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悠岁月
（续五）
张佑昌
第五章
复员复学
别军告营
1946年6月30日这一天我们终于盼到了。从1945年1月我报名参军到1946年6月整整一年半，这一段生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有意义的，很有趣味的，我已经十八岁，长大成人了。虽然还未等到开赴前线同敌人战斗，日本鬼子就投降了，我的抗日救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但是我学会了简单的军事知识，锻练了吃苦耐劳，刚毅顽强、坚韧不拨的品格，学会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懂得了如何善与人处善于自处的道理。政治上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感到愤怒，对民主、自由、和平运动抱同情态度，心向往之。我的文化知识丰富多了，求知欲上进心有增无已，决心实现上大学的愿望。一年半的军营生活，我是有收获的。我对李家河、文家坪两个军营驻地非常熟悉，我记得那里的潺潺溪流，清澈见底的河水，我曾在溪旁沐浴洗衣，两脚浸泡在水里，感觉快适的凉意。我曾躺在溪边的草坪上仰望蓝天，看书、假寐、遐想，让时光像天上的白云轻轻地流逝。我记得那里长满青绿胡豆（蚕豆）和包谷（玉米）的山坡以及块块梯田的秧苗，我曾漫步其间，吮吸禾苗和泥土的沁人心脾的清香。我曾访问过农家小屋，和主人闲话，他们称我为下江人。我看到他们家中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有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还不能上学读书，必须帮助爸爸妈妈在田间劳动，心中不免惋惜怜悯。现在我要向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小屋农民，禾苗梯田告别，我真有些恋恋不舍了。
临走前，部队发了两个证书，一个是复学就业证书，一个是预备军官服役证书。后者说明我们已经服过兵役，具有预备役军官身份。前者规定基本上回原校或原籍升学或就业，并享受一定的优待。
经过几天的办理复员手续，购买物品……大家互相道别珍重，各奔前程。我们国立二十一中的同学重又集中登船东下。直到此时，我坐在船仓内看着奔腾的江水，滚滚而下，才真正意识到我告别了军营，告别了万县，已经复员了，一年半的时间，过得真快啊！
三峡以风景秀丽，群山突兀，水流湍急，暗礁险恶著称，自古以来，无数的文人墨客赞美她，讴歌她。我们归心似箭，筹划前途，想念亲人，没有心情去观赏风景，更没有能力挥笔作诗。但三峡有两点给我印象最深。
一是险，船过奉节而东，不仅山险，水险，而且滩险。滩是险中之险，江中滩多，暗礁多，其周围漩涡回转，险象丛生。熟悉航道的领航员可以左转右拐，化险为夷，安全通过，不完全熟悉航道的或稍有不慎者，不是触礁搁浅，就是被恶浪打翻，遭受灭顶之灾。船过艳滩时，我们被告知，老老实实坐在房间内，关闭门窗，不准在甲板上走动。滩是有名的险滩，在有着熟练技术的领航员和驾驶员操作下，我们顺利地通过，欢悦的心情可想而知。二是快，大江自西而东，自上而下，浩浩荡荡，奔流入海。我们的轮船自万县启航，除在险处不能过快以外，其余航路均以快速通过，一天一夜就到达了武汉，沿途经过什么城市，我连点印象都没有，真是验证了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句：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身临其境，对这首诗，尤其是第二句、第四句，是体会
不了的。
武汉是全国著名的城市，辛亥革命的发源地，武汉保卫战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我们希望在武汉停留一、二天，瞻仰市容参观名胜。带队人果然同意，时值七月上旬，烈日炎炎，气温很高，武汉又是全国出名的“火炉中心”，更使我们汗流浃背，酷暑难耐，白天不外出流小汗，外出流大汗，晚上睡不着，摇扇不止，那有闲情逸致去游览？在武汉停留的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平生第一次看了一场电影，电影的名子叫《红楼梦》。大家听说电影院晚上招待看电影，又高兴又神秘，因为我长到十八、九岁，从未看过电影，也不知电影为何物。等我到电影院时，早已人头攒动水泄不通。我踮起脚从人缝中看到银幕上来来去去的人，只有动作而无声音，只见嘴唇翕动，手舞足蹈，而听不到说话，原来是无声电影。《红楼梦》这本书，在中学读书时，我听同学说过，是名著，但对学生来说是禁书，不准看。为什么是名著又不准看？我不懂其中的道理，不准看就不看，反正学校和大人的话，学生要遵守，所以我一直到二十几岁才初读《红楼梦》。至于电影无声纯粹是电影事业不发达，电影技术落后，录音问题没有解决造成的。因为听不见又不知其内容，所以没看多久就悻悻而归。
轮船顺流而下，经过安庆，我们上岸逛街，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南京是最后一站，到达南京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会见亲人
