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麻烂谷子

                                                                          张小京

我老婆常说:你就是一闲人。87年我在北大时，一个从夏威夷来的居士也送过我一付对子: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想来也是。若是早生几百年,我说不定是个云游和尚呢。

我打小就不拔尖。三年级才当红小兵。到了大学毕业也不知道当三好学生是什么滋味儿。阴差阳错,73年我10岁时上了北京最好的学校之一,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换了今天,爹妈若没有大把的银子门儿都没有。

附校那年在全北京招了144个学生。考试的时除了笔试,还有口试,有体检,据说还挑相貌。口试的老师让我讲个故事,我顺嘴说:就讲个杨志卖刀吧,要不来个鲁智深倒拔棰杨柳。当时是文革,我哪知道这些都是四旧。老师网开一面,没让讲就把我打发了。

上了附校,家里很高兴。我那时迷迷瞪瞪的也不懂。就知道新学校比原来的三小大很多。原来的学校三小院子里只有一个楼,附校的院子里有十几栋楼。原来的学校三小的院子里就一个操场,一做广播操院子里就站满了。附校可不一样,除了一排篮球场,排球场,还有足球场,游泳池,3个食堂,大片的果园,空地。院子里绿树茵茵,灌木成群,丁香,黄栌长的比人还高。教学楼周边都围着松柏。校长是高干,有专车。另外,学生老师都住校,出门戴着当年罕见的校徽,想不挺胸都难。现在想来,在文革中还能有这样一处所在,有点奇了。

刚进校的时,学校教育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进了红色保险箱。其实这是典型的成年人思维。我们这些十岁的小屁孩儿,哪懂得什么红色保险箱,想都没想过。后来才知道:这所学校是为新中国培养红色外交官的;我们的前途应该是板上钉钉儿的。学校的经费据说是外交部出。每年的经费是一所普通中学的好几倍。学生从小学四年级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有段时间学校还提出“7年赶3年”,就是说在附校学7年出来能比得上当时在北外读3年毕业的大学生水平。可惜,这种提法很快就被批判了。毕竟是文革时期嘛。

我生性爱玩,在这么大个院子里,自然就玩野了。现在回想起附校,还是玩的事儿多。上课这种枯燥的事儿,记得越来越模糊了。

说到玩儿,现在的孩子大概很难想象。那时候没有游戏机,没有电脑,连玩具都很少。真是瞎玩。一开始,我最喜欢提着根棍子跟同学玩打仗,东跑西跑,想象着古代的英雄豪杰,舞枪弄刀,不亦乐乎。就是这打仗的玩伴越来越难找。大概大家都比我成熟得早,对这种低幼的游戏,渐渐地不屑了。我未能及时醒悟,对玩不成打仗还遗憾了好一阵子。

上课做白日梦,下课满世界游荡,在附校的院子里,还真发现不少好去处。有一次在小学食堂边上,挨着南墙的一排空房里,我发现一个后门没锁。里面除了散乱堆放的桌椅,地上还有上体育课用的垫子和草席。往上一躺,别提多舒服了。那时候,在家有爸妈管,在教室有老师管,在宿舍和食堂同学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没个清净的时。突然发现这么个三不管地界,真觉得自由自在。回想起来,象是个和尚在喧嚣的尘世外寻得了清幽山洞吧。可惜好景不长。我约过几个相好的同学到里面去玩儿。后来,不知哪个鸟人把我给告了。加之,那地方晚上可能是流蹿份子的藏身地,校方发现了这个漏洞。我为自己的“无组织无纪律”在全班做了检查。后来老师还多次当众就此事批评过我。对于朦朦胧胧的我来说,这大概是平生第一次犯了“重大错误”吧。

