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外附人

陈洪武 

序

人心有时像一个神奇的魔术盒，未打开时以为里面是空空荡荡的，不经意地一抖擞，那丝丝缕缕纷纷扬扬的往事便在阳光下异彩纷呈。在这斑斓的色彩中，我最熟悉的是那红红的颜色，那是父母给予的人生本色，也是外附人的本色。

红色的出身

红色在中国曾有过特殊的意义，那就是贫穷和革命。一个出生在贫穷和革命家庭的人就有了红色的出身，革命的本色，自然成为红色中国的主人。

我出生在一个祖辈文盲的家庭，多少辈的河北农民，一直到爸爸十八九岁进京干起了城里的苦累活计。没有听说过祖上谁读过多么高深的书，更没有人当过值得炫耀的官。

爸爸不到二十岁就到北京当起了送煤工人，后来做了单位领导的专职司机。妈妈是和爸爸同村的农民女儿，二十岁嫁给爸爸进京当上了工人家属，养育了两儿两女，把孩子养大之后干了十来年临时工，后来在一家小旅馆转成正式工人。这样的家庭在当时那个年代绝对算得上是红色的

                                      红色的学校

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是培养革命外语干部的红色摇篮。1972年2月21日，北京的天空飘着晚冬的雪花。在首都机场，美国总统尼克松缓步走下飞机玄梯，踏上中国的红色地毯，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言和，打开了中美二十几年前用血肉封堵的大门。与此同时，在外语附校大门前，11岁的我快步跳下爸爸开的“581”汽车，被几个不知是老师还是学长的青年人带进这所通往世界的红色学校。

我那样家庭里的孩子上了外语附校，虽然不像中国足球队打进世界杯那样轰动，但是在知道我的社会里还是引起了不小反响。

老家的父老乡亲对外语附校一无所知，只猜想那是个了不起的学校，那里的学生会当大官。外语附校给了家乡人对官位的充分想象空间。

爸爸单位的叔叔大爷们知道外语附校是学外语的地方，知道学外语的人要做外交官或翻译官。在他们看来，这两种官都是有专车接送的。于是，他们因我上了外语附校而想象起小轿车的等级。

街坊们得知我上了外语附校，都对我刮目相看。小时候我是出了名的淘气鬼，打架大王，没有哪一家邻居不烦我。但是，当我穿上印着“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的跨栏背心儿后，就有人对我父母说：“男孩子小时候不淘气，长大了没出息”。好像我上外语附校就算有出息了，而之所以能上外语附校，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太淘气！

我的母校北京月坛二小坐落在月坛公园大庙里，俗称“二庙”，四周围墙都是红色的。那里的老师同学起初对我上外语附校没有太大反响。同学们猜不出一个三年级毕业还没加入红小兵的落后学生怎么能上外语附校。直到两个月后返回母校看望老师同学时，我才看到同学们的羡慕目光，那是因为我在地上写满了刚学的外文：26个法文大小写字母。

社会上不相识的人对我上外语附校的反映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进校一年后因大叶肺炎住进北京人民医院儿童病房，护士们得知我是外语附校的学生后，经常在一起交头接耳，用另类的眼光看我，查房时对我倍加关照。她们给了外附儿童太多温暖，以至我出院一年多后还盼着旧病复发再次入院。

家里人对我被选入外语附校没有太激动的感觉。爸爸妈妈刚看到录取通知书时还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定夺。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私语，听不清说什么，却感觉到妈妈的为难，似乎谈到了钱的事情。我不敢听下去，就悄悄入睡了。第二天，亲眼看看入学须知才知道要交好多钱，其中最多的一笔是每月七八块的伙食费。爸爸当时每月挣62块，妈妈没有工作，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老家还有爷爷奶奶和姥爷需要不时的经济照顾，难怪妈妈为难。爸爸妈妈在经济上是硬着头皮把我送进外语附校的。

从红色围墙的月坛二小走进培养红色外事干部的外语附校，经过七年半的寄宿培养，我似乎红透了，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政治上红得被落后同学远离三尺。外语附校是红色的，外语学院当然也是红色的，后来上过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更是红色的，就连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所上的巴黎第一大学也是由左翼人士掌管的红色学校。一所所红色学校为我铺垫了一条红色通道，直往红色的未来。