我从南京到达蚌埠找到大哥，他当时在蚌埠一个小学教书，我们已经两年没见了，彼此都很想念，这次见面分外高兴，他看到我已经长高长大，健康体壮，喜不自胜。我询问了家人情况，他告诉了一个不幸消息，我父亲已经去世，原因是在蚌埠临准关一带做小生意被人骗了，本利无收，气得一病不起。那时缺医少药，求治无门，终于不幸去世，遂临时埋在临淮关南边的小山上。祖母去世更早，也暂厝在外河口，盼望将来家乡安宁后，把两位老人的墓都迁到祖茔里安葬。因为老家已经解放，有钱人家的男人都跑了，母亲觉得自己是女人，不是当家人，就留在家里了。祖父跟着叔父一家逃在临淮关，叔父也是靠做小生意为生，二哥学校已迁至明光，改为嘉山中学。
在蚌埠住二、三日，会见家乡的亲友和过去的同学之后，大哥带我去临淮关给祖父、叔父请安，并同叔父一起到父亲墓前祭吊。当时淮河发大水，铁路两旁水深一、二米，我们去父亲的墓地，是划着船过去的，我跪在父亲墓前，百感交集，泪如雨下。我自1940年秋天离家流浪，难童教养院收容了我，1942年考上国立廿一中学，1943年暑假我和二哥回了老家，见父亲和母亲非常健康，1944年7月因日本侵犯阜太地区，我一人回家，见您和母亲也很健康，两年之后1946年7月，我第三次回家，却见不到了。您病时，我不能侍奉汤药，守候在侧，您走时，我又未能扶棺守灵，送葬奉安，虽然家人瞒着我，我不知详情，但作为人子，能不痛心疾首、遗憾终生吗？能不深感孝心未尽，愧疚负罪吗？您生我养我育我，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您的养育之恩，您就匆匆地走了。您还不到五十岁呀！走得太早了。我小时候，记得您喜欢搓麻将，玩纸牌，农忙时您要下地干活，没有功夫，农闲时，尤其是冬季，您常常玩得吃饭时还不回来，母亲把饭做好了，就令我去叫您，我熟悉您玩牌的地方，跑到那里，大声叫着：“爸，干饭啦!”把“干”字叫得特别响，惹得您和牌友忍俊不禁，您高兴时给一、二个铜板说：“拿去，我过一会就回家，叫你妈等着。”我拿起钱，毫不犹疑地冲向卖糖果的店铺，您后面讲的话就一股脑儿地丢了。现在，母亲还能把饭做好等您吗？还令我去叫您吗？我还能大叫一声“爸，干饭啦吗？”您还能回答一声：“我过一会就回家吗？”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您再也不会回家了，任我怎么大声呼喊，您也听不见了，您永远地走了！
从父亲墓地归来的那几天，心里悲痛至极，不思饮食，二哥从明光赶来，母亲从老家赶来，我们和祖父及叔父一家团聚一起，又带来欢乐和喜悦。祖父已年过花甲，身体高大健康，能吃能睡，家里的事不过问不费心，自得其乐。二哥已经高二了，明年毕业就要考大学，他的个儿和我差不多，身体比我结实，黑中透红。哥俩见面自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离家在外一共六年，四年同学，两年分离，彼此都长大了，进步了，变化了。他不善言谈，但待人接物比我懂得多，处理得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遇事都是他拿主意，作决定。如果他和我共同随校西迁，他对我报名参加青年军，也许会持反对态度，而我以后的道路将是另一种结局了。青年军在他们学校宣传报名时，他不为所动，坚持完成学业。母亲虽然四十余岁，但明显地苍老了，头上已有丝丝白发，眼角出现了鱼纹，只有两只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她一面看着我，仔细地端祥着，一面充满了情爱。我离家时仅12岁，个子也就1米3、4吧！现在已
经十八岁，身高1米67，成了大小伙子了，她感到无限幸福和快乐。儿行千里母担忧，她关心儿子的一切，但又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特别我参军以后，为了保护家庭，同父母断绝了联系，我音讯全无，生死未卜，她怎能不担惊受怕呢！她日夜都在思念我，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她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终于回来了，儿呀！妈好想你啊！”说着眼泪串珠似地流下，而我也不禁潸然泪下。“妈，这几年您老人家好吗？”母亲在临淮关只住了二天，就回老家了，因为家里需要人照管。
住在临淮关的十几天里，我还办了一件个人大事，我大约在四、五岁时随祖父到五河县城西街一个亲戚开的粮店去玩。这个亲戚是祖父的外甥，我叫他为表叔，表叔有五个兄弟，家住西凌村，老大、老二、老三在家务农，家里有不少土地，老四老五粗通文墨，在城里开粮店，来店里买卖粮食的客户大都是城西村镇和淮河西岸村庄的农民。淮河西岸有个王台子村，离县城十几里。这个村子有个大户王姓，家业殷实，家中两个兄弟，老大主持家务，老二在外读书。老大来店里卖粮，不仅认识四表叔和五表叔，也常常和来此作客的祖父相遇。就在我随祖父来店里玩耍时，他见我聪明伶俐，活泼好动，很是喜欢，他有个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女儿，很想把我们配成一对儿。他就托四表叔来说亲，我祖父和父亲母亲商量，认为门当户对，就应承了下来。