附校里植被茂盛,春夏花儿开得很好。有几年,总有外面的养蜂场借校园的西北角摆蜂箱。蜂箱通常有几十上百个。下了课,我常去蜂场消磨时间。跟那儿的大叔熟了,大叔有时候也让我戴上护头罩子帮他摆弄蜂箱。蜜蜂密密麻麻地在眼前爬,嗡嗡的翅膀煽出的风吓得我直冒冷汗。我很佩服大叔不戴任何护具,蜜蜂在他头上爬满了也不蛰他。蜂箱里有十几层木板子。算是高层住宅了。每块板子上都有整整齐齐的六角型蜂窝,都是蜜蜂用自制蜂蜡自己造的。可惜都是小户型,单间儿。原来这一大窝儿几百只蜂里只有一个女的,号称蜂皇。其他除了几个配种儿的小白脸儿,剩下就都是小奴隶了。我看见女皇了。真可谓雍容富贵,冰肌玉肤,颇具唐风。直说了就是肥白肥白的。她手下这些小奴隶都受了好的思想教育，绝对地大公无私;只求奉献,不图享受。安分守己,绝没有私屯蜂蜜,或是日后发达的杂念。有几个不明事理的,为抵御我这个外敌,竟奋不顾身英勇捐躯了。文革以后,不知为什么蜂场没有再来了。鲜蜂蜜不好吃。蜂蜡捏小人儿倒是挺好玩的。

记得附校木工厂的人可能不多了。附校的木工厂在小学食堂后面,负责维修学校的桌椅板凳。后来就没了。木工厂前面有一棵奄奄一息的空心老树。据说被雷劈过。我在树洞里还藏过“宝”。那树最终没躲过木工厂的大片儿锯。木工厂的师傅教过我怎么把木板刨平,再用砂纸打磨,然后上清漆,等干了后再打磨,再上漆,反复多次,“那板子就会象钢琴上的板子那么亮”。这话我一直牢牢地记着。现在想来,好象不是那么回事儿。师傅随便吹个牛,就在我这小脑袋瓜里烙了个印儿。

我爱看闲书。这么多年戴的眼镜要归功于附校的严格要求。那时候,白天有空要在外面玩儿,晚上又要上晚自习。晚自习跟上课也差不多,晚上7点到9点有老师和班干部监督。看闲书的时间自然就被挤到晚上9点以后了。还没看几页,晚上10点宿舍里就拉闸了,强迫睡觉。管生活的伊煦老师是单身,晚上精神头大着呢。他不仅在一个个宿舍外挨着门儿听里面是否有动静,还到楼外边儿看哪个屋里有亮光。无奈,我的闲书只有打着手电在被窝儿里看了。一套西游记下来,有一天我在操场上对同学说,那烟囱上的避雷针以前是一根儿啊,什么时变两根儿啦? 得,我这两只眼从此变四眼儿了。

要说哪个男生没打过架,在附校这帮同学里我还真想不出谁来。我们班韩永春很会打。据说进校前练过功夫。五六个人把他围起来打,他知道横向迂回,个个击破。小学里打架游翼总是最积极的。他非动手的一方也不是挨打的。就在打架的双方象斗鸡一样不依不饶的时,游移就在旁边半米远,跳着脚,兴奋地叫着:“你亏啦!真臭!他又打了你一拳!踢呀踢呀!哎呀!”好个不亦乐乎!(游兄海量,不会记恨小弟吧)。我从小就不怕打架。我有俩哥,比我大六七岁,都一米八多。我小时一遇上打架只管扯开嗓门叫我哥就行了。在附校,我第一次打架就遇上了个高我两个年级的小子。为了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没过两招就被人家一个绊子撂倒在地,紧接着两个胳膊被人家两条粗腿压上了。这还了得!我哪儿吃过这种亏!我瞪起眼睛叫:“你找死啊!”那小子说:“我就是找死,怎么着啦!”我没词儿了。面子上下不来,我往他脸上吐了两口吐沫。我脸上马上也挨了两口吐沫。得,没辙啦。从这以后,我意识到什么都得靠自己了。