 红色的贫穷

那个年代，在精神上，谁贫穷谁就没有经过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谁就反动；而在物质上谁贫穷谁就是革命的无产者，谁就光荣。可见贫穷在当时也冠以了红色。

因为贫穷，在外语附校上学期间，我和许多同学一样，算计着花家里每周给的往返学校用的三毛钱车费。不同的是，我不像有些同学那样省钱买奶油冰棍儿，而是为了下周不再向家里要钱，或是把钱存起来以备将来派上更大用场。

因为贫穷，我不能穿体面的衣服，戴不起绸料的红领巾，不能用一毛钱一杆的“中华”牌铅笔，不能吃五分钱一根的冰棍儿，不能买按斤称的蔬菜水果，更买不起连价钱都不敢问的炼乳、麦乳精、巧克力和三接头皮鞋。

因为贫穷，我在外语附校周末不回家时只能在教工食堂打半份素菜加免费酱油泡饭吃；上大学时放假打工挣钱（每天一块五毛钱清洗墙上的大字报）买学外语用的砖头录音机，给女朋友买布制绣花手绢；读研究生了，还到农田里捡拾菜叶用煤油炉煮挂面；结婚买不起金戒指（花两元钱买一对景泰蓝戒圈做婚戒）、用不起双人床（用学校发的单人床加一排小方凳，铺上垫子当婚床）、没有像样的电器（仅有夫人娘家陪送已淘汰的黑白电视机和花108元在旧货店买的掉了门的收录机）；当了讲师，买不起教材，只好自己写、自己翻译、自己出书捞外快（夫人帮忙在单位偷印了不少资料）；读了博士，每月113块的工资还是买不起直飞法国的机票；用十几年积攒的小金库自费到巴黎留学，因买不起地铁票而步行或逃票上学，因吃不上饭而乞求餐馆老板收留做义务学徒工，为了在法国生存、学习和给刚出生的女儿买高级洋奶粉，到跳蚤市场、地铁站和旅游景点非法摆摊儿卖清凉油（在北京药店三毛钱一盒的清凉油让我在巴黎卖到10法郎一盒），看护瘫卧在床的老人，接送别人的女儿上下学，给有钱的老太太打扫卫生，甚至教授单亲黑人母亲的呆傻儿子做在外语附校学的广播体操和眼睛保健操……

每每想起这些，我都会感到压力。贫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贫穷让我大口呼吸；贫穷让我憧憬，也让我奋斗。但是，只有在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大胆宣告下，才有了国人追求富有的可能。贫穷因为来自红色的出身而变成红色，由红色的贫穷而来的憧憬、奋斗和收获无不沾染了火红的色彩。

 红色的憧憬

对我来说，憧憬是对美好未来的梦想和追求，只有感觉现实不够美好的人才会有憧憬。十二岁之前，我并没有觉得贫穷有多么痛苦和难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发现贫穷不是好事，红色的出身并不那么高昂，红色的贫穷也不能让人得意。回想往事，五颜六色的贫穷无不让人心酸，多么鲜红的贫穷，也无法让人留恋。上五年级时，我开始有了对事物的敏感和对未来的梦想与追求。于是，我有了憧憬。

最早的憧憬简单、狂妄和狭隘，那就是改变家族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为此，我把自己从一个玩闹的孩子改变成了一个老实好学的静学生。

这样的憧憬好像难以称为“红色的憧憬”。不知是因为胡乱参加了以黄帅为榜样的“批判师道尊严”运动，还是因为缺乏政治上的追求，四年级刚入红小兵不久，我就被评为三类分子，险些被留少先队察看。在我政治上不明方向的时候，学校掀起了向杜艳同学学习的活动。杜艳是比我高三届的学姐，被校党团总支树立为学习榜样。听说她又红又专，积极要求入党。她在操场上一本正经地给全校师生演讲的场面，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在政治上有了方向，积极向团组织靠拢。我开始想努力学习，长大干一番大事业，接革命班！我的憧憬就这样被染上了党的颜色。

