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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续八）
张幼昌
第八章
外国语学校
服从需要，学习英语
1950年初，我们来到了外语学校。外语学校和革大仅一条马路之隔，革大在马路的西边，外语学校在马路的东边。进校后，校方宣布要进行考试编班，我们不知什么意图，就积极参加了考试，我仍然怀着学习俄语的梦，希望有朝一日再去圆留学的梦。那时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甜蜜而美好。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都赞美、羡慕、向往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更是钦慕得五体投地，对国内的宣传从未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但是考试编班的结果，我仍然被分配在英语班。我们询问原因：为什么我们报的是俄语，却分配去学英语？领导回答这是革命需要，革命需要你去学习什么你就要服从分配去学习什么。而我们刚从革大思想改造结束，我们的口号是：“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样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理想不理想，也就服从了，似乎没有多大阻力。。我们这批学生，本来就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有的水平相当好，经过短期培训就可派上用场，而学习俄语则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工作，为什么要拉长时间呢？所以经过考试，据说成绩好的都去学英语，成绩差的都去学俄语，既省时间又应急需，是一个好办法。
学英语的学生，也按英语水平分为一、二、三年级，英语水平更高的学生一开始就当上了老师，我被分配在一年级三班。还有的学生学过法语、德语，则分配去学法语、德语。另外又选一些学生去学西班牙语。这样外国语学校有了三个系：英语系、俄语系、德西法语系。我们的外语老师，一部分是前国民党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国外多年，英语水平很高，但缺乏教学经验。一部分是从英美归来的留学生，英语水平也很好，但也缺乏教学经验。还有少数教师来自我们学生中间，他们来校之前就已在大学英语系毕业，或已在学校教过英语。此外还有二、三个外籍教师，分别是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他们很早就在老解放区工作，在外事学校教书。就英语水平而论，老师队伍是好的高的，我们都非常满意。我们的课程分政治课和外语课两种。政治课有苏联人编著的政治经济学，不定期的政治形势时事政策报告会。报告者多为领导和国际问题的专家。外语课有来自苏联的英语精读教材，中国人编写的英语语法，外籍老师自编的口语会话。上会话课很奇特，一个班编成四个小组，在室外树荫下围成一圈，坐在马扎上，老师和同学会话，同学和同学会话，活泼有趣。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的外语有了明显的进步，以前我发音不准，张不开嘴说英语，政治词汇不多，现在好多了，特别是我能开口说英语，进步尤为突出。
心情愉快，积极进取
冬天有一段时间，学校宿舍不够用，我们住在一个村庄的娘娘庙里。庙里还供着仙姑娘娘。村子位于颐和园的东北，离学校有二里多路，晚上自习以后，我们三三五五，一边走一边说说笑笑，回到庙里睡觉，第二天清晨按时起床，集体跑步，回到学校，上早自习。无论是刮五、六级大风，还是漫天飞雪，天天如此，不以为苦，反认为是锻炼身体，培养吃苦耐劳的好机会。我们还戏说，我们住在娘娘庙里，有仙姑陪伴、看守、薰陶，也要羽化成仙了。
平时我待人接物诚恳直爽，热情真实，乐于助人，结交了一批朋友，这批朋友可以互相交心，无话不说。困难时互相帮助互相安慰。遇到缺点和不足时互相提醒互相劝告。以后几十年间虽然我们在不同岗位，分散各地，情况又不十分熟悉，但我们只要有机会，就三三五五聚在一起，说说笑笑，互通情况，互道离别之情，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喜笑怒骂，皆成文
章。我们珍贵青年时代的真诚友谊，永远也不会忘记。现在我们都已年过古稀，已经离休，但我们仍然保持着那一颗真诚的头颅，一颗赤子之心。我们定期聚会，人越来越多。由于我们是解放后外国语学校第一期的学生，故戏之曰：“外国语学校黄埔第一期。”
我积极进取，服从分配，响应号召，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信任”，由小组长，团支委到团支书，我担任这些职务期间，工作十分努力，办黑板报，参加歌咏队……凡是集体活动，无不留下我的足迹和身影。
1950年初到1951年初这一年，是我学习生涯中最愉快的一年，外语有较大进步，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融洽友好，政治思想积极向上。但是“好景不长”，不久结束了学生生涯，走上工作岗位，接着政治风暴一次次地袭来，我面对人生，面对现实，开始了艰难曲折、坎坷不平的生命之旅。
二 走上工作岗位
无条件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
1951年初，我已经升入二年级，正当我学习劲头十足，努力奋进之时，助理员通知我系领导要找我谈话。那是三月的一个早晨，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我正在室外水池边刷牙洗脸，准备早饭后和同学们一起去八达岭春游。助理员通知我时，我说：“我已经组织好同学去春游，我是团支书，不去不好，回来谈行吗？”他说：“不行，同学们自己去吧！”早饭后，我到系里找了领导，领导对我说：“现在学校要成立团委，把全校青年团的工作抓起来，已经调了一个学生党员任书记，你调出来任干事，下午你们二人就去中央团校报到，学习团的知识。”接着沉吟片刻又说：“有意见吗？应该服从革命工作需要，我相信你能做到。”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表态、怎样回答的，就走出了办公室。我没有思想准备，来不及细想，回来之后打点行装，下午就和胡××到城内后圆恩寺中央团校报到了。
这一决定彻底破灭了我的“外语梦”、“留学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从上海北上的目的一个也没有实现。在那个年月，人的命运和前途都是由组织和领导来安排的。个人的理想都得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不是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你学什么就学什么，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学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爱一行。我们大多数青年人
都政治热情饱满，能做到服从组织安排，走上工作岗位。难道我没有一点自己的考虑吗？有，我觉得丢掉外语太可惜了，毕竟我学了一年多外语，水平还可以，改做团的工作，别说没有时间，就是有时间摸摸外语，人家也会说你轻政治重业务，不安心工作。那时同我先后调出工作的同学，也都把外语丢了，人家不觉得可惜，我何惜之有？