那时虽早已进入民国时代，新式婚姻也早已实行，自由恋爱在城市也屡见不鲜，但是在大部分地区尤其在农村，还是实行旧式封建婚姻制度，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定下终身大事。有些大人对我开玩笑：“你有媳妇了，还不赶快娶过来！”开始我不明白，问：“什么是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用?”人们说：“娶媳妇是为了传宗接代，生孩子。”我反驳说：“我妈告诉我，人是牛、马、猪、羊……转世托生的，是从女人胳肢窝下生出来的。”引得大人们捧腹大笑不止。后来长大念书，学校没有设立生理卫生人体结构课程，也缺乏男女之事的知识，直到十五、六岁以后，因为生理已逐渐成熟，对异性感兴趣，常常偷偷地睨视着美丽的女孩，加之从书店买来一些生理卫生书籍看，就逐渐知道男女情爱之事了。但使我对旧式封建婚姻，对父母包办的“订亲”，产生怀疑直至反对，是在十八、九岁以后，那时我有机会读了许多著名文艺家的小说，例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他们都是二、三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他们的文艺作品中有大量要求废除封建包办婚姻、实现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的内容。这给我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书中的男女主人公们为了反对这种婚姻，或私奔，或离家出走，或外出读书，或在外地与异性发生恋情。我已经朦胧感觉到，家中为我“订亲”是个错误，我当时还不知如何提出取消这门亲事。来临淮关后我得知王家也从家中逃出住在这里，离叔父家近在咫尺，那个称之为“未婚妻”的小女孩留在老家陪伴她的母亲看守家园。我立即作出见见未来“岳父”的决定，劝他让女儿念书。我在征得祖父和叔父的同意之后，写了一封信，由叔父送去，要求面谈。现在回想起来，我惊异自己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可能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什么也不怕。封建意识浓厚的祖父和叔父居然没有反对我的做法，而且主动送信联系见面，足见我在家中地位的提高，我已经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婚姻大事了。后来母亲和哥哥也知道了这件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责备我事先未和他们商量。
我和未来的“岳父”是在叔父家见面的，看来他是个朴实的庄稼汉，红红的脸庞，两个大眼睛，见了我们有点惶恐不知所措的样子，我只劝说他叫女儿读书，但对于未来，我没有承担什么。他满口答应，一定让女儿念书，并说她叔父可以教她，我一听觉得晚了，都十八、九岁了，现在从认字开始，还来得及吗？通过这次谈话，我已决定彻底解除“订亲”的婚约，不过时机尚未成熟，没有马上宣布而已。
二 选择学校，负笈杭州
扬中读不起，青中不要钱
按照规定，复员上学原则上从哪个学校来，回到哪个学校去。
原来的“国立廿一中学”，抗日胜利后，建制取消，但学校存在，属地方管理，学生按籍贯分流到各省有关学校就读。因江苏学生多，校长又是江苏人，所以学校从陕西蓝田迁往徐州，改称“连云”中学。我是安徽人，可到徐州连云中学也可到安徽蚌埠凤阳一带选个学校。这两个学校我都没有去，我和马广志、申金魁跑到设在镇江的江苏省政府教育厅，要求复学，自己选校，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居然同意，安排在镇江中学暂住，免费供应食宿，等候秋季开学，再去选定的学校。江苏教育厅之所以同意，可能是按照复员学生有优待的规定。我和马广志是二十一中的学生，马又是江苏人，复员到江苏自行择校，其理由尚可说得过去，而申金魁是湖北人，不回湖北而随我们到江苏选校，其理由就不沾边了。但我们都被留下，住在镇江中学。这不是“优待条例”在起作用吗？
选读名牌学校，是我们渴望已久的。这些名牌学校历史悠久，都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质量高，教师水平高，教学设备比较齐全，校园宽阔而美丽。我听别人说南方有四所名牌中学：上海的上海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和江苏的扬州中学、苏州中学。这些学校高中毕业的前三名学生可以自由挑选、由学校保送到全国著名的高等学校读书，前三名以外的毕业生绝大部分都能考入高等学校。我们三人都想考大学，因此都选了名牌中学，我选了扬州中学。我当时光凭热情，一心一意想选读名校，但我忘记了最根本的一条：我无财力上名校。我家住凤阳东北、淮河南岸一个村庄，抗日胜利后成为新四军解放区的边缘地区，虽然还没有实行土改，但已实行减租减息，家里除粮食收入外，没有现金。我二哥还在上高中，也需要交纳学费饭费，这样就没有财力供我交费上学。我在扬州中学虽然也享受一点优待，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我的全部费用。因此我在扬州中学只读了二个月，就无法再读下去。马广志去了费用全免的杭州青年中学，申金魁在苏州中学也只读完一学期就打道回府了。
