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连载之四

    忆父亲

                 杨芳林 

小时侯读朱自清先生的名篇《背影》，觉得他写得很朴素很自然很亲切。自从我的父亲1986年去世以后，我每次想起或与人谈起《背影》，心里都要发一阵酸。虽然朱先生和我，朱先生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情况都很不相同，但人类的父子之间的情感大体是相同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觉得我也要把很多关于我父亲的事情写下来，以使我自己心安，并慰父亲在天之灵。

 我四岁那年的春天，肺炎几乎要了我的命。当父亲把我用手推车推到二十多里外的中医诊所请求医生诊治开药时，医生看了看，却拒绝开药，说太晚了，开也是白开。我父亲再三恳求，医生怎么也不答应，于是他扑通跪倒在医生面前，求他死马当活马医。后来回家吃了医生开的药，我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我活过来之后两三年就到了上学的年龄了。我家祖上几代没人念过书，自从有了我以后，父亲就决心在我到了学龄时就送我上学，说吃不成饭也要叫我念书，不能叫我再当新的一代“睁眼瞎”，总该会记记帐、写写信吧。他的意思，那样也就算不错了。正好那时本村人周先生办私塾，到处找孩子去他家念书，也请人跟我父亲打了招呼。父亲高高兴兴地到县城的一家书店，征求了店老板的意见，买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等一整套教科书。开学那天，我挎着母亲给我缝制的白地蓝格布书包，把这些书统统装上带到“学堂”去，问先生（我们不叫老师）先学哪一本。说起来真有意思，“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多年了，我却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农村又入了塾馆。头一天来了十四五个孩子，向孔圣人磕了头，坐下听先生训话。这时各家长都已离去。先生讲了他的要求，就一个一个地教起来。学生们的书本五花八门，即使有两本相同的，那两个学生的接受能力也不会相同，还得分开来教。所以，从这点看，私塾倒是唯一真正因材施教的教学场所。

 从上学第一天开始，我父亲每天晚上睡觉前必定让我念书或背书给他听。虽然他不识字，也听不懂（我自己也不懂书上说的什么意思），但他能从我的语调、语速、表情判断出我说的正确与否，熟练情况如何。他的这个做法对我这个比较听话的孩子还是挺有威慑力的。几年后我入了“洋学堂”，他也常让我背书或让我朗读我的作文给他听。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真能听得出一篇作文写得好与坏。我后来到县城上初中，再后来到省城上高中，寒暑假回家也一定得带作文本回去读给他听。

 1950年秋天我到县城上初中，每个月都是父亲用手推车推着我一个月的口粮（45斤面）和烧草（75斤秫秸）送我上学。另外再交菜金钱。我们学生自己也在学校周围开荒种菜，以补菜金钱之不足。从家到校几十里，路又不平，我要在前头拉着，他还不让我拉。每次到学校他都累出一身大汗。稍稍歇一会儿，就回家去了，校门外就有卖茶水卖饭的，可他一杯茶舍不得喝，一碗饭舍不得吃。现在回想起来，最使我难过的还不是他体力上的疲劳，而是我在初二时有一回大大丢了他的面子。那一次是我因严重破坏纪律，校长当着他的面严厉地批评了我，使他感觉非常尴尬，.他只是忙不迭地向校长和老师赔礼道歉，并保证说一定教育我，不再犯这种错误。事后他没再提过这事，但这件事在我的脑海里翻腾过何止千百次。我在小学阶段，是家乡远近闻名的好学生，现在竟然混出这个德性来，心里甭提多别扭。我决心洗刷掉这个污点，不辜负祖父母、父母和全家人对我的期望。后来我在初三年级就立竿见影地取得不小进步，高中阶段更是恢复了我小学时代的光荣，毕业时被保送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读者可能以为我的父亲是个脾气非常好的老好人，实际他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他精明强干，疾恶如仇，从不欺负人，也决不让人欺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47年麦收时的一件事。那几年国民党的税和费特别多，一天总有两三拨县城驻军来要马草马料的，到谁家都得给，都是公粮以外的乱收费，还要拉夫叫用车推担挑送到县城去。所以那时老百姓编了“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的顺口溜。麦收是龙口夺粮，是一年农活中最紧张最忙累的几天。老天爷想叫你倒霉的话，一场暴雨就会让你白干一季。那天我父亲正在麦场上打场（牵着牛拉大石磙碾麦子），天又不太好，恨不得一下子打完、晒干、扬净、囤好。连我这私塾小学生都放几天麦收假在家帮大人干活。这时来了一个身穿黄军装的“国军”，叫我父亲停止打场，找车将他搞到的马草马料推进城。这时天已近中午，即使马上就走，我父亲也得傍晚才能回来，那样就不可能接着打场了，这场麦子怎能经得起这样的风险呢？我父亲跟他再三讲明道理，还说明天下午一定送去，但那个兵就是不听，硬是挡在牛头前叫我父亲停下来。这可气坏了我父亲，他扬起手中的鞭子向空中一甩，“啪”的一声打在牛背上，牛吓得往前一穿，好险撞翻那家伙。接着我父亲大喝道：“你再不讲理，下一鞭子就轮到你了。”那家伙吓得连连后退，这时正好本村的保长来解了围。保长赶紧把那人拽走，一边还说：“我已找好了送粮的人，跟我走吧！别在这儿嚷嚷了。”事后我们问父亲，你胆子怎么这么大，竟敢对当兵的这么厉害。我父亲说：“我看准了他没带枪。没带枪我就不怕他，都是赤手空拳的话，我一个要打他两个。”