青年团的工作属于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在那时是第一位的，业务（外语）工作反而是第二位的。我调出做青年团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有喜的一面，说明领导重视我，重用我，在心理上我也就平衡了。至于领导为什么要调我做青年团的工作？他们是如何考虑我的条件的，我不得而知，也从来没有想过。多少年后，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没有绷得太紧，唯成份论还没有强调太狠，对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人虽有区别但还不太过分，再加上我对地主家庭已有认识和批判，所以就选中了我。第二，我要求进步，积极向上，社会工作包括青年团的工作有一定的能力，尤其在宣传工作方面很活跃，领导可能认为条件不错就选了我。如果处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极“左”路线已明显抬头，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唯成分论血统论普遍流行，我就不仅不能被选做青年团的工作，做什么工作也只能唯命是从，听任摆布了。从这一点来说，我是幸运的。
胡××和我在中央团校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团的历史，团的任务，团的性质，党与团的关系，团与工会及其他群众团体的关系。报告人多为党的领导干部，团的领导干部，如任弼时，朱德、安子文、冯文彬、蒋南翔、杨述、高扬文等。这是一次重要的学习，我认真听讲，仔细记录，热烈参加讨论，我知道了青年团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组织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向党输送新鲜血液。青年团是共产主义学校，要组织青年学习再学习，我还知道了团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的基本知识等。我满载而归地回到了学校。
丰富多彩的工作内容
从1951年3月到1956年9月，我做了五年半的团工作。这是我历史上重要的一页，我是团的专职干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团委书记换了几个而我从宣传干事，组织干事，秘书，一直干到离开岗位。我是学校团委书记的助手，做具体工作，我的工作范围琐碎繁杂，大致可分为几类：1、参加上级团委召开的会议。由于学校属于外交部领导，所以学校团委受外交部团委领导，外交部团委又受国家机关团委领导。他们召开的会议内容大部分是布置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或总结工作，一部分是报告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以及青年修养之类。报告人多为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外交部团委书记，有时也请一些名人如张闻天，陈家康等。因为国家机关团委和外交部团委的工作是针对在机关工作的青年，很少考虑学校青年工作的特点，为了弥补这一缺点，我们又申请参加北京团市委大学工作部的会议，大学工作部是专管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团的工作，每次布置工作要有针对性，灵活性，都考虑到青年学生的特点，要生动活泼。我们很愿意参加团市委大学工作部召开的会议和举办的活动。参加以上各种会议一般有团委书记、委员、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我作为专职干部也列席，有时他们没有空，我一人参加，回来向团委书记汇报。2、团委召开的团委会、总支书记会、支书会，调查会、座谈会、汇报会，由我通知，作记录，整理成材料。这种会议有定期的，不定期的，很忙很累，大多是研究工作。根据团章，定期召开团代表大会，总结团的工作，制定今后任务，选举新一届的团委。会议期间，我主要做些事务性工作，例如会场布置，代表发言作记录等。3、请名人作报告。每遇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例如“七一”、“八一”、“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我们都举办报告会，请有关人士作报告，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为了丰富团员的文化生活，我们也请著名作家、演员、音乐家来做文艺小说、话剧、歌曲、乐器方面的报告，以扩大知识，加强文艺修养。我们还请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对同学进行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
我的主要工作是电话联系和登门拜请，送往迎来，招待茶水。4、举办节日晚会、篝火晚会、夏令营活动。每逢元旦、春节都要放电影、开晚会、演节目。节目是同学自编自演，有唱歌、朗诵、舞蹈、乐器、相声等，内容丰富多彩，新鲜活泼，很受同学欢迎。放完电影，演完节目，就举行舞会。元旦晚会尤其热闹，十二点一到，我们自制的十二响钟声通过扩音器播放出来，当最后一声刚过，大家立刻欢呼跳跃起来，互相祝愿，互送礼品，祝福新的一年有更新更美更好更大的收获。接着品尝食堂大师傅准备好的夜餐，那时的夜餐也就是稀饭，包子，简单得很，但是大家玩累了，饿了，也吃得津津有味。这一活动要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大家才纷纷离去，还余兴未尽呢！篝火晚会在广场举行，把买来的木柴堆成十几个点，每班按柴堆围成一个圈，火点燃后，大家手拉手跳呀，唱呀，舞呀，表演节目，尽情地玩，直到深夜才把火熄灭后而归。夏令营地址选在远郊区山青水秀的地方，好几个学校参加，一个夏季能办好几期，帐篷由团市委统一解决，自带被褥，伙食也由各个学校自己解决。在夏令营期间，举办各校联欢会，爬山比赛，射击，游泳，探幽访胜，采摘野果等，把文艺和体育活动融于一体，不仅玩得好，身体也得到了锻炼，还增强了各校之间同学之间的友谊。回校之后个个都晒得黑黝黝的，身体都炼得棒棒的。所有以上活动都是团委和学生会共同举办的。我的工作主要是参与筹划，联络，帮助解决活动中遇到的困难，由团委书记总其成。
5、团的日常事务工作，如发展团员，填写与上交各种表格，接收与转出团的关系，上交团费等等。
收获与不足
几年的磨砺，我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也吃了不少苦头，取得教训。分析问题和综合问题的能力有了提高。由于我是秘书，经常要整理下面汇报上来的分散零星的材料，抄写团委上报的各种调查材料。天长日久，日积月累，一方面向别人学习，研究别人是如何分析问题综合问题，如何掌握分寸恰如其分，如何全面而不偏颇，如何抓住重点而不平铺直叙，如何抓住要害和本质而不浮于表面，这对我以后从事理论工作有很大的好处。
写作和文字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我爱学习，爱看书，尤其爱看文艺作品，这对我的运用词汇，表述意向，当然有很大帮助。我常常研究报纸的社论短评，甚至大块文章，学习它们的立题，思辨，剖析，逻辑，结论，研究文中论点如何跌宕起伏，丝丝入扣，画龙点睛，入木三分。当然这种功夫并非一蹴而就，不过这种学习和研究对日后写文章，则大有好处。
