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小鹦鹉

邱惠芳

1970年学校从和平门搬到魏公村外语学院西院。原本散居和平门校舍的教职工，便被集中安排在西院的一号楼和二号楼。这是当年的学生宿舍，并不适合住家（这样的楼被称为筒子楼）。一个房间一户人家，人口密集。家属中的小孩，个别大的上小学，多数是上幼儿园。孩子们白天同在外院幼儿园，晚上同在一个楼道里玩，简直密切得不能再密切了。各家各户无私密可言。夏天为了通风凉爽，各家门上挂一布帘，让经过的人，不至于对各家的“内政”一览无余。这个时候孩子们各家乱窜，连开门的麻烦都没有了。楼道成了孩子们共同的游戏场地。孩子们成了个家中喜忧诸事的快速传播者。这种筒子楼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1984年校内建起家属楼，各家各户才各自散去。

小儿子5岁的时候，朋友送来一只虎皮鹦鹉，那时文化生活极度匮乏。全国人民只有几部样板戏可看。孩子们没有玩具。几本小人书已被反复讲过了。这只小鹦鹉给孩子们带来的欢愉让我感动。

这是一支很普通的虎皮鹦鹉。身上的羽毛是黄色的，但翅膀是绿色中还有黑色的斑斑点点，色彩艳丽。脑门上有厚厚的绒毛，像一个大崩儿头。孩子们除了上动物园外，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小动物。对身边无任何宠物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件令他们惊喜的事情。这一喜讯立即在楼道传开。当我下班回家时，眼前的一幕让我吃惊；六七个孩子围着放在地下的鸟笼。孩子们全一个姿势，双膝下跪着向前探着上身，双手着地支撑着上身。围成一圈形成几个同心圆：鸟笼是圆心，几个小脑袋是第一个圆，撅着的小屁股是第二个圆。留在后面的双脚是第三个圆。他们七嘴八舌兴高采烈的议论着。“它的尾巴会一翘一翘的动”，“它会眨眼睛，我看见了”，“它有一个大崩儿头”……不知小鸟是不适应新的环境显得惊恐，还是被人欣赏感到欢快。它在笼内的横梁上蹦来跳去，唧唧叫着。它叫什么名字呢？孩子们议论着它应有的名字。一个叫“苏拔”的什么人物有一个大崩儿头，孩子们就一致给它起名叫“苏拔”。孩子们心系苏拔。每天从幼儿园回来总要来看看它。关心它的生活和成长。家里有一只鸟引来大家都关注，小儿子因此很得意。

过了两天，小鸟似乎落寞起来，不那么欢实了。大人们议论说：“只一只鸟养不活，至少得两只”。孩子们急了，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在鸟笼的横梁终端挂了一面小圆镜子。渐渐地苏拔开始接近镜子，站在横梁上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喃喃细语。像是在和老朋友谈心，又像是在和情人交换着卿卿我我的情话。情浓之际还用头，顶在镜面上，似在和镜中的情人耳鬓厮磨。它真把镜中的自己当成同类了。此后小儿子从幼儿园回来，不再外出疯跑。一进门就叫；“苏拔，我回来了。”然后给它换鸟食，换水，放上一片洗干净的油菜叶。再换上垫在笼子底部的报纸。做完这些事情，就守在笼子边望着它。和他交谈（那时我想；要让小孩懂得关心别人吗？就给他养个小动物）。

苏拔除了镜中的自己，很快就和家人熟悉起来。小儿子又提出；苏拔关在笼子里太可怜了，要把笼门打开，让它可以在室内自由飞翔。开始我坚决反对，但我拗不过除我以外的其他成员。我让步了。房间就10 多平米，它很快熟悉起来，高兴时出来飞上几圈。喝水，进食。天色暗下来，它会飞回笼里。时间长了，它对家人竟会“区别对待”。那时我当班主任，学生住校，工作琐碎而繁杂。下班回家还忙家务。我从不关心它，好像连正眼看它一下都没工夫。我出来进去它从不理我。但小儿子回来，一声“苏拔，我回来了。”它会从笼子里急速飞出来，欢快的叫着，在他的头顶，身边盘旋。有时落在他的肩上呆会儿。人鸟嬉戏其乐融融。那种欢愉让人感动。我家杨先生只要在家备课，它会从笼中飞到桌面上来，玩案上的橡皮，笔帽。玩腻了，见杨只埋头工作不理它，它就飞上杨的肩头，啄他的耳垂。这时，杨给它换上一个新的玩具；掏出钥匙链，或找来一串回形针。它就会叼着这些“玩具”用力把它们翻一个个儿，再翻一个个儿。玩儿上好一会儿。

 那时就一个房间，吃饭也在这个屋子里。一家四口在小桌上吃饭，它似乎觉得自己也有份儿，就飞到桌子上来啄食儿子们拨给它的饭粒，参与一家人的餐事。吃得津津有味。

一个初冬周末的晚上，来了一位吸烟的朋友。闲坐了一个多小时。因是冬日，门窗密闭，室内烟雾腾腾。朋友走后我立即开窗换气。这时我发现苏拔蹲在横梁上耷拉着脑袋，眼睛半睁半闭，没有精神。第二天起床，苏拔死了。消息传出，几个孩子涌入室内，神情黯然，小儿子哭得很伤心。引得几个女孩子嘤嘤饮泣。他们商量着要把它买在楼下。小儿子找来一块白手帕，包裹着它，把它放在一个纸盒里。他们在楼后的松树下刨了一个坑，将苏拔埋入。还找来一块小木片，在木片上用铅笔画了一只鸟。这是还不会写字的孩子们为苏拔营造的坟茔——像是饱含感情的一篇墓志铭。

知情者记：小鹦鹉的名字源自那个年代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 中的反派男1号----科学怪人舒拔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