说起憧憬，法国巴黎曾是一份不能不提的红色憧憬。

上外语附校时，法国巴黎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缥缈的梦。那时，书本里的巴黎还不是巴尔扎克、雨果、罗丹、波特莱尔、莫奈等文学艺术大师创作中的巴黎，也不是想象中浪漫的玫瑰色巴黎，而是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公社的巴黎，红色革命摇篮的巴黎，以至于后来到法国后，巴黎公社社员墙和周恩来故居是我常带国内人参观的地方，那里记载着我儿时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憧憬。

刚上外语附校不久，几个四五年级的学生被选送到国外学习，其中我们班两位同学被送往法国，那是法语班每个同学都向往的地方。当时，我们小小的年纪已经有了好大的羡慕和嫉妒心里。被选送的同学临走的那天晚上，留下的同学在宿舍里，有的热泪盈眶，有的沉默不语，心里打着各种算盘。记得有一位同学大胆吐出了“明年巴黎见”的狂言豪语。此事遭到了老师未点名的批评。

离开外语附校十一年后，我自费去了巴黎，在那里学习工作了十一年。然而，每当路过浪漫的艺术广场、看到众多的街头画家时，我顾不上观察那中间是否有当代的梵高或雷诺阿，厚厚的博士论文和客户们急切等待的合同比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更重要，我匆匆而过巴黎的一个个角落。

陪伴来探亲的父母和岳父母、观光的朋友、考察团，从一个名胜到另一个名胜，在每一个景点上都是浮光掠影，匆匆而过。总觉得还会再来，总觉得还有更多向往的地方没有去，如同我们匆匆走过、匆匆忽略的人生。

生活十一年后，巴黎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多棱角的水晶体，从每一个侧面、每一个角度来看都会让我得到不同感受。当各种事件、各种人物、各种印象逐渐堆积、重叠、融合起来之后，我反而忆不起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当你问我认识巴黎了吗？窥见她的秘密了吗？欣赏到她的情调了吗？我却无以应答。

奔赴之前，法国和巴黎对我是一个梦。离开之前，我买了一本介绍法国名胜和巴黎塞纳河上桥梁的书，里面描写了350个魅力村庄和几十座桥梁，曾下决心一一走过一一欣赏。然而，现在我匆匆地归来了，整个法国像巴黎这座城市一样还是从我梦中走过……对那里的憧憬还像巴黎公社那样红艳。

 红色的奋斗

     我深知只有憧憬是不够的，要实现憧憬就必须奋斗。我不算聪明，天赋也平平。一个偶然的场合，我的同学甄春利给我讲了“笨鸟先飞早入林”的道理。于是，我始终沿着“又红又专”的路线，坚持走过漫长的奋斗路程。

     说起“红”，我努力向杜艳学习。到了入团的年龄入了团，从中学到大学当了四年团支书，思想上严于律己，积极助人，关心国家大事。上高一的时候还利用一个周六的下午和王燕京同学一起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呼吁重视农业问题的报告，只可惜石沉大海。

     说起“专”，我的苦恼可能是不少城里同学不曾有过的。近似文盲的父母让我无法与其沟通，更不可能在文化上求助于他们。从未记得父母指导过我的作业或对我的学习有过建设性的说教，他们从未认真看过我的作业本和考试卷子。至于家长联系本，妈妈从未看过，爸爸只是每周习惯性地在上面签上“家长阅”而已。爸爸妈妈既不特别催促我写作业，也不专门打听我的学习情况，更不会耐心教导我如何学习、向着什么方向努力、如何选择未来。我的努力和奋斗完全凭着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由于不够聪明，经常周末不回家，留在学校学习。然而即便如此，在那个年代又能学到什么呢？除了不间断的日常劳动和军训，还赶上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逝世等重大事件，又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批林批孔、反师道尊严、学习王国富、忆苦思甜、西单民主墙、反击新的走资派和右倾翻案风、反腐蚀、反龙虎豹小集团），每学期进行一个月的学工学农（到厂洼大队收割大白菜、到中日友好公社支援三夏、到南口农场摘苹果、到食品厂做豆腐、为校办工厂绕线圈、给教职工盖房子、自己养猪、自己种蓖麻）。可以想象七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能够把多少时间用在文化知识的学习上。看着一届届学长毕业后去郊区插队当农民，再加上张铁生白卷英雄的影响，谁还有心思学习？面对这样的境况，我的憧憬快要破灭了。