在大量的具体工作中，学会和锻炼了组织能力。在各种活动中，我都做具体工作，要周密计划，缜密思考，件件落实，事事做好，稍一不慎，就要出差错。有时事情进行到一半，忽然节外生枝或者遇到困难，或者改变计划，这都需要另外考虑，克服困难，重作安排。我要常常与人打交道，求人办事，那时不像现在要请客送礼，讲关系情义，掂量今后彼此有无好处。一般是公事公办，办完了关系也不存在了，但是办每一件事每一活动，对人说话要有分寸，态度要和蔼，要学会尊重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对，态度不和善，事情就崩了，办不成了。
五年多的时间，团委书记换了五个，我一直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因此我的提高是有限的，没有实践就得不到锻炼，没有压力就不会迎接挑战，没有机遇就不会改变现状，没有困难就不会增强勇气和信心。五年多的“平平安安”的工作，养成我“服从别人”的习性。缺乏大胆的独立思考，常常不敢“自作主张”。我常常想如果给我机会，创造条件，独挡一面，我也会和别人一样干得好，可是我从没有这样的机遇。这是我的遗憾。
我的英语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复习过。本来我可以通过自修，继续提高，但那时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似乎你一拿起英语的书，就会招来异样的目光，责备你“不安心工作”、“轻政治重业务”，而你自己也觉得理亏，似乎做了什么对不起领导的事。如果我当时能顶住压力，毅然决然不放弃英语的学习和提高，那我后半生也许会另辟蹊径，生活也许会柳暗花明。但是一切都晚了，所以我在失落的同时也感到自责，尤其在退休之后回顾一生的曲折坎坷，更是后悔不迭，自责不已。
三
残酷的考验
在我工作的五年多时间里，阶级斗争没有停止，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例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肃反审干等。这些运动无一不涉及知识分子，有的运动是专门向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开刀动手术的。1952年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提纲”时，中央也曾说过为了集中时间、精力、财力搞好经济建设，今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基本上就不会再有了，但是实际上一天也没停止过，并且愈演愈烈，以致后来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每次政治运动都扩大打击面，误判误杀误伤很多人，制造一批冤假错案，有的则是千古奇冤，不能挽回。那个时代普通人听话，以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实际上很多阶级斗争或是夸大了的，或是主观臆想制造出来的。
作为刚刚参加工作，涉世不深，幼稚肤浅的年青人，同时又作为相信党依靠党追求美好理想，信奉共产主义的年青人，我们对每次运动的发动、打击目标，团结对象、树立什么，批判什么，对中央的方针政策，都深信不疑。如果有谁对运动提出一点疑虑，简直不可思议，他可能就是敌人或站到敌人一边去了。如果结局真是出现了一点差错，比起成绩，那也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什么时候成绩都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规律。但是实践证明并非每次运动都是正确的，并非每次运动成绩都是主要的。至于学术上的批判运动，大多数都是错误的。
我经历了所有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正如上面所述，我对这些运动和斗争都深信不移，积极参加，开始我总是跟不上形势，认识不清斗争的严重性，表现为“右倾”。于是检查自己的态度，认真学习，以求跟上步调，不致落后。应该说，我是积极的，认真的，但是我从来没被信任过，从来都不是依靠的对象，甚至是怀疑的对象，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悲哀，迷感不解。多少年后，我才悟出其原因：一是我的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二是每次运动差不多都涉及我的家庭，无论我怎样积极表现，都不会受到信任。
三大运动
抗美援朝，是在保家卫国口号下进行的，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们都十分明白。起初我们从报纸上知道，1950年6月南朝鲜李承晚政权越过三八线发动进攻北朝鲜的战争，金日成奋起反击，把李承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不仅收复了已被侵占的土地，而且夺取了汉城，大军直抵釜山，快把李承晚赶下海了。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纠集十来个仆从国家，出兵干涉朝鲜内政，从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队拦腰截断，从后方进行攻击，一直打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新中国虽然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台湾还没有解放，但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考虑，遂毅然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王者之师，师出有名。”当时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开赴朝鲜的。战争打响之后，抓了很多外国战俘，成立战俘营，需要懂外语的人去工作，帮助战俘“洗脑筋”，以后还参加停战谈判。我和很多同学都报了名，准备去朝鲜参加战斗。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生死考验，就象过去我参加青年军打日本鬼子一样，是生是死谁知道？而且思想上要准备牺牲，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把我留下来了，没有实现这一壮举。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是和抗美援朝密切相关的，几乎都是同时进行的。在前面我已谈过对土地改革我是拥护的，问题出在寄钱上，母亲已经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无法生活，来信要钱，而我在1952年实行工资改革以前，是供给制待遇，无钱可寄，只是把节余下来的零用钱凑足三、四个月寄一次，有时也向同学借一点。我是靠近组织要求进步，忠诚老实的。我每次寄钱都向组织汇报，求得同意，并在小组生活会上谈及此事。为了严格要求自己，就说在思想感情上同情母亲，划不清界限，事实上，也如前面所述，这种界限永远也划不清。不同情她，为什么单单寄钱给她，而不寄给别人？三、四个月一次，一次5元至10元，这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而且是我自己汇报自己检查，我是坦荡的，诚实的。然而党委书记竟在全校土地改革动员学习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件事，说我同情地主，站错了立场，我既恐惧又不服气。恐惧的是我犯了立场错误，非同一般，当时人们把立场错误看得很严重，以为站到了敌人一边。不服气的是我主动征求组织意见并取得同意，又主动检查自己的不足，为什么在大会上批评？这件事对我的创伤，几十年后我都感到痛楚，抹之不去，抚平不了。