青年中学是预干局专门为退伍学生办的，如果青年军退伍学生不愿意回原学校原省籍复学，或因经济困难上不起学，可到青年中学就读。此外还设有职业训练班，对愿意就业的学生进行一年或半年的培训，分配就业。此类学校在四川万县、浙江杭州、嘉兴……等地均有建立。我先通过马广志了解杭州青年中学的情况，他告诉我杭州青年中学的名额已满，怕进不来了。我立即到南京预干局，说明我的困难，要求到杭州青年中学读书。幸运得很，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就办妥了去杭州的一切手续。
人生之路不是笔直的一帆风顺的。人在选择自己的道路时不能一条道走到黑，走到底，不能钻进死胡同。应当此路不通，另择别路，天无绝人之路，柳暗总会花明。可是在这转换改道之时，就决定了人的命运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如果我坚持读完扬州高中就可能考取理工大学，如果我无经济来源读不下去而返回安徽找一个中学读书，就很可能考不上大学；如果我不知道杭州有个青年中学，或者青年中学招生已满我被拒之门外，我的前途又将如何？最后杭州青年中学收留了我，我的人生历史篇章掀开了新的一页。
西湖苦读，目标明确
1946年11月我从扬州中学转到杭州青年中学上高二，直到1948年7月毕业。这两年是国家时局大变化大动荡的两年，也是我个人前途道路上关键的两年。 杭州青年中学和其他地方青年中学一样属于国防部预干局，预干局局长是蒋经国兼任。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蒋的全部历史，只知道他是蒋介石的太子，青中的校长、教导主任、训导主任和教官都是他任命的。学生按年级按中队编制，由教官任中队长，学校的管理实行军事化，生活管理和军事训练由教官担任，思想教育由班主任担任，两者由训导主任总其成。这一点与普通中学又相同又不相同，不相同的仅仅在于军事化。但如果没有军事化，经费从何而来？预干局能以什么名义发给经费满足学生的吃饭穿衣读书和教职工薪金的要求？显而易见，预干局用的是军费开支！尽管是军事化编制，但毕竟是个中学，中学必须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在课程设置、教材选定、课时安排、老师聘请等方面，和普通中学一样，否则，如何称之为中学？学生将来毕业如何考大学？据我自己的体验，从高二到高三的课程，我们都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的。
我在杭州的两年，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专心致志读书，全力攻考大学。”上大学是我复员后继续上高中苦苦追寻的主要目标。我认识到没有知识、本领、专长，要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大学就是学知识、本领、专长的地方。要适应时代潮流，非学习不可。那时“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这一类观念，在我脑子里似乎已经淡薄。说来也是可笑，我读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著作和文章，就产生了崇敬和钦羡之情，我暗下决心将来也要读尽天下书，提出治国安邦的学说，做一个什么大家。至于做一个什么家，怎样才能做一个家，也是迷茫得很，但是这种迷茫的感觉，也在某种程度刺激我上大学的欲望。此外，在那个兵荒马乱、时局动荡、内战不止的年代，“毕业即失业”已是一般年青人的前途格局，我既不是一个出身名门望族又无达官显要做后台的青年，如果考不上大学，怎能逃此厄运？恐怕连吃饭的地方也找不到。所以只有考上大学，找个读书吃饭的地方，才是当时的唯一出路。我必须专心读书，全力以赴。课内我认真听讲，作笔记，从不缺课。课外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完成作业，看参考书，每天学习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有时用脑过度，神经兴奋，抑制不住，晚上睡不着，想着学习，白天昏昏沉沉，还照常上课。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恶性循环，得了神经衰弱症。有一次中午休息，我上厕所，后来我发现双腿膝盖和双肘流血，仔细想想，原来我上厕所时摔倒昏迷，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又爬回宿舍。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她以山川秀丽，风景优美而闻名于国内外。唐宋以来，多少文人墨客写诗著文为她讴歌赞美，顶礼膜拜。著名诗人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中写道：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是讴歌赞美西湖，把她比作美人西施，多么诱人啊！