     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我的心里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可以上大学了！于是，每天早晚围着操场练外语，几乎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复习功课，不是泡在教室里，就是躲在学校游泳池周围的某个角落背书。临高考前三个月，整天闷在我家自建的四五平米小棚子里，死记硬背直到深夜。凭借外语优势，我在1979年顺利考进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

     上外院不久，我有了更多的想法。大学二年纪开始，跟随上中学的小妹苦学英语，听英语班左惠珍同学的录音，背颂所有初中和高中英语课本。已去世的唐祖培教授和因盗窃杀人被执行死刑的冯大兴同学让我知道了国际法，留洋瑞士的张亚非同学又引起我对国际私法的兴趣。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自学国际法和国际私法，并报考了北京政法学院国际私法研究生。没有教材，就冒昧向该院吴焕宁老师借阅内部油印的教材。看不懂专业书，就到该院偷听辅导课。终于，我在1983年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成为当时年级里唯一考上研究生的人。

     上了研究生，方知那只是个硕士生，上面还有博士压着。这哪里是我的性格所能容忍的！要读书就要读到最高学位！于是，我打起了考博士的主意。1988年报考了中国政法大学汪暄教授的国际经济法博士研究生。经过几个月的集中备考，我又一次成功了。

     按照不少法律人的观点，未受过基础法学教育的人，即使自学考取研究生，也做不了律师这样的全能法律工作。我们这些考上法学研究生的非法律专业毕业生，被一些法律专业同学戏称为“非法生”。面对如此称谓，我只有再次挑战：全面自学基础法学，用半年时间消化掉大学四年的法律课程。考上博士那年，我的挑战成功了，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取得了做全能法律工作的资格。

     1989年的六·四事件让不少人伤感和困惑。彷徨之余，想起学过十一年法语，萌生了远走高飞的念头。遂托朋友办好去法国的手续，领了最后一个月113元工资和1千多元稿费，加上十几年的积蓄，买了最廉价机票，于1990年11月6日舍弃劳作大半生的父母、同窗十一载的老婆和尚未出世的女儿，辗转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用四天时间来到梦中憧憬的法国巴黎，走上了漫长的海外自费求学之路。

     不想用过多笔墨描述那段洋插队的感觉和经历。一个带着铺盖、案板、擀面杖、酱油膏和切菜刀，连直飞机票都买不起就来留学的人，一定做好了吃苦的打算。最初的日子可以想象。经过几年拼搏，拿到了巴黎第一大学国际私法博士学位，考取了巴黎上诉法院律师资格，进而取得了在欧共体国家执业的律师资格，在一家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八年。

1972年到1983年在外附和外院学习法语十一年；1979年离开外附到1990年留学法国又是一个十一年；1990年到2001年在法国留学和工作还是一个十一年。在这相继和相交的三个十一年中，是外附让我与法语和法国结缘，也与法律结缘，是外附让我有了漫长的奋斗历程。这历程是红色的，里面充满了艰苦和辛酸，它带来了红色的收获。

 红色的收获

得到猎物是人类的原始收获，目的是满足生存和繁衍的需要。这是本能的红色收获，朴实无华。此后，收获的内容扩大到形形色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增加了享乐、炫耀和挥霍的元素，染上了赤、橙、黄、绿、青、兰、紫的不同颜色。

有着红色的出身，上了红色的学校，忍受过红色的贫穷，经历过红色的憧憬和奋斗，由此得来的收获还会不红不火吗？

在钱财方面，因家境贫穷，从小养成了聚敛财富的嗜好。在月坛二小时，同学们响应党的号召，向国家捐献废铜烂铁。一次，看到教室前的废品堆里有一个铜制小水龙头，趁人不注意，放进兜里到废品站卖了九毛多钱。这便是小时候的第一桶金。