 我父亲好打抱不平，见到一个仗势欺人或仗力欺人的强者欺负一个弱者他就受不了。他就会骂那强者没出息，说你为啥不敢同某某人（另一个强者）斗，尽拣软柿子捏？一般情况下，那强者见我父亲说话了，就会停止无理行为。

 人们一提起农活，就会想到出大力流大汗。干农活的确要出大力流大汗的，但巧干也是必要的。巧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科学地合理地干，可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宏观方面，要考虑来年可能出现的气候、哪块地适合种哪种庄稼，需要什么肥料，全家人力大致如何分配。副业呢，要养多少猪、多少羊。要种.哪些品种的蔬菜，各个品种要种多少。微观呢，家庭人力不足，到时候能否请得到亲友帮忙，怎么提高干各种农活的速度和质量。比如打场，怎样碾透，“不漏”磙子，“太生”了扔掉粮食可惜，“太熟”了又伤了粮粒少出粮食。牛一定要喂好，决不能生病有误农时。等等，等等。

 我们家有一个传统，就是干活就必须像干活的样儿。我祖父对全家都很严格，我父亲要求更严。他说你不会干，就宁可慢些。就拿锄地这个看来很简单的农活来说吧，似乎大人孩子，是个人就能干。其实大有讲究。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俗语说锄头三分雨。”越是干旱越锄地，而且要锄透。我们现在知道是为了防止毛细现象的发生，不让它继续把地表下的水分吸走。不会锄地或偷懒的人，会勾起一锄头土往后一拉，盖住两锄头大的硬地表，看来要比别人快，实际是坑人。为自家锄地不会这样，亲友之间也不会这样，在后来的合作化、公社化期间为多挣工分，超额完成任务，类似这类的自欺欺人现象经常发生。再如耕地这个技术性强的活儿，不讲究的人会把地耕得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就像蹩脚的理发师在你的头上纵横驰骋他的推子一样。说起耕地，我父亲耕地的本领是远近闻名的。如果这块地原来比较平坦，那么他耕了之后一定更加平坦 —— 他就有这样的本领。凡是干农活内行的人路过他耕过的地边无不啧啧称赞。

 我们家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很少打孩子。这在农村很不容易做到。别看我祖父脾气大，全家老少谁都怕他，但他也极少打孩子，也不用“死呀，活呀”的脏话狠话骂孩子。我不记得我父亲骂过我没有，但我确实记得他从来没打过我，而我呢，继承了这个传统，我也从未打过我的孩子和孙子，也没有用脏话骂过他们，不管多么生气。同时我还继承了我祖父母和父母的“不护短”的优良传统，从来没有因与邻居家的孩子们吵骂打架和人家发生争吵，而是首先教育、批评自家的孩子。他常对我说：“大孩子欺负你，你要同他讲道理，不要怕他。你可千万不许欺负比你弱的孩子，不然就最没出息了。”那时常有外地来讨饭的孩子，我们一帮孩子在家长的教育下，从不取笑和欺负他们，相反地还宁愿自己少吃一点也要给点他们吃。有一个要饭的孩子头上秃疮非常严重，我父亲不怕脏不怕累，两个月内，几十次替他用热水浸泡、菜油搽洗，用木梳梳、用手抠，终于把秃疮治好了。那孩子解放后就在我们村落户，娶妻生子，还当了生产队长。几十年后一提起这件事，还对我父亲感激不尽。