杭州的风景名胜，主要有四十余处，比较著名的有苏堤、白堤，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柳浪闻莺，孤山、岳王庙、花港观鱼，灵隐寺、虎跑、六和塔、钱塘江等等。这些景点当时对我来说，大部不知其名，也从未涉足其间。按一般常理，我在如诗如画的仙境读书，纵不能窥其全豹，也会略知一、二，但在1946年－-1948年两年的读书期间，如果不是在1947年
春天张华昌大哥去杭州向女友求婚邀我伴游一些景点外，我真的对她一无所知。我的全部时间和兴趣都集中在学习上了。学校规定的节假日和寒假暑假对我几乎是不存在的。遇到这种日子，不但不休息，反而更加勤奋，读自己喜欢的书，做大量的作业，补学习上的不足。那些林荫小道，竹林深处，湖畔溪边，花草丛中，水榭碑墓，亭台曲栏，常常留下我的身影、足迹、读书声、咳嗽声。我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得我在云栖寺林阴道上背诵国文、在西湖花港观鱼朗诵英语、在净慈寺大雄宝殿后面复习功课的情景。那时游客大多是来自上海南京方面，还有少数从远地而来的“朝山进香”的信徒，而且时间多在春秋两季，平时显得格外清静安谧。我在节假日寒暑假，拿着书、笔、纸、本，往静处深处无人处无音处一钻，拨动手指，放开喉咙，开动脑筋，做作业，朗诵书，想问题，岂不快哉！有时读着做着，竟不知身处何地，流连忘返，忘记了回校和吃饭的时间，学校每逢节假日，一天只开两顿饭。我外出读书，常常忘记开饭时间，回到饭厅什么都完了，都收了，只得到厨房求助大师傅，随便给一点吃的，如果厨房也关门了，那就对不起，饿着肚子等下顿吧！
学校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后，除卫生值日外，都要出操点名，无故缺席者，教官要追查处理。有时学校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向全体学生宣布，也在此时由校长和教导主任作报告。我常在点名之后溜之大吉，因为操场的后面和两侧都是古木参天的大树，稍一闪身，就溜到树林里，看不见了。当然需要没有人向教官汇报，否则教官知道了，也是吃不消的。据我的记忆，“溜号”很多次，还没有一次被教官发现或被同学告密。难道教官装着看不见？难道同学心想爱溜不溜，管我什么事？
我对学校的政治活动和集体活动不感兴趣，不主动参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我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学生的职务。涉及到我个人利益的活动，也只是关心关心，让我卷进去则不可以。在别的同学看来我是个老老实实循规蹈矩的学生，不问政治，不参加活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于集体活动，我能躲就躲，能不参加就不参加，躲不了的，则勉强为之。目的很简单，为的是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
1947年上半年，我读高二下学期，学校里发生了几件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我的表现和心态，可以说明我是如何一切为了学习而不顾其它活动。
学校的伙食，除学校设有管理人员外，学生也参加管理，按班轮流，每人负责一个月，每天清早跟着炊事员到一个小镇上买菜，叫做“赶场”，买菜回来再去上课。实际是怕炊事员买菜时报高价，吃回扣。某一个月，我负责办理伙食，一天当我回来到教室上课时，听同学说，今天早上早操发了什么表格，晚上就要收回，我听了没当回事，也没有向谁打听，更没有找谁去要表。奇怪的是没有人向我查询填表的事，这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后来听说是三青团的什么表格。我自1945年初在参加青年军时集体加入三青团以后，从未参加过三青团组织的任何活动，三青团也从未找过我，我对它和它的活动无所谓。这不是因为我在政治上已经认识了它的反动性，而是因为我要集中时间读书，对它没有什么兴趣。解放后，听人说那是一次三青团的重新登记，看到有关的历史记载，说那次是国民党实行的党团合并登记，三青团组织取消，团员经过登记即成为国民党员。我真庆幸自己因办伙食而逃避了那次登记，成了“漏网之鱼”。
1947年杭州发生了“于子三惨案”。于是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学生运动的领袖，被国民党逮捕关在监狱里。不几天，国民党宣布于子三在牢房里用玻璃割破喉咙自杀身亡。消息传出，全国哗然，怨声鼎沸。浙大学生首先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要求惩办凶手，反对特务统治，反对内战实行民主，全国各大学学生起而响应，纷纷罢课游行。全国舆论站在学生一边，指出于不是自杀而是被杀，是政治迫害，是国民党向全国人民要求的民主、和平、自由的宣战。国民党当局面对全国人民的反对，慌了手脚，想组织反击，除动员特务打手和大批军警以外，也想利用青年中学的学生，于是导演了杭州青年中学游行示威的丑剧。