进外语附校后，在校园里到处寻找废旧电线等值钱废品，准备卖了钱做财富的原始积累。可惜在尚未出手之前，我的全部收藏品就因同学举报而被班主任老师无可奈何地没收了。但是，这并未扼杀掉我的财富梦，我继续积攒着钱财，攒钱攒到上了瘾。忘了几年级的时候，我愣是到魏公村的中国工商银行存上了积攒的不知多少钱，年底意外获得了六分钱利息，超级的高兴：可以买一个大火烧！存钱的习惯持续到上了大学和研究生，读了博士出了国。回想起来，多亏如此，我才能凭借每月一百多元工资自费去法国留学，获得了读书期间最大的一笔钱财：被我如数积攒起来的四年半法国政府奖学金。

相比尚需等待的物质收获，一大堆的精神财富让我享受不尽。一连串的学历、资格和头衔，记载着我的憧憬、奋斗和收获。在我一百多万字的出版物中，最得意的是1998年由法国法律与判例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博士论文。这是一部值得收藏的中国人用法文写的四百多页专著。在我代理的数百亿美元投资项目和诉讼与仲裁案件中，最值得炫耀的是2000年5、6月间作为巴林政府法律顾问团九名成员之一在海牙国际法院35天的出庭，在与卡塔尔的领海领土纠纷中为巴林政府赢得了几百海里领海、一个群岛和数十口油井。第一个中国籍律师的名字赫然写在了全球最高级别法院2001年3月16日的判决书上。从身无分文的餐馆打工仔到走进海牙国际法院的国际律师，整整十年，它是我在法国奋斗和收获的颠峰。

一个文盲家庭的孩子，经过憧憬与奋斗取得了博士学位并成为走进国际法院的律师，无疑实现了改变家庭地位的憧憬。不过，因为出国没能参加六·四之后的党员重新登记，从而失去了共产党员的资格，难以实现政治上的憧憬。这让羡慕政治上飞黄腾达的老爸倍感失望。

儿时的憧憬中，只有“做一番大事业”是尚未实现而又仍然让我梦寐以求的。郑园园记者在我回国之初对我做了一次专访，刊登在2002年3月21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又在《留法学人20年》上登载了对我的介绍文章。她认为在留法学人中，我是“学法律而卓然有成就者”，从自费留学到回国创业，“走出了一条令人钦佩的成功之路”，“成为国际知名律师。”然而，创业还只是刚刚开始，我只是从一个给外国人打工的薪金律师成为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全球合伙人，这样的事业尚称不上大收获，还需为实现做更大事业的憧憬继续奋斗。

说到收获，不能不再次提到外语附校。虽然它由于特殊历史原因而未能传授给我更多文化知识，但是它特殊的管理方式培养了我团结友爱、豪情满怀、热爱生活和自我陶醉的外附人性格。

说到收获，不能不再次提到爸爸妈妈。他们虽然贫穷、没有文化，但是给了我忠厚善良、为人实在的品格和自强自力、执着奋进的精神。

说到收获，不能不提到各阶段的老师同学。没有他们的指引和相伴，就没有我今天的任何收获。我们有过碰撞，更有过欢乐，没有谁的存在，都会觉得好有缺憾，七年半共处的情谊无法替代。怀念已逝去的慈爱的伊熹老师和善良的宝山兄弟。

说到收获，不能不最后提到夫人和女儿。她们是我身上两颗无法拭去的红痣。在感情上孤苦无依的时候，夫人给了我支撑，让我无忧闯荡二十五年。她放弃了自己对收获的追求，宽容大方，把一切贪婪让给我，专心养育爱女霜霜；女儿是我生命的唯一收获。在我到达巴黎的第四天，她在北京呱呱落地。没有亲自迎接女儿的到来，是我无法弥补的遗憾，所有的爱也无法换来她初到人世的第一声啼哭。女儿在法国高中毕业后要回来读中国的大学。期待着她的返回，也愿她因爸爸而幸福快乐。