 俗语说：“当家才知柴米贵，养儿方知父母恩”，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我当时似乎非常理解我的读书给全家带来的经济上的困难。但只有到我自己有了孩子而且手头拮据的时候才真正理解这句俗语的不俗之处。

 解放前后，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虽然化不了多少钱，但对一个全靠种田谋生的农民家庭来说，不但我这个半大小子帮不了家庭的忙，还要缴纳学费、书费、杂费、每月的伙食费，这些都是要靠卖粮食和卖猪羊的。一家十几口人要吃饭要穿衣，我这样年复一年地没完没了地念下去，何时才是个尽头。要分家吧，我祖父母又绝对不准。我父亲为求自己心安，也为了安别人的心，只有加倍劳动，用现在的话说“多作贡献”。比如除了做最繁重最重要的农活外，不分寒暑，每天黎明前后就把一家十几口人用水的三口大水缸挑满水。大河离家约三百公尺，还隔一个高大的河堤。他要在别人未起床前，挑回十五担水。每担水多重呢，没称过。反正我后来长成壮汉时一连挑了三担就累得不行了——那还是1958年我经过了劳动锻炼后挑水的感觉呢。我父亲一干多年，一年365天，天天要挑十五担水，而且是空着肚子干的。“额外”干这么重的活，一天三顿粗茶淡饭跟大家一样，从不比别人吃喝好一点。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我的二位叔叔带着各自的小家庭到城市谋生去了。实际那时就算分家了。一切的一切统统归了集体，已经没啥好分的了。祖父母已经年迈，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一切都要归公，两三代人的血汗眨眼之间化为乌有。我的两位叔叔家手头都很拮据，于是我的父母担起了赡养我祖父母的重任——在那个年代真是名副其实的“重任”。我父母带着我年幼的弟弟，天天到公社食堂打回照见人的粥汤，自顾不暇，还要照顾已经快八旬的老人。我后来提前毕业寄钱回去，也没能救了祖父母。他们还是双双饿死于1961年春节前后。我父亲后来对我说：“你爷爷奶奶死的时候，我们头脑已经麻木，哭也只是干号几声，没有眼泪了，心想过些时候就要论到我们自己了。活着的多受罪，早死少受罪啊！我们好像对死已是无所谓了。”

在风调雨顺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我的父母和全国多数“受灾”的农民一样，靠的是比较年轻，挺了过来。之后多年一提那几年总是心有余悸。我父亲生前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不让人吃饱。我听了这话觉得心酸，也觉得危险：我们的党在贫下中农的心目中怎么就成了这个形象呢？尤其是1964年之后他已当选为贫协主席了还说这样的话，我听了更不是滋味。如果我在会上或者和同事们说话中放出这种言论岂不是典型的右派吗？说不定还成为“现行”呢。但这是事实，农民就爱说实话。我还能对他和他的这种言论说什么呢？还算好，他在1986年去世前已经和广大农民一样可以吃饱肚子了，连马牛羊鸡犬鸭也都有粮食可喂了。

 “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简称“分田到户”，这是邓小平给农民带来的第二次解放。城里人（尤其是城里的年轻人）大概无法（或很难）体会贫苦农民在解放初分得土地时的喜悦心情以及获得第二次解放时的幸福。我父亲和很多老农一样，觉得又可以在自家的土地上劳动了，便总是带着兴奋的心情不分昼夜、不分寒暑地干起活儿来。我回家探亲时，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告诉我说你爸爸干活不要命，人家中午十一点多往家走，他却往地里走。他知道十一点后最适合锄草，一锄挖出草根，太阳一晒立马就死，省时又省力。可他就忘了经常这么干，灼人的阳光你自己受得了吗？事实上，1980年以后，他一直是废寝忘食地家里家外地忙个不停的。过了1983年他的饭量大减，而且只能喝点稀粥，胸口经常感到火辣辣的难受。但从来没有躺过一天，睡过一夜好觉，也拒绝上医院看病。等到实在支撑不住了才上医院，但医生们查不出到底是什么病，都说是太累了，累死的。我回家伺候他两个半月，也是自1950年我离家求学以来同他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但是他究竟患的什么病，到他临终也没弄明白，这是我最感到对不起他的地方。

我的父亲是一个有胆有识、嫉恶如仇而又心地善良的人，也是一个会种地，善持家，尊老爱幼，善待亲友的人。老一辈的街坊邻居闲聊的时候常对我说：“你爸爸最亏的是没文化，要不然比你强得多。”听到这种评论，我很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