我们同学间打架只能算是小打小闹,青个鼻肿个脸不算什么。过一阵子就忘了。不会记仇。可学校里面的“龙虎豹”至今大家还都记得。龙虎豹当时被称作“小集团”,“流氓团伙”。其实,就是一帮闲的无聊的小无赖,凑到一块儿称兄到弟,干些偷鸡摸狗,横行“乡”里的勾当。老大自然称龙,中间几个称虎,剩下的喽罗就是小豹子。一伙好象有十几个。在校园里没人敢惹。他们还学着书上看来的游击队打鬼子的方法,在校园里搞破坏。比如磕了瓜子,把皮儿塞到别人宿舍的锁眼儿里,再灌点胶水儿。要不把电话线剪断,拉开一点,再用电工黑胶布缠上。让你通不了,也看不出来。阴招儿损招儿多了去了。有一次,这龙虎豹折腾过了头,遭了报应。具体他们打了谁,不记得了。只知道是高二的。有一天晚饭后,高二几个班的男生各自分了工:有盯梢的,跟着龙虎豹老大的行踪,看着他进宿舍。有放哨的,看是否有老师路过。有把门的,整个中学宿舍楼,每层都有,谁也不许乱动。有动手的,那才是行动的主力。这龙虎豹的老大一进宿舍,就发现不对劲儿。屋里几个小兄弟都窝在床上不敢动。几个面戴杀气的人拿着家伙早等好了。老大刚要退身,门外面又挤进来几个手里抄家伙的。这帮不速之客训练有素,当下抻胳膊拽腿将老大撂倒,一人用棉被捂住老大的头,其余的是木棒皮带一顿乱打,满楼都听见老大杀猪般惨叫。可惜,看见的不多,因为各楼层都封死了。后来动静儿太大,校领导都来了。可也是只闻其声,不得以进。楼下大门被堵死了。最后,老大被打的没声了,这些人才撤。学校要抓人,问谁谁说没看见。最后抓了那个拿棉被捂老大头的人,因为他手上满是伤痕。后来这人好象背了个处分。临毕业又撤了。就是靠棉被捂了头,老大才没被打死。看来策划的还挺周密。再后来因为什么事儿,龙虎豹有进了公安局的。总之,龙虎豹闹腾了一阵子到这儿就平息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附校的生活是丰富多采。当年身在其中时,却是常感无聊。学校安排的太紧。有几年,早上五点半,太阳还没出来,大喇叭里面起床号就响了。十五分钟内全体到楼下集合,然后排着队跑步。多年以后,我有几次做梦还梦到冬天的早晨,在黑乎乎的楼和楼之间,一排排黑乎乎的人影,踩着地上黑乎乎的落叶,哗哗的跑着,嘴前呼出一团团白气。老师教我们跑起来要两吸两呼,用舌尖顶着上牙冷气才伤不到喉咙。早上跑半小时后才能回来洗脸刷牙。难怪我们这帮人,现在爱睡懒觉的多。有的都加入“回笼教”了,早上睁眼后,要回个笼才舒服。有段儿时间,早上锻炼完了,还要上早自习,早自习完了,要全班排队去食堂,第一堂课前要唱歌等老师来,四堂课再加上广播体操后,大家排队去吃午饭,午饭后必须睡午觉,午觉后又是两堂课,课后是体育锻炼,晚饭后是必须的晚自习。周而复始,往复轮回。

要知道那是在文革时期。现在看起来象是乌云中的一小块儿蓝天吧。但当时对我们小孩儿来说那真叫烦。我们班上,有个耐不住烦的,跟个同院的小姑娘远走高飞了。这个奇人叫苏敏刚。从老照片儿上,还能看出来苏敏刚当年的一脸坏像儿。苏敏刚喜欢穿一件黄呢子外套,是他爸从鬼子手上缴的。为了不显眼,也为了保护这件当时很稀罕的呢子衣服,他在外面又罩了一件普通灰布衣服。我们常常跟他开玩笑,把他那件灰布衣服扒下来。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议论男女的话题也是从他嘴里。那是刚进校不久,我们都十岁。他说男的和女的要生孩子一定要同吃一块儿糖。男的要直接把糖吐到女的嘴里。大概是哪个大人被他问烦了拿这话打发他吧。反正他说的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儿,我们真以为是那么回子事儿。两年以后,放暑假,苏敏刚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他们同院的一个女孩儿。过了两个多月,据说他们从四川一个满是竹子的山上下来。钱用光了。苏敏刚没有再回附校。他被除名了。30多年后我们老同学聚会,大家聊起苏敏刚,对他的记忆竟还是那么鲜活。没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大家都觉得这家伙脑瓜儿好使,肯定吃不着亏。