 红色的重逢

2002年，进入外语附校三十年后的春天，我从巴黎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几十年之后的中国，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苍白，到处繁花似锦、春意盎然，忙忙碌碌的人们过着红彤彤的日子。

回国之后，重临那静谧的校园、重见曾朝夕相处的人，难忘的回忆、清晰的印象就那样扑面而来。每见到一位记忆中的人，心里便立即爆出个清脆的格登，发出一阵欢笑。我知道你们听见了我的，因为我也听见了你们的。

昔日的玩伴已不再明眸皓齿，细瘦高挑的学友已变成0.1吨，细皮嫩肉的脸蛋已点缀上老年斑，本来乌黑油亮的头发被岁月撒上了大把椒盐，白发苍苍的老翁竟是激昂文字的老师，手脚颤抖的老太竟是苛求的班主任，有人平凡有人腾达……又如何？何必在意满面风霜？何必在意成败得失？

昨天已经古老，但它永远存在。你可还是当年的你？不会吧！我亦不是当年的我了。时间的锁链被冲断，记忆的浪潮涌起，潮头站立的是当年的你和我。句句话语，长的、短的，都蕴含着无数真心。二十多年后的重逢带着下一代，多少生命随风俱去？多少生命呱呱而来？重逢，为了不经意的检视，为了翻阅岁月，让我们发现自己在逝去的昨日里有过那么多美丽的时刻。再过二十多年，我们再在一起这样轻松自如地谈笑，带着下一代的下一代，像青山绿水蕴着很深很浓的风情，却是一副淡淡泊泊的样子，重返儿时的单纯玩闹，这才合乎自然。

你来自加拿大，我来自法兰西，他来自美利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又如何？无论来自何方，无论过了多少年，我们都是红色的外附人，有着依然真切的情，依然鲜红的心。

 后记

十几岁的青少年，大概只有憧憬；八十多岁的老人，多半是回忆；至于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往往就来回摆动在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望之间。

有人对我说：“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君之韵当在豪与逸之间。”经过几十年的磨练，我已进入如此境界和心态了吗？昔日沉闷古板的团支书，今天真的变成旧友口中戏谑的洪武大帝了吗？豪与逸之间，不是做楚天的狂人，亦不是做远离人间烟火出家云游的佛道。不能至善，也做不到无私。体味透了，才有恨、有爱、有挣扎，才无法超脱。于纷芸世间，植一片心灵田园，得满腔平和心情；体味透了，才选择真实。虚无也好，空泛也罢，真实才是人类的永恒。

这个年纪，早春过去，晚春消逝，初夏不驻，而苦夏还是凉秋，却在心念之间。是难熬的盛夏？还是宁静高远的秋天？也许只差一步。苦和甜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人的自我驾驭和内心感受。

这个年纪，仍有许多人愿披着显耀的华服走进虚荣的雾里，错以为那雾的迷蒙是众人羡慕的眼神，遂强迫自己迷失。而我，宁愿撕扯掉不合时宜的自尊或自卑，留下书本里认同的学识；撕扯掉这个社会给予的虚荣、自私和做作，剩下父辈血统中的善良、平和与刚毅。

这个年纪，又如棋局中盘，异军突起，成败得失，难以预料。总有这样的时候，渴望进取却怯于进取，追求乐观却得到苦闷。遗憾不可抗拒，遂坦然接受。不强自说愁，不栖栖惶惶，不必心里巧言令色掩藏赤裸裸的欲望。棋局还在继续，带着一颗淡然的心，追、逐、征、求——真实风发地活，淡泊超然地走。

这个年纪，可能更多的是为下一代而期待。囚人梦赦，渴人梦浆，久游者思归，蛰伏者思动，欲望和繁衍是永恒的话题。但儿孙满堂的渴望也许太过原始，阖家欢乐、平安是福才是无可指摘的期盼。对我来说,最实惠的期待其实就是健康地走完梦中的数字一百零八岁。路漫漫，愿每一个有缘相识的人都是同路伴侣。

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

是啊，生无所息。也许，这样的回答已经圆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此时此刻，你还想再忆点什么再说点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回想过去，继续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