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开展起来。我家首当其冲，我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次考验要比土改残酷得多。我的大哥在解放前大约干了一年左右的副乡长，他究竟干了什么坏事我不清楚，那时我正在杭州念书，解放后他逃避在南京一带。1951年初镇反时，他被抓回老家，经过审判，被枪决了。母亲来信告知了这一消息，我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表示服从人民政府的判决，要站稳立场，与反革命划清界限，其时，学校也正在开展镇反斗争，组织要我在大会上发言，控诉反革命的罪行。以前家里人曾经告诉我，他在任副乡长期间，曾和几个乡绅密谋，把一个本村的地下交通员装入麻袋扔到淮河里去了。在审判时，他承担了全部责任。我以为杀人偿命，自古皆然，何况杀了共产党人，于是在大会上揭发和控诉了他的罪行，我的态度得到了肯定。我以为事情到此可以划上句号了，事实却不然。我不仅出身地主家庭，而且在地主之前还要加上“恶霸”，变成出身恶霸地主家庭。他们的罪行虽然与我没有丝毫关系，但我却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亲属和亲友中如有被政府杀关管的，可以想象他的命运会是多么坎坷与不幸，他的前途会是多么迷茫与失落，稍一不慎，他还会断送自己，坠入深渊。遭逢此种株连政策的人，在全国来说有多少？恐怕只有天知道！
三反五反运动
这一斗争主要应该在经济财政部门领导机关、国营企业、私营企业中进行。学校是教育部门，是清水衙门，问题比较少些，轻些，进行一般的斗争和教育，也就可以了。开始人们都不太重视，但是经过反复动员和斗争的深入，特别是处决了天津地区书记和专员刘青山、张子善以及北京公安部总务处长宋德贵之后，运动就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我的印象里，凡是和钱打交道和资本家打交道的部门和人，都受到怀疑、审查和斗争。每个单位都要抓出有重大问题的人，叫做打“老虎”。老虎不是先有证据确凿的材料，然后再把它打出来，而往往是先打出来再找材料，也就是说只要怀疑你，就把你隔离关起来，然后一面叫你坦白交代一面查找材料。在我参加的那个组，审查的是总务处长张××。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家乡拉起一支队伍抗日，后来八路军把他的队伍收编了，他就参加了八路军，算来他也是个老干部了。因为他担任总务处长，掌握财权和一切后勤工作，“在劫难逃”，自然受到审查，被关进了小屋，隔离起来。他的老婆是副处长，也被隔离审查。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面对面的审查斗争会。几乎天天开会叫他交待问题，他只检查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不承认有贪污行为。领导和群众根本不相信，认为他如果不是“老虎”，学校还有什么“老虎”？他不仅是“老虎”，可能还是个“大老虎”，保护一批“小老虎”、“虎仔”。于是对他的审查斗争加温加火，轮番轰炸，不让他休息，每次提问，都令他立即回答。他说：“我老了，容我想想。”“不行，你不老实，想拖延时间，找出对策。”他说：“下面有很多办事人员，办过很多事情，有的向我汇报，有的没有向我汇报，你们可以向他们调查么！”“现在要你坦白，坦白从宽，如果别人揭发检举了，就不是你主动交待的，就要从严处理。”他说：“财务的账，我签过很多字，哪能一笔一笔都记住？可以查账么！”。“正常的开支，不用你回答，你要交待的是贪污受贿的。”类似这样的审问和回答，反复循环，每天不知多少次，但都毫无结果。久攻不下，急了，就怒斥辱骂，侮辱人格，如“老奸巨滑”、“死皮赖脸”；就大声叫嚷，响彻全楼，如“拒不交待，死路一条”。甚至有时搞逼供信，一位保卫干部把枪往桌子上“拍”地一扔，吼道：“你坦白不坦白！”我没见过这场面，心里有些嘀咕：“你可别动真格的啊！”可是这位老人是经过1942年整风的，可能也被“抢救运动”抢救过，老“运动员”了，什么风浪没见过没经历过。有时他从容回答镇静自若，有时他闭目养神，拒绝回答，有时他话里带着讥讽，微笑中透着忿怒，有时他愤怒至极，脸上肌肉抖动。“你们要讲政策，别跟我来这一套！”我面对这种情况，也产生怀疑，
“他不是贪污犯吧，咱们是否搞错了？”
我在运动中的情况也不妙，学校盖英语楼时，承建单位是资本家的营造厂。为了使楼房顺利建成，保质保量，保证按期交付使用，学校派出宋××、任××和我组成三人小组，住在工地，代表学校随时和厂方交涉联系有关事宜。宋、任两位代表业主（总务处），我负责工地上青年工人的工作。三反时，宋被关押隔离审查，怀疑他有受贿贪污行为，任和我也被怀疑，但未被隔离。运动期间，我的顶头上司团委书记找我谈话，说：“你要好好交待问题，你参加过青年军。”在他看来，凡是历史上有点问题的人，必然会贪污受贿，真不知这是什么逻辑！他找我谈话，当然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组织。这令我心灰意冷，沮丧至极。我想我参加青年军是在抗日期间，是为了抗日，不是什么罪恶，而且在华北革命大学时，已交待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拿这件事来整我压我威胁我？我坚定地回答：“贪污受贿一分钱都没有，营造厂的办事人员送我们的一包茶叶都退回去了，不信，请查明。”我想我在你团委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你还不了解我的处世为人？没有证据怎么随便可以怀疑一个人？这是讹诈，是虚张声势，是捕风捉影，我心地坦荡，无所畏惧。后来，业主（学校）和营造厂双方派人组成联合小组检查楼内外的质量有无严重问题，校方也叫我参加并暗中记下营造厂方的谈话。其实也没有查到什么大不了的问题，除洋灰地面有少许较小裂缝外并没有楼体下沉墙壁歪斜或裂缝之处。运动正在紧张进行，春节到了，要放假，除关押隔离的不放假以外，其他人都应该放假。然而初一上午，已经分配到外交部的几个同学来看我，我们商量去游颐和园，正当我们高高兴兴从楼内走到大门口时，被带枪的门卫拦住了。他摆摆手对我说：“你不能出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上面有指示。”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气得再也说不出话来。同学们看到这种情况，惊愕不已，以为我在运动中出了什么大事，或许是个“老虎”吧。唉！原来我是个不宣布的监控对象，是个半失去自由的人。他们怕我外出与资本家或其他人订立攻守同盟，互通信息。天哪！我连资本家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还订立什么同盟，互通什么信息。这是对我的人格侮辱！
运动搞了一年多，关押了几个人，监控和怀疑的不知凡几，人力、物力和财力耗费极大，结果一个“老虎”也没抓着，被伤害的人长期心情压抑苦恼，悲愤不满，最后以调走了事。这种对人的心灵上的伤害，永远是无法弥补的。总务处长被调动至外单位工作，宋也被调至一个建筑公司工会工作。他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英语水平很高，如果留校教书，完全可以胜任。就是因为他解放前曾在上海市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不能教书，只能搞总务工作，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他脑子灵活，聪明能干，干练豁达，能说会写，认真负责，工作颇有成绩。在工会工作期间，获市劳模称号。同样一个人，在外校被怀疑，不被重用，挨整，到另一个地方，就能发挥才能，激发积极性，有所成就。对原用人单位来说，这怎样解释？