附校的院墙外是四季青公社厂洼大队。趴在西边的院墙上可以看见大片农田,田地尽头是一条小河,河边一条路,路旁一排新种的白杨,整整齐齐的。三三两两的农民扛着锄头在地里走。空气中有一股子淡淡的烧柴火味儿和猪圈味儿。白杨后面就是西山。那时候感觉西山很近,一道道山梁很是清晰。若逢雨后,那山更是近在咫尺,似乎翻过墙没多远就到了。我最喜欢在晚饭后看夕阳落山。橘红色的大圆球缓缓的消失在暗蓝的山峦后面。每次都那么新鲜,百看不厌。什么烦心的事儿这时都没了。太阳最后的一丝亮光沉下去后,还有半天的红霞,久久不褪色。

附校能去的地方我差不多都去过了。在食堂帮过厨,在猪圈喂过猪,在锅炉房帮工人烧过锅炉。那烧锅炉的铲子象炼钢工人用的,有一般的铲子两个大。一铲煤从炉口儿扔进去在巨大的炉膛里该落在哪儿不该落在哪儿是有讲究的。我当时挥着大铲,学着在画报上见过的炼钢工人的姿势,准确的把一铲铲煤扔到位,很有成就感。还有,在留学生食堂后面,住过一个班当兵的。分明是炊事班,可他们说自己是侦察兵。你别说,他们还有两下子。几步小跑就能上房,一米宽的过道他们手撑脚蹬几下就上去摸到灯泡了。我学了他们上房的本领,常常爬到留学生食堂的房顶上玩儿。后来被老师看见挨了批。

在附校,我7年半肯定没去过的地方就是女生宿舍了。现在想来滑稽,我们男女生之间是授受不亲。公开好上的几乎没有。到了高中别的班有个别一两对儿算是公开的秘密。那也是极个别,很勇敢的。本人不是和尚。也有心仪的。在附校的大环境下,我只敢暗恋。高中的时我喜欢一个低我几个年级的女孩儿。我看出她也有感觉。我们在学校的工作上有过少许的接触,在回家和返校的公共汽车上常常碰面,可我就是不敢表露。一直到毕业也没有。可能人家觉得我不是块木头就是石头吧。毕业后我改学了德文。因为那个女孩儿是学德文的。我到25岁才交第一个女朋友。可见附校对我的精神束缚之深厚。我差点精神残废。

在附校,我有个同班的好朋友叫任国宝。有一次全校运动会,我和他一块儿跑400米,我跑到他旁边就放慢了,这是朋友,我不忍心超他。并排跑了一会儿,他实在太慢,我才超了过去。想来不可思议。临近毕业,任国宝迷上了《天演论》,又猛看达尔文。最后非要考理科。附校是文科学校。我们一学期不上化学课,期末考式看半天书就能考80多分。不是聪明,是考题简单。这任国宝在我们毕业那年放弃了高考机会。准备在家复习一年理科。遗憾的是,第二年他没考上,第三年又落榜了。80年虽然全国的高考录取率只有4%,可附校当年的升学率是87%。任国宝在班里排名中上,怎么着也能上个大学。几年以后,我在东单等车,见他和几个人一起骑着车经过。我叫了他几声,他好象没听见。最近,玉国亭提到从附校毕业以后约过几个同学去他家找过他。他正提着一桶水,很冷漠地说:你们都是大学生,来这儿干吗?也许,那次在街上,他听到我了。他是心里放弃了。七年半的哥们儿;一念之差。咳。

我在前边儿说了,我有俩哥,都是大个儿。一个一米八三,一个一米八六。我爸是山东人。山东出大汉。我老家一个堂哥有一米九多。可惜,这基因到我这儿就没显出来。每次我们哥仨照相,我站在中间儿就是一山谷。我妈说:“都是在附校给饿的”。