学校当局对学生动员时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浙江大学学生为了于子三事件上街游行示威，全国大学都来响应。他们反对国民党，反对政府，显然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和利用。我们青年军身受党国的“栽培”，是党国的倚重力量，也要上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学生运动。由于学校设在云栖寺，离市区较远，所以停课一天，步行去市内游行。那天我借口生病未去参加。那年的冬春两季，我经常咳嗽咯血，夜间不能入睡，白天不能正常学习，非常苦恼，每次都需要个把月才能恢复。这与我十四、五岁在廿一中学读书因感冒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有关。感冒必然引起气管炎的发作，气管炎的主要症状就是咳嗽，哮喘，严重时就要咯血。这种病一直困扰我的一生。这次发病使我躲过了1947年学校组织的反对学生运动的游行。因为游行不游行，对我无所谓，从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游行也不会坚决反对；不游行，也不会坚决主张。那时我还没有高度的觉醒呢！
高二上学期我们的英语老师据说是江西南昌大学毕业的，他的语音不错，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不大懂教学方法，自顾自己一人独唱，以为只要会说就行了。可是我们大部分学生发音不准，能看不能说，对老师讲的课文大部分都不懂，遑论流利顺畅！给他提意见改进，他不但不改，我行我素，还说我们水平太低，孺子不可教也。有时他讲错了，有少数同学英语较好，同他辩论，弄得他下不来台。如果他谦虚一点可能会缓和矛盾，但是他盛气凌人，桀傲不逊，不承认错误，放不下架子，训斥提意见的同学，这就引起了公愤。学生联名告了他的状，要求换老师，并以罢课相威胁，结果学校只好让他走人了事。我们的三角几何老师，是广东梅县人，原来就是数学老师，1945年参加了青年军，复员后1947年来到了青年中学。他讲课生动活泼，妙语连珠，比喻恰当，深入浅出，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但不知为什么学校把他调到别的班上课了，我们不答应，向学校反映，找教导主任交涉。结果这位老师以欢快的心情，受尊敬的姿态，又出现在课堂上。在一换一请老师的过程中，我发言尖锐，情绪激昂，积极参与其事，但是我又不愿意多出头露面，因为我关心的就是我的学业，而不是出风头。
学校曾发生过一次不小的学潮。校长是一位政客，据说做过国民党的县长。他办学毫无经验，也无办法，但贪污有术，生财有道，我们的伙食一天天下降，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更是苦不堪言。年纪较大的同学从办伙食中，从账目中，发现了学校贪污伙食费问题，于是罢课抗议，向学校交涉。学校以开除相威胁，学生不怕，并在夜间爬进了校长住处打了他。这消息第二天清晨早操时就传开了，全校轰动，学生自然是立场一致，老师和教官似乎也站在学生方面。上级派来官员检查，撤换了校长，开除了一、二个闹事学生的头头，就这样了结了。我从始至终只与闻其事，从未亲临闹事现场或参加学生集会、向学校交涉以及武斗之类的活动。我甚至淡忘了这次事件，还是在几十年之后听老同学谈起这次学潮，才回忆起来，并得知学潮是地下党领导的。这不是我的记忆力不好，而是我那时有点“傻”了，什么事情都不大关心了。
三 上下求索，苦闷徘徊
谁主沉浮
上面已经说过，我对学校的政治活动、集体活动不感兴趣，但是不等于说我对国家前途命运和国家政治生活丝毫不关心，事实上，不关心是不可能的。我在杭州读高中的二年时间，是国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生激烈动荡和变化的两年，是国共两党互相较量生死搏斗的两年，时局起伏迭宕，瞬息万变。全国人民都在思索；国家向何处去？出路在哪里？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不能不关心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因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是和前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45年初，我报名参军，为了驱逐日寇，收复国上，尽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我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现在呢！我怎样才能尽到一个热血青年的责任？我们的民族怎样才能振兴？我们的国家怎样才能强大？我们的敌人是谁？我深深地陷入苦闷之中。