肃反运动
1955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这次运动是由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潘汉年、杨帆反革命事件”的教训引出的。因为这种反革命集团力图在党和国家机关内、人民团体内和文化教育机关内发展组织，而且从一些不健全分子身上入手，所以必须提高警惕，善于辨别反革命分子，不上他们的当，清查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正式揭开了肃反运动的序幕。
这次肃反运动，我除了参加学习提高认识以外，没有被审查。因为1952年审干以后，组织上明确地告诉我：“你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结论。”从那以后，我就十分放心了。但是我的家人还是出了问题，是一个长达二十几年之久的冤案。
我的二哥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在华东军政大学和华东新闻学院学习，毕业后去福建永安地区报社工作，任报社经理。工作努力，认真负责，任劳任怨，颇得领导信任和同事好评。1954年八月突然被捕，据说有人检举他参加了“还乡团”的活动。但在永安看守所半年多，一次也未审问过。因为永安公安部门派人去安徽五河调查，得不到任何他参加还乡团的证明材料，遂把他移送给原籍。五河法院所控告的两条理由被他一一驳斥。一条是抢人家的毛驴。他说这是张冠李戴，把别人的罪行栽赃到他头上来了，是故意陷害。一条是帮助伪乡公所催交公粮。他说他走亲戚时，曾和伪乡丁同路，各干各的，互不相干。但是五河法院不调查，不重证据，不听受害人的申诉，刑讯逼供，判了他七年徒刑，发往巢湖农场劳动改造。他坚贞不屈，冒着危险，不断向上级法院申诉。后来安徽蚌埠中级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他被释放回到五河，法院找来检举人同他对簿公堂，他把检举人驳得哑口无言。原来这个检举人同我家的上辈人有宿仇，企图借机报复，故而栽赃陷害。法院又找来那个同路的伪乡丁核对，乡丁也不承认有催粮之事。按说，到此已真相大白，可以结案了，但是法院迟迟不作结论。正在等候时，1957年秋天他来北京看望我们。其时我已调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我们自1948年分别至1957年北京见面，已经九年，期间，家中和个人风风雨雨，生离死别，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遭受人为的厄运折磨。谈话之间，他自然不免有些不满和激动。我劝他忍了算了，好在问题已快解决。他说：“我冤枉啊！”后来他去中央组织部反映意见，我还再三劝他，谈话要和气，态度要诚恳，千万别激动。这本来也可以理解，无可厚非，你们不经调查没有证据，只凭一个人无中生有的检举材料，就乱抓乱判，造成受害人的巨大痛苦和损失，难道还不允许人家说一、两句不满的话吗？但在那没有人身自由、无任何人权可言的时代，想抓你就像抓一只小鸡，想放你就像放一只关在笼里的小鸟。再说不放你，你又怎么着，能掀得了几级大浪？刮得了几级大风？像你这样的人多了，你应该知足，一句话，不容分辩，不容上诉。
万万没有想到，二哥这次上访，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给他带来更加严重的灾难。信访组的接待人员在二哥走后，写了一封信给安徽蚌埠地区中级法院，这封信措词严厉，比判决书还厉害，写道：此人有立场问题，态度不好，不适宜在国家机关工作。这封信后来装入了他的档案，好像一把利剑，暗暗地悬挂在他的头上，随时可以劈砍下来，对他的后半生影响至深且巨。他回去以后等了一年多，有了结果，分配在凤阳县教育局中学组当一名科员。1952年评级时，他已经是国家行政18级，地区报社经理，恢复工作后，降级使用。他想不必争了，有工作做，有饭吃，就满足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国掀起“反右倾”，随之，1960年八届十中全会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又开展反对三风：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安徽是三风重点，尤其是“翻案风”的重灾区，他还逃得了吗？1960年春节将临，他本打算结婚，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就等佳期光临，然而就在佳期的前一两天，又被抓走了，说是翻案风的典型。被判为劳教三年，在蚌埠橡胶厂劳动改造。此时正是全国三年困难时期，他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大，吃不饱，睡不好，最后在艰难困苦中保住了一条命，勉强活了下来。
二哥劳动教养出来之后，实事求是，不是自己干的坏事就决不承认。他秉性耿直刚烈，不畏强暴，不断地写材料上诉，不断地向地区法院省法院告状。他受到的冷落训斥不知凡几，他所受到的艰难困苦几乎不能忍受，他感到的内心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然而他坚忍不拔，宁折不弯。最后省高级法院出面干涉，令地区法院纠错改判，撤消一切刑事处分，恢复和安排工作，但是地区法院还是揪住一个小小尾巴不放。在他们看来纠错了，平反了，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你，搞了你二十几年，就这样白干了吗？这个小尾巴是什么呢？二哥在福建被捕后主动检查交待曾经寄给当时在南京的大哥几元钱。按政策按道理，这属于自己主动检查交待，不应再予追究。但地区法院认为这是“资助反革命”，应给予行政处分。如果他不交待，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交待完了，反而招来囹圄之灾，不讲道理未有如此之甚者！小小几元钱，算得了什么！再说，寄钱时大哥流亡在外，没有定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二哥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所以根本问题在于地区法院不愿承认自己错误，不愿彻底平反，还在于留个尾巴，随时可以揪你，整你，让你永世翻身不了，谁让你出身地主家庭？这本身就是罪恶。
这种搞错了又不愿彻底平反、彻底纠正、留条尾巴的案件，在全国何止千万！在我们听到的看到的案件中，比比皆是。由于地区法院的坚持，安徽省高级法院为了尊重下级，也无可如何，二哥想处分就处分，反正不影响我的工作分配，就算了吧！后来事实证明，这种迁就可能是个失误，为以后的挨整埋下了伏笔，但又无可奈何。那时大气候就是“不能一风吹”，“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你再三争斗，有何裨益！他先被分配在教育局工作，后又分到科技局工作。