这话真不是瞎说。我们刚入校那会儿,连零食都不能吃。从家里带来的糖果一律上交。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一到快吃饭,肚子就咕咕叫。到了食堂,大师傅们用农民铲地的那种大铲子在一米直径大锅里扒拉出来的饭菜少有好吃的。我最讨厌的就是白菜熬粉条。那粉条有两根筷子并排那么粗,跟熬过了头的白菜梆子混在一块儿有股子哈喇味儿。当然,我对窝头梆子面儿粥还是有所怀念的。只是吃那东西不长个儿。到头来我还是局限于一米七六。硬是给耽误啦!说到长个儿,我这儿还有两个佐证:我们班的张国禄,在附校七年半一直是班上最矮的几个之一,小圆脸儿,座位从来都是在第一排的。毕业后几年不见,人家蹿到一米八多了。今年初夏,在纽约见到阔别26年的刘杰,我说“我记得你以前没我高呵”。他说他毕业后长了个儿。这都验证了我妈说的话不假。

每学期结束,全校的学生都必须回家。每逢这一天,因为有行李,大部分学生的家长都会来学校接。有骑车的,有蹬三轮车的,有小汽车,什么红旗,上海,伏尔加,212吉普,130小卡车,解放牌儿大卡车,救护车,老吊车,公共汽车,挎斗摩托,凡是街上见过的交通工具,好象都来过。我还见过挑扁担的。活生生地把个社会各阶层浓缩在附校的院子里了。我和好多同学一样,用军绿背包带儿捆上行李,网兜拎着脸盆暖壶,跟家里人坐332走的。

附校在城郊,和北外门对门,北外称东院,附校是西院。两个大门之间是苏州街。苏州街当年只是一条单行道的柏油小路,路旁是排水的深沟。合抱粗的老槐树一棵接一棵,路两边的绿树浓荫在路面上空合拢,遮了大部分天空。路上的车不多,也没什么行人。偶尔有拉货的马车,赶车的偶尔“啪”地甩下鞭子。出校门沿苏州街往南,一直能走到紫竹院。这条路我们太熟了。

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老师建议我们学习艰苦朴素,周末回家有一段儿尽量不坐车。从苏州街到白石桥这一段,至少有个八九里地。最好玩的就是穿过紫竹院公园。过了古寺前面的一道石桥,那儿有一条小河直通紫竹院。河里有很多蝌蚪,还有很多小尾巴尾巴鱼。翻过一道铁栅栏就进了紫竹院。紫竹院的竹林荷花让我们常常玩过了头儿。最近我们班的玉国亭透露:当年他,孟纯才和李志慧一起走紫竹院,他们两个男生为了玩得尽兴,让小个子女生李志慧替他们两个背书包。此事已经被李志慧郑重否认。可我总觉得这事儿是真的。李志慧到现在还是那么实在。我们聚会,她从加勒比海度假途中抛下老公,临时改票飞纽约,再飞华盛顿,就为了能和我们在赵广智家一聚,而且一到就帮厨,亲自和面包饺子。难得!

离开附校,我在北大混了九年半,又随着大潮,到了美国。在美国才深刻地感受到,我在国内没学什么谋生的本领。打从附校开始,刻意的都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流,无以充饥。当年,恩师鲁宝元开头,班上不少人大学五言七律,平平仄仄。望着教室窗外的柳叶松枝总想挤出一句半句妙语。我还抄过整本儿的“桃花扇”,并为之倾倒。现如今,凑合着可以谋生了,却又觉着当年学少了。

唉。说到附校的事儿,拉拉杂杂,很难有说完了的时。太多头绪不说,还都是鸡毛蒜皮,陈芝麻烂谷子。我们正值壮年,还没到写回忆录的时。难得杜建华有心,组织大家拯救附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就借此机会,拍拍脑后的尘土,也抖落抖落。

                                     2006年7月6日         

                                     写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