抗日胜利后不久，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订立双十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各党派共商国是签定和平建国的一系列决议，全国人民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迷茫中的希望。但国民党镇压昆明学生运动，制造“一二·一”惨案，反对和破坏政协决议，制造沧白堂事件，血染较场口，调兵遣将，攻占解放区，给和平民主的前途投下了沉重的阴影，这使我对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国民党的正统形象的信仰产生了动摇。随着时间的推进，局势的逆转，政治军事经济日益恶化，国民党形象在国人面前越来越坏，使人有一种大厦倾倒已成必然之势的感觉。
1946年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违背人民的意愿，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利益，遭到了人民的反对，这就注定它必然失败。它虽有强大的几百万军队，又有美国的物资和武器的支援，但是它被“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各战区频频增兵换马，主帅易人，物资武器源源不断的运进、补充，“注血”、“打针”，都无济于事。从东北退到华北，退到华中，退到长江，从西北退到西南，退到华南。大半个中国都被共产党解放了，八百万军队也被消灭了大半。军无斗志，士气低落，败兵如潮，降官如云，自国民党建军以来，从未有如此之甚者。原来人们曾经预料国共两党的内战谁也打胜不了谁最后还必须坐下来谈判的想法，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了，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逐渐认识到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初步觉醒
国民党的肌体已经腐败糜烂，贪官污吏为历代之冠。派去敌占区的接收大员变成了“劫收大员”，把敌伪资产占为己有，营私舞弊，过去发国难财，现在发胜利财劫收财。所谓“五子登科”，“三洋开泰”，正是他们的生动写照。派去收复区的军队和官吏，以胜利者自居，鱼肉人民，荼毒乡里，完全失去了民心。人民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的中央军，现在竟成了遭殃军。国民党召开国大时，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分配拉拢，贿买选票，抬棺游行，丑行毕露，悲剧丛生，使民国初年曹琨贿选也望尘莫及。
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令人发指。它残酷杀害爱国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但是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前仆后继，义无反顾。我作为一个爱国青年，自然地站在爱国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和残酷镇压。我曾经抄录一份登在报上的招收特务启事的讽刺文章，表示我对特务的痛恨。
这则招收启事，是1947年2月16日我抄录在日记上的，并写下了我当时的感想和愤怒之情，摘要如下：
看了《大公报》副刊的一隅登载刘斤两先生的拟“国立打手专校的招生简章启事”，使我啼笑皆非，刘先生的用意是不难明了的，它刻骨的揭露了目前政治腐败，以及特务打手、反动势力……的到处横行。
（1）宗旨：本校鉴于时局紧急，内战方殷，为养成好打之风气，俾能以武力解决政治为宗旨。
(2)资格：凡隶属中华民国人民曾参加渝市较场口之役，昆明血案，首都下关之打，上海抵制“用国货之争或其他各地大小民主”之打者，均有资格报考。
(3)年龄：现年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体格健全“必”有其他不良嗜好者。
(4)级别及肄业年限：只收新生，五小时毕业。
(5)考试科目：〖ZK(〗主科：谩骂、摔跤、打架、搏斗、拳击、斗剑、太极拳、射击。副科：国文、公民、三民主义（附记：凡主科及格者，副科可以免试）。
(6)报名及考试日期：整日办公。
(7)考试地点：上海尚武路跑马厅。
(8)学费：一律公费。
(9)待遇：供膳宿，并发下列各项用具：铁条一根，长短木棍各若干条，铁底鞋一双，无声手枪一支。
(10)
服务限期：时间长短不拘，随叫随到，以××党分子消灭为止。
名誉校长：×××
校长：×××
今天混乱的局面，使每一个有良心有智慧的中国人为国家前途而忧虑。只要稍有点眼光的人，谁看不出今天国家面对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呢？而上层阶级的统治者，为达到他们的野心政策，为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竟一意孤行，置千千万万人民于水火而不顾……，依然反对尽管反对，好事我自为之。