这样工作了几年，成了家，结婚生子，真是安稳了下来，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但是“文革”来了，他在劫难逃，又一次被隔离关押，又一次粉碎他对和平安稳生活的向往追求，但此时他已是老“运动员”了，经验多了，沉稳应付，消极抵抗，一有机会，他就奋起反击。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他来北京上访中央组织部。因为1957年他来北京上访时，中央组织部接待人员写了一个可以置他于死地的材料，寄到地区法院，塞进了他的档案袋，“文革”中被人用大字报的形式揭抄出来。他看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问题之所以不能完全解决，根子在中央组织部的那份材料。此时的中国，此时的北京，政治氛围已经迥异于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了，奉行“两个凡是”的“左”爷们也不得势了。全国上下要求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犹如大河奔腾，势不可挡。二哥在中央组织部信访组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当他陈述他的案件全部过程以后，信访组的负责人当即表示，这个案件应彻底平反，不应留任何尾巴，并当即打电话给凤阳县委，要求彻底解决长达二十几年之久的冤案。
二哥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表面上看对我影响不大，我照样地工作、教书、生活。但是实际上，作为家庭问题的一部分，任何时候对我都是一个沉重卸不掉的包袱，压得我喘不过气，使我被打入另册，成为“内控”对象，我心里清楚而又不能言明。
总之，所有的政治运动，我都勉强地经受了“考验”，挺过来了，活了下来，保存了自己。
四 恋爱、结婚、生儿育女
一个热情姣好的姑娘向我走来
恋爱对青年人来说，充满着热烈美好的憧憬，无穷无尽的激情。青年人都企盼获得坚贞不渝的爱情，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我的初恋开始于1951年，不知什么时候，我对同班同组的一个女孩子，暗自产生了爱慕之心。她聪慧好学，明眸皓齿，一头秀发，大方端庄。但是我们的恋途不平坦，甜美与苦涩交织，期盼与失望更替，若即若离，时好时坏。两年以后，终于分手，对我说来虽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美好东西，但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和感情上的解脱，因为我付出的太多，以致有点承受不了。
1953年初春，乍暖还寒，但已春意盎然，生机勃勃，草儿冒出了嫩芽，柳梢吐出了细丝，鸟儿在林间鸣唱，杏花桃花在含苞欲放，大地复醒，万象更新，天上人间的一切都在迎接春天的到来，投向春天的怀抱。一个美丽的命运向我走来，一个热情、美好、动人的姑娘向我走来，我和谢筠走到了一起。我们知道彼此的现在与过去，我们坦诚了一切，我们无需多作解释，一切自然而流畅，春天是我们的。
谢筠是江苏溧阳人，在本县初中毕业后，1946年她父亲把她送到无锡读高中。1949年初在高中毕业前夕，参加地下党，她抱有理想，追求进步，向往未来，政治上很强。无锡解放后，党组织把她调出来在纺织系统工作，但她仍想上大学，1950年抗美援朝时，他参军参干来到了北京外国语学校，分在英语系学习。由于学校急需干部，她又是党员，英语几乎没怎么读，就调出了工作。先在英语系，后来调到保卫处。保卫处是要害部门，机要部门，必须政治上十分可靠、家庭没有什么问题、个人历史清白的人，才能调进，谢筠具备这些条件。她的调进，说明领导对她的重视和信任，我们同在一个简易的二层楼办公，保卫处位于东头，团委位于中间，相隔很近。那时我们年青，热爱学习，晚上和节假日一般都在办公室里学习。我们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接触、谈心、相互了解，空间和时间造成一种机遇，但光有机遇还不行，还不能促使我们的结合，这就要靠缘分，要看彼此的贴近，形象的贴近，心的贴近；要看彼此的吸引，形象的吸引，心的吸引。我和谢筠的结合就有这种缘分。她热情爽直，为人诚恳，友善和蔼，落落大方，能体贴人帮助人，喜欢集体活动，性格开朗，无忧无虑，就是遇到了麻烦和不幸，她也能拿得起放得下，泰然处之，愉快地生活。她生活朴素，不讲究穿戴，不追求时髦，穿了一身“列宁式”服装，整洁俊俏，两根发辫用红头绳或红绸带扎起来，走路时左右摇摆，显得神采奕奕，气度非凡。她白皙的皮肤，细腻柔嫩，她圆圆的脸庞，红润光亮。她鼻梁上架起一幅金丝眼镜，更显示她的绰约风姿。她外貌的特征和心灵上的优美，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呢，虽不是伟岸挺拔的男子汉，却也长得眉清目秀，仪表堂堂，我的性格和她有相似之处，我热情朴实，待人诚恳，说话直来直去，从不躲闪，喜欢读书，要求进步，豁达乐观，善与人同，爱好文艺，是个活跃分子。我的性格和特点也吸引了她，于是我们自然走到了一起。
一天晚饭后，夜幕已经降临，华灯初上。华北行政委员会露天剧场正在放映电影，办公楼里的人已经走空，我和她在走廊里相遇，不约而同地说：“我们看电影去，好吗？”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笑，走到剧场的最高层找个位子坐下，我的眼睛在注视着前面宽大的银幕，但是我的心在不规则地怦怦跳动，我感觉她的心也在跳动。银幕的镜头一个一个滑过，人物、房屋、树木、山川频繁出现，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清，什么声音也没听清。我要抚摸她的手，她温柔顺从地递过来。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坐了一个多钟头。散场后，我们手牵手走下台阶，钻进了附近的花园，拥抱热吻，我们相爱了。我们的接触开始密切起来，学校自1952年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以后，一切生活费用就不再实行供给制。食堂实行自选主食副食、按价付款制度。以前我们是各买各付，现在我们的伙食并到一起，一荤一素，好坏搭配，吃得津津有味，她经常把肉夹到我的碗里，还常常从城里买一些美味的水果和糖果给我吃。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她买来了几把荔枝，我从未看过尝过这种水果，我问她这是什么东西，她说是荔枝，尝一尝，好吃不好吃？我剥开硬壳，放入嘴中，汁甜肉美，确实好吃。我说太美了，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吃到这种水果，太谢谢你了，由于我印象太深，以致几十年来都不曾忘记，每每想起，都是美美的，甜甜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
