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 七 八 碎

                                        郭静虹

离开外附多年，每次看见老同学，都能记起不少往事。 现在又有外附网站，更是思潮泉涌。 只是打中文，比起打英文， 又复杂又慢。 只能把文字精简。感觉象古人在竹简上写字。

银杏和丁香 

同学们都记得和平门的两棵巨大银杏树。 记得新生入学， 迎接我们的是银杏树。 时至中秋， 金黄色的，象扇子般的树叶散落在地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银杏树。我捡起几片叶子夹在书中。从此我知道银杏树源自中国，是稀有的，冰川时期幸存下来的古董。后来到美国，因为是在城市长大的，许多植物不认识。 但偶尔见到银杏树， 总能马上叫出名字， 说出它的历史。我甚至有点耿耿于怀，想不通为什么银杏树能流散到国外， 何时被带到美国。

在魏公村的校园里， 教室楼前丁香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初夏的夜晚，同学们坐在教室里温习功课，阵阵花香传入，使学习环境显得温馨。我仍记得晚自习后，走在丁香树旁，我用手抚摸浓密的树叶，梦想着将来在自己房前窗下种丁香树。 这个梦想终于在三十多年后在美国实现了。我在自己卧室窗下一气儿种了五棵丁香。 五年来， 树长高不少， 但还是比不上教室楼的茂盛。很悲惨的是，也是在初夏的傍晚当丁香花开时，我与其他同学看到一位老师儿子的尸体被从粪池里捞出。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死尸，更何况不久前我还和这个聪明的孩子说过话。 所以至今仍清楚的记得一切。我至今仍后悔当初不该一听到叫声就匆忙跑去看热闹，也不至于这么久还对此事心有余悸。

合唱团

记得小学部提供不少课后活动。自己没有专长，就参加合唱团。六四年，中央广播电台的“北京之声”要外附组织十几位同学去录几只英语歌。当时去食堂吃饭或上体育课，都是组队，步伐整齐唱着歌儿去的。同学们知道老师在选人，老师在时，唱歌格外买力，步伐也特别帅。我真高兴自己被挑上。我没有嗓子，被挑上，实属幸运。同学们在练习后终于去了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室。播音室设备崭新。我们排好队认真地演唱。然后我们听录好的歌。我着实吃了一惊。我自以为我们当时很成熟，但放出的歌声却来自于一帮“孩子”， 大小像是幼儿园的。也不知我们的歌声是否飘扬过海，提升中国的海外形象。

一次， 合唱团在练习，老师说这只歌要唱得悠扬，叫我们摇摆身体。 我们左右摆动， 感觉房子和地板也一起摇动。 突然， 有人大喊一声：地震了！我们醒悟过来，纷纷跑出楼外。 大家想起刚才的情景， 都一起笑了。

文革开始后，在魏公村班级合并。一次合唱比赛，我们英西班合唱“海军战士想念毛主席”。领唱李兰清和王瑞琪。这次，领唱及和声都很精彩。我觉得李王的水准不雅于专业，是我当时所听到的最美的歌之一。可遗憾得是，我从来没听到别的同学提到他们对此事有印象。

总之， 经过外附合唱团的熏陶，我尽管没有嗓子， 但至今仍记得不少少儿歌曲的歌词和曲调， 如“小鸟在前边带路”，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记得几年前，我和老公在 Florida, Key West 钓鱼，面对平静的大海，我一时兴起，唱起少儿革命歌曲，以及“嘿拉拉拉，嘿拉拉，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朝人民志气大，打败了美国狼”。唱了才不久，我的“美国狼”老公及我们雇的船长一起哀求我不要唱了， 因为我的歌声要把鱼都吓跑了。其实他们享受不了我的“美妙”歌声。

语录拳和语录操

文革刚开始，学校门口竖起一幅毛主席像。记得有人告诉我是学校绘画老师画的。早晨进校门，必需拿出小语录本，立正站好，向毛主席早请示。晚上如离校，须晚汇报。早晨上课， 先由班干部领着背老三篇。当时正值年纪小， 记忆力特强，全班很快地把老三篇背下来。大家稀里呼噜，用不了几分钟，就背完一篇。恐怕今天我们在一起，大家凑一凑，还能背个八九不离十。

很快，全国表衷心达到白热化程度。 人们想出各种花样。比如打电话，要先呼“毛主席万岁”。去买东西，要和售货员对答语录。 售货员先说，“深挖洞。” 我就对答：“广积粮。我买五分钱的醋！” 就在这时，老师教我们跳“忠字舞”。当时全国大跳忠字舞，所以不新鲜。稀奇的是，我们做过语录操 - 做操时，不喊“一二三四”，而是念毛主席语录，如 “备战，备荒，为人民”。最令我不能忘记的是操演“毛主席语录拳”。记得当时的体育老师(是否是张星星？)很认真地教我们打拳，嘴里念叨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 我还记得头一个招式：两腿岔开，身体下蹲，左臂伸直，右手握拳。后来与朋友们交流文革经历，大家都跳过忠字舞，但无人打过语录拳。

一九六九年，我随父母去山西干校，九个月后回来，学校由军宣队管理。当时，关于领导讲错话，念错报告的笑话很多。 但下面这段话是我亲耳听到。我们练习走正步后，坐在地上听军宣队的干部训话：“张思德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我转头看其他同学反应，发现别人根本没听见，都在想自己的事。也许听得多了，见怪不怪。

同学回忆录

说实在，我们英四班六四年入学，六六年文革，不少同学从此三十多年没在见面，如宫小林， 潘伟建，梁音，闫苏明。我们全班整个再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挺有福气，后来和一些外附同学一起上大学，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在国外生活， 一直断断续续保持联系。每次说到要和“小学二年级同学”去见面，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都会大感惊奇。他们不可理解，我怎么可能和三，四十年前的同学仍有联系，而且在美国相聚。

我们班里的同学，有的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变化：如陆宁，解钢，杨壮，党政，王英 (祖慰)，张军。有的变化挺大。如：宫小林， 从“小不点”到“亭亭玉立”。个子长高的还有张忠杰和黎模苏(从照片上看)。 此外，杨燕怡从小胖子变成最苗条的。另一位苗条女士是王仲寅。

六六年夏天，我们坐在教室里安静的学习，准备期末考试。突然喇叭里传出学校领导的指示，为了让老师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取消期末考试，学校开始放暑假。 何时开学，再等通知” 当时，全班一片欢腾，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不少人把作业扔上天。大家高兴的是不用考试了，可以放长假了。岂不知，从此我们的命运彻底改变了。有时我想，如果没有文革，中国会是什么样，外附及同学们会有什么命运？

从六六年放暑假到今天，整整四十年了。离开外附，我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这四十年里，每个人的经历都挺复杂。 我和一些班里同学聊天，听到一些人讲他们走过的人生，都很精彩。我觉得，我们已经五十岁了，可以写自传回忆录了。如果我们全班同学每人写几页自传，添点小趣闻，把它们凑在一起，就成了一本书。我们的经历，实际反应的是新中国的成长历史。不知各位同学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