打内战必须大幅度地增加军费，其来源有三：一为美国的有条件或“无私”的援助。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军火大量过剩，便向中国倾销，帮助中国打内战，既可以为“产品”找到出路，获取大量利润，又可以控制这些国家，为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冷战服务，何乐而不为？所谓美国人出钱出武器，中国出人，于是内战就轰轰烈烈地全面地打起来了。二为接收日寇汪伪的财产和枪炮。财产本来掠夺自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穷苦不堪，现除接收大员大肆劫收占为己有外，全部用来进行内战，攻打人民。枪炮本来是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用来杀戳中国人民的，现在一转身交给国民党，又用来杀戳人民。三为横征暴敛，强迫人民交粮纳税，这些钱百分之九十都用来充作军费了。“来之于民，还之于民”，对他们来讲，只是一句屁话。
内战越打越大，战火越烧越旺，没有止境，没有期限。钱财越来越少，各业凋零，纷纷倒闭关门，农田荒芜，一片凄凉，哪里来的钱？找美国援助，美国不是大傻瓜，只予不取，只赔不赚，他干吗？
办法只剩下没有几条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印钞票，滥发钞票，几万元、10万、20万……几十万元、百万元的大面额的钞票，从印刷机里象流水般地滚滚而来。滥发钞票，货币贬值，必然引起物价飞涨，囤积居奇，抢购商品，两者恶性循环，形成一个无法填满的大黑洞。在黑洞里，混水摸鱼大捞一把的是少数寡头，他们成了发内战财的暴发户，受尽煎熬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国民党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政策措施，不仅无用，反而更加深人民的苦难。国民党的经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崩溃境地！
面对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不可救药的局面，人民还有什么希望呢！作为民族未来祖国希望的青年一代，原来认为国民党是孙中山事业的正统继承者，现在还能看到些什么呢？除了失望还是失望。他们看不到国家的前途，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对国民党由信任到怀疑到失望到绝望，最后，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民族的未来，也为了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他们必须拿起各种武器采取各种方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团结全国人民一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我就是这样一位青年。
我对国民党的认识，一是来自现实的教育。两年来残酷的客观现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治上腐败透顶无可救药，即将完蛋了。我感触最深的是令人一日三惊的扶摇直上的飞涨物价，它使大多数中国人处于饥饿状态，挣扎在死亡线上。我常常看到无法计算的从东北、江苏、山东、安徽逃出来的难民，流落在上海、南京以及许多大城市的街头巷尾，向人乞讨。我切身体会到物价高涨给生活水平带来的急剧下降。这种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我。二是来自进步刊物和民主教授的文章，这些文章无疑对我的思想认识起了重要作用。进步报刊如《观察》、《民主》、《文萃》、《文汇报》、《大公报》等，民主教授如许德珩、张奚若、罗隆基、闻一多、王造时、雷洁琼、储安平、竺可桢等。他们的文章不仅客观公正，真实全面，条分缕析，丝丝入扣，而且尖刻犀利，刺中要害，引发理性的思考，探讨更深更高层次的问题。读了这些文章之后，常常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他们的文章都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党专政、内战卖国、迫害民主、镇压学生运动。他们主张和平、民主、自由、团结建国。他们既猛烈抨击国民党也尖锐批评共产党。他们是中间或中间偏左的政治派别，后来被共产党称为“中间派”、“中间路线”、“个人民主主义者”。我们那时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共产主义，没有读过共产党的书刊，所以受他们的影响最大。我不仅赞成他们的一些观点，而且还要学做他们那样的人，我敬佩他们的道德文章，也幻想做一名学者。我对国民党对时局的认识转变，也产生在我同时代大多数青年的思想里。一位同学曾严肃认真地对我说：“现在他们（指国民党）供我们吃穿，供我们上学，将来我们念完了书还要反对他们。”这是当时稍有醒悟的学生所共有的心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