解放初期，婚姻自主，恋爱自由，虽然不像旧社会那样要求“门当户对”，即彼此家庭的权、钱、势相当，但也讲双方的条件，政治条件不能悬殊过大，政治择偶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谢筠虽不是出身名门望族，大家闺秀，但也是小家碧玉，独生女儿，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还是地下党员，积极向上，深受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尊敬。我出身不好，不是党员，各方面都不如她。以她的条件，她选择的机会很多，她可以从许多朋友同事中挑选一个，事实上已经有很多朋友作为红娘为她介绍对象，但她都友好地拒绝了，而选择了我。我条件不如她，她不觉得这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为只要彼此相爱，这就足够了。有的同事出于好意，规劝她说：“你可得慎重考虑，你们不般配，他（指我）的入党问题需要长期考验，不可能在几年内解决，你怎么办？”那时候，谈恋爱一般都是党员找党员，群众找群众。党员找群众是降低标准，群众找党员是高攀。男性党员找女性非党员勉强可以，女性党员找男性非党员，就有人说三道四了。她鄙弃这种流行的世俗观念，不赞成简单地从政治上选择对象，认为这不公平，应该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还有的人带着几分忧虑对她说：“你如果固执下去，恐怕保卫工作就做不成了，保卫部门不会允许。”她回答道：“不做就不做，干什么不一样！”她不管不顾，顶住压力，谢绝了同事们的规劝，和我站在一起。但当时她没有把同事们的规劝和外界的无形压力以及她的反叛精神告诉我，她把这些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表示对我忠贞不渝的爱，同时也怕我退缩，不能勇往直前。当我们已经年老，度过了几十个春秋，回忆往事时，她才将当年的细节和盘托出。我感到震惊，又很激动，我深表谢意，又十分内疚。她为我做出的牺牲和付出的太多，而我欠她的情啊！我对她有愧啊！
1954年，又是一个美好的春天，4月3日我们结婚了。结婚前，我们都要征求双方家长的同意，我父亲早已去世，母亲爱子之所爱，不会有什么意见。她的父母回答：“只要你们相爱到永远，我们同意。”并送来银质纪念章两枚，作为结婚礼品。那时结婚简单得很，合照一张照片（黑白），各做一身卡叽布的中山装和列宁服，做两床绸面的被子，两张单人床合而为一，买几斤糖，请一、二个同事作为主持人招待大家。大家前来祝贺签名握手，吃喜糖，喧闹一阵，然后散去，新娘新郎双双入洞房，这就是全部的婚礼仪式。我们没有婚礼服，妻子没有披婚纱，我没有赠送订婚或结婚戒指，我们没有合照一张放大的照片，没有买一张宽大的双人床，没有家具，甚至连桌椅也没有，没有请客送礼，大摆宴席。我俩现在保存的是一张发黄的结婚证书和前来祝贺的人的签名绸。全部婚礼如此简单，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大家都是如此就不足为怪了，有人戏称：“什么叫结婚，男女两张床合并在一起就是结婚。”
妻子的艰辛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但没有假期没有外出度蜜月，没有另起炉灶组织家庭生活，我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只是到晚上才欢聚到一起，沉浸在爱的氛围里。一个多月以后，谢筠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乐不可支，我要做爸爸了。有什么感觉？我们的爱开了绚丽的花，结了丰硕的果。一个小生命即将来到人间，会使爱情生活注入新的内容增添美的光彩。我们每晚相拥在一起，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妻子的肚皮逐渐隆起，每到一个高度，我们都仔细观察，轻柔抚摸，欣喜不已，甜在心里。二三个月后，小生命在母腹内骚动跳跃，妻子说：“听！他在里面蹬腿呢！”我伏下细听，果然如此，说：“他在干什么？”妻说：“他在运动，长身体呢！”我说：“他蹬时，你痛吗？”她说：“不痛，我非常高兴，好玩着呢？”以后小家伙蹬腿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就伏在肚子上对他说：“你别折腾你妈妈了，快出来吧!”妻说：“别这么说，我喜欢他蹬！”妻笑容满面，光彩照人，表现无限幸福的样子。这就是母亲，伟大的母亲。可我怎样做爸爸，怎样照顾关怀妻子，将来怎样养育孩子，怎样把家庭生活组织得更加美好，我的脑子里似乎是一片空白。妻子问我，我总是答不出来或答得不理想，那时妻子身体好，有妊娠反应还照样工作，没有请过一天假，定期去医院检查，自去自回，我很少陪她，没有尽到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
正当我们悉心培育新生命的时候，学校得到上级指示，要从干部中选拔一些年青人去考大学，因为国家为培养高级人才需要大量大学毕业生，而高中毕业的人数太少，必须从年青干部中选拔，以补充名额。谢筠年青时就立志上大学，学理工，成为一名建设人才。现在机遇来了，千载难逢，如果失此机遇，就可能永远得不到了。况且由于我的牵连，她不能长期在保卫部门工作，早晚得改行，晚改行不如早改行，退路是没有的。但她身怀六甲，怎么办呢！经过我们再三研究，决定向组织申请，报名应考。她高中毕业后，功课没有完全丢掉，复习复习大概没有问题。她身体健康，妊娠反应关系不大，估计上学生孩子可以双丰收。那时申请考大学是需要百倍的勇气和坚韧的精神。申请，怕组织和同事说你不安心工作，戴上什么“名利”思想的帽子，如果考取，一走了之，什么议论也不管了，如果考不取，冷嘲热讽就多了，不听也得听。再说，如果领导批准申请，那就必须全力以赴地复习功课，可是有孕在身，已经不堪重负，再加上沉重的全面的复习，如何能吃得消？但是决心已下，只有义无反顾，方向已定，只有勇往向前。由于她坚忍不拔、执着追求的精神和全力以赴、锲而不舍的努力，经过二、三个月的复习，考取了北京钢铁学院（现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圆了大学梦。我们的高兴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同事们表示祝贺，同她一样想考大学而未获批准的年青人投来羡慕的眼光。
1954年9月，她怀着五个月的胎儿，双双跨进了大学之门。她上课读书，复习功课，做作业，休息睡眠，和老师同学谈话，胎儿都同她在一起，后来我笑着说，我们的孩子真不简单，还在母腹中就上大学了。进入大学之后，她的负担更重了，除了繁重的学习和社会工作，还要定期去医院检查，还要为未生的孩子做衣服，星期天还要拖着沉重的身子来外语学院和我团聚。她付出的艰辛，简直非一般常人所能想象所能承受，个中苦楚和艰难，只有她本人才能深切地感受到。然而，作为丈夫我实在不配，我几乎没有陪他上过医院，没有买过有营养的食品给她补补身子，没有想办法减轻她的劳累，没有经常给她以心灵上的安慰，以减轻她的痛苦。1955年初，正值严冬季节，预产期来临，我想把岳母从江苏溧阳接来北京，照顾月子里的妻子和出生的婴儿。我结婚以前和以后，从未见过她的父母，这次她来北京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呢！岳母出生在农村，家境贫寒，历经磨难，童年的生活是很不幸的，但也练就了吃苦耐劳，勤劳持家的本领，后来嫁给岳父，居住在城镇，才过上比较安定的温饱生活。她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长到十岁，因被毒虫咬伤，治疗不及时，毒汁攻心，高烧不退，终于不幸去世。岳父岳母悲痛欲绝，以泪洗面，吃不下，睡不着，在以后长时间的岁月里，他们都觉得对不起孩子，抹不掉心头的创伤。还有一个女孩就是杏芳（乳名），是他们的独生女儿，掌上明珠。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不论在什么困难条件下，都送她上学读书。谢筠不负父母的厚望，上了小学中学，又考上了大学，父母的高兴快乐是不言而喻的。现在要得外孙了，要请岳母来照料女儿和外孙，她自然是很高兴的。然而她来北京，岳父怎么办呢？岳父已经年迈，为了生活还在商店里干活，经常到乡下售货，回到家里还得自己做饭洗衣，不仅劳累，而且孤寂。经过再三商量，他们还是同意岳母来北京，岳母虽未出过远门，但居住在城市，待人接物有经验，由溧阳坐汽车到南京，再由南京的亲戚送她上火车，一路平安抵达北京。
