学唱。

“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他几支美国枪！”那歌词，那曲调真叫人热血沸腾，回肠荡气。后来，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听到这首歌曲，每一次都抑制不住地想起当年在800米高空学唱的这一幕，就好像电影中的蒙太奇一样在眼前闪回。

飞机如何降落在白云机场，其间又有什么故事，在我今天的大脑里早已是一片空白，记得的只是那一幕和激越的歌声。

说完这段经历，再说几句题外话。

那年辗转回到北京后，我曾专程去看望林姓姐弟。当时，他们与父母一同住在东城区王大人胡同里的华侨饭店，让我觉得奢华无比，尤其是和我们在海南岛30多人挤住在一起茅草棚相较，恍然两个世界。2004年，我所供职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从灯市口搬到北新桥3条，恰是当年的王大人胡同，而华侨饭店则与我的办公室仅有一箭之遥。当年我眼中的豪华饭店如今破败不堪，以致关闭了很多年。最近刚刚修整重新开业，但我想毕竟时过境迁雄风难再了。我离开海南后入伍当兵，9年的军旅生活我大半在西藏边防度过，自然与林姓姐弟也失去了联系，只是听说后来不少华侨子弟纷纷离开中国返回侨居国家。红色高棉执掌柬埔寨时曾屠杀了上百万人，其中也包括华裔商人，但愿他们能够逃过此劫。

离开海南后，我与张援援和鲍海庭天各一方，但一直保持联系，我们之间的友谊也经历了40多年的漫长岁月。张援援（如今叫张援远）是我国驻新西兰大使，鲍海庭则在国资委从事国家投资大型项目的稽查工作。其实，我们一年里只能聚会一、两次，并不常见，但我们彼此牵挂，友情因其久远而愈加醇厚。

如今，我每年都有几次穿越亚欧大陆的飞行旅程。每次出行，必选国航。随着波音747强大马力的推动，飞机腾空而起。望着窗外飞速缩小的大地，我总会情不自禁地默诵陈毅元帅1965访问非洲六国所做的五律“西行”，“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盅酒，山裁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2006.12.15于北京建翔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