1955年1月上旬，正值期末考试，谢筠感到身体不适，快要临产了，必须上医院，可是当天上午要考试，一位女老师很同情她，叫她第一个考试，考完，她拖着沉重的身体，带上换洗衣物，住进了医院。我因为公务在身，很忙，没有帮她拾掇衣物，没有陪她，没有帮她办理住院手续……尤其分娩时，我没有守候侍奉，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她心灵上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后来每当提起这些事情，她总是心绪激动，伤心地流泪，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怎么如此不懂事理，不知道为人夫为人父的爱心和义务呢？现在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可是那时候就是这么“混”啊！每每想起这些事情，我总是内疚不已，无地自容。我欠她的情，永远也还不清，但愿在我的晚年，能弥补一、二吧！
儿子的降生
1955年1月13日凌晨，胎儿降生了，是个男孩，我和岳母赶到医院，看到母子平安，都非常高兴。孩子胖胖的圆圆的红红的脸，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醒了就吃奶，吃了睡，醒了吃，两个小腿乱舞，十分可爱。因为谢筠在钢铁学院学习，钢是经过千锤百炼而成，坚韧挺拔，摧不断，压不垮，我们为孩子取名为“钢儿”，希望他长大象钢一样坚韧刚毅，象钢一样成为有用之材。妻子分娩时，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身体比较虚弱，但看到孩子顺利降生，脸上挂着丝丝甜密的微笑。经过短时间的观察和护养，母子都很健康，我就把他们接到钢铁学院招待所楼梯下面的一间小屋里，这是临时借的。岳母陪同照料，做饭，洗尿布，我也常去帮忙。后来搬到外语学院五楼，领导上照顾，给了一间房子。那时五楼二层大部分住着象我们这样刚刚生下孩子的家庭，大家和睦相处，互相照顾，交流扶育婴儿的经验，倒也十分融洽，温馨。寒假结束，学校要开学了，谢筠必须上学，孩子必须断奶，改吃牛奶。几天下来，孩子明显地瘦了，增加营养，也收效不大，我们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幸而孩子体质好，能吃能睡，仍然活泼健康，乱踢乱蹬，笑起来“咯咯咯。”我们也时常把孩子放到小推车里到室外玩玩，晒太阳，吸取新鲜空气，东看看，西看看，告诉他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新鲜奇妙、美好梦幻的世界。孩子，快快长大吧，未来在向你招手，世界在欢迎你。
谢筠开学以后，家务事几乎都落在外婆一个人身上。给孩子喂奶，喝水，洗衣，换尿布，带孩子睡觉，玩耍，大都是外婆一人承担。我的工作很忙，又住在另一楼，只在早晨、中午、晚上到儿子这边来，帮助外婆做点事，同孩子玩玩。这样生活了十个月，我们将孩子送到江苏溧阳，请外公外婆抚养。临走时，我和谢筠到车站送行，回来后我们俩都哭了，孩子由外公外婆在南方抚养，我们当然放心，那里山青水秀，空气湿阔，气候温和，使孩子健康成长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空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但是我们舍不得幼小的孩子，远离身边，得不到父母的爱，同时增加了两位老人的负担，心里又着实过意不去。
女儿的出世
1955年下半年，钢铁学院由于肃反工作的需要，把谢筠调出工作，商定时间为一年。同年12月，谢筠怀上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由于工作不像学习那样紧张繁重，可以获得比较充分的休息，工作使经济得到改善，可以吃得好些，增加营养，同时我们已经有了第一次怀孕生孩子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第二次怀孕期间，比较顺利，我们都倍加小心，精心护理，使母亲心情愉快，使胎儿健康发育。孩子生下以后怎么办呢？那时我们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谢筠住在钢铁学院学生宿舍，我也即将去人民大学学习，实在无法照料和抚育新生的孩子，经过与岳父母再三商量，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孩子将在溧阳出生，由他们养育并请一位奶妈喂奶，这才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对父母的宅心仁厚，慈祥钟爱，感激不尽。1956年9月预产期将至，她要回老家分娩。临行时，我对她说：“给我们生个女儿吧！一男一女，我们就齐全了。”她说：“我也这么想，谁知老天爷怎样安排呢！”我说：“一定会天遂人愿。”到溧阳后，岳父母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等小生命的降临，可是预产期已过，一周，二周，胎儿似乎在温暖如春的腹内还没有睡够，不知父母盼儿心切，就是不出来，千呼万呼，都没有用。最后，我们决定催生。催生对母亲是很痛苦的，浑身颤栗，大汗淋漓，经过一番搏击和挣扎，孩子终于来到了人间。母子平安，谢天谢地！果然是个女孩，天遂人愿，皆大欢喜。我们给她取名为“莉莉”，“莉莉”取自茉莉花的“莉”。茉莉花色淡黄而不艳丽，味微香而不浓厚，清纯高雅，百花独秀，我们愿莉儿像花一样的成长开放，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论是阳光灿烂，还是风雨如晦，她都能白玉无瑕，洁身自好。孩子满月以后，谢筠身体得到了恢复，要返回北京了。行前给我拍了电报，大约下午六点到达，要我去接她。我准时到达前门车站，火车进站停车后，我在月台上怎么也找不到，人都走空了还是见不到，怎么回事？是没乘这次车，还是没看到我而自行到人民大学的宿舍？这时我应该等，应该找，但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回校了。我也不想一想她带了许多东西怎么拿？天黑了她到哪儿去雇车？我怏怏不乐地回到了学校。一个同学问我：“接到爱人吗？”我说：“没有。”“难道不是坐的这次车吗？”我说：“不会吧，电报上写得清清楚楚的。”他说：“我这有一张电影票，去看电影吧！”我说：“人没接到，还有什么心思看电影，不去了。”他说：“不去闷得慌，还是去吧！”经不起他的好意劝说，我就去了。这时我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我应该在宿舍等，而不应该去看电影。我也不想想，如果她回到学校反而在宿舍等我，我怎么解释呢？果不其然，待我十点多钟回来时，她已经在宿舍等我了，不等她问我，我已经无地自容了，她生气极了，一连串的提问和责难：“你为什么不去接我？为什么不在车站等我？为什么去看电影而不在宿舍等我？”“你知道我在溧阳生孩子时的痛苦吗？你知道我一路上的辛苦吗？你知道我如何想念你，想回到北京和你团聚吗？你知道我有多少话想同你诉说？真想不到得到的竟是这样！你太令我伤心了！”我的任何解释都是无用的，毫无意义的，我的任何自责和检讨也都是苍白的。几十年来，每每回忆这一段往事，我总是愧疚不已，深觉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我们有了孩子，一家四口，幸福美好，按理说我做了父亲，应该负起做父亲的责任，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做丈夫做父亲，这是我一生中的一大遗憾。
现在我的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做了父亲和母亲，他们就比我做得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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