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连载之三十六
回忆“挣外快”的前几年
杨芳林
英文动词和名词“挣外快”分别为moonlight和moonlighting。开始时指的是夜晚出去兼职以补贴家用,和我们教师在“文革”结束后七十年代末到外边“挣外快”以改善生活的意思一样。
不知道别人感觉如何,我开始挣外快的时候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甚至忐忑不安,这不是太为自己和家人考虑了吗?怎么拿着工资的“公家人”又去挣额外的钱,这样做合适吗?毛泽东时代的农村,连种一点自留地或养几只鸡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毛刚去世两三年,我们竟敢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挣起“外快”来!
后来出去兼课的人多了,人们收入的路子也渐渐多了,我也就感觉无所谓了。平时我们尽量避免说“到外边挣外快”,一般都说“兼课”。其实“兼课”是早已有之。那是在系里或校内老师不够或别的老师有病时你去代课,这种工作叫“超课时”。这是学雷锋做好事,和现在的兼课是两回事。我在附校时不知替人家代了多少课,人家也曾为我代过课,从未听说过或想过要什么“超课时”费。在英语系“超课时”是有超课时费的。多少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教育部文件规定为每节课为3角5分,“文革”后的八十年代还是沿用老规定——
每节课3角5分,谁也不敢贸然增加一分。据我所知,课有人代,但这种超课时费没人去领。代课的老师在拒领超课时费时都说:“还是让我们学雷锋吧!”
1979年开始兼课时,有关上级规定,一节课不得超过1元5角,一个月兼课的总收入不得超过30元。我非常听话,每月外快收入绝不敢超过30元。在此之前,我们的工资月月不够花。我曾多次认真地想过,也跟家人和朋友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允许,业余去拉平板车我也愿意,老婆孩子能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我苦一点累一点算得了什么,反正有的是力气。”这下有了这额外的二十几元,手头就宽裕多了,月底再不盼着快点发工资了。几年后我的胆子也大了一些,竟也同时教了两个地方,能挣五六十元了。那时我的工资56元(和绝大多数在职人员一样,我毕业后19年,工资一分未长过),挣得的外快竟然和工资差不多——总共100多元!真叫人高兴!此前从未敢这么想过。如果是夏天的晚上出去教课,回来的路上一定会买个大西瓜带回来,全家三口大吃一顿,拿以前的生活标准衡量,简直是奢侈了!与此同时,我还替一家公司翻译过卡片。卡片的内容五花八门,有的容易有的难,有的半张卡片密密麻麻全是字,有的只有一行字。但总的说不算难。我是见缝插针,一有空就译几张,好在不像翻译文章或故事,翻译卡片时不须考虑上下文,译者思想不必“入境”。一张卡片六分钱,当时二两一个火烧也正好是六分。有时我上小学的女儿在我旁边站一会儿,我每翻好一张,就递给她并大声说:“又一个火烧来了,给你,接着!”有时碰到容易翻译的卡片,用不了一小时,全家几天的火烧和菜钱就都有了。
与此同时,我还抽空注释了一些英语读物,并翻译了一些文章。我记得,当我阅读英文原文海伦凯勒的故事时,经常激动得热泪盈眶,读完后又废寝忘食地花了十多个小时写了一篇介绍这位美国女英雄的文章。这篇东西被一家杂志刊登后,又被几家杂志转载。同时我着手翻译这本书,并与儿童文学出版社联系,问是否可出版我的译文。该社一位负责的女士用下面的话回答我,真使我大开眼界,知道我国还有这样一位可尊敬的爱国主义者。她说:“我们有自己的英雄张海迪,还要什么海伦凯勒?”呜呼,我当时无话可说,今天仍然无话可说,只把这件趣事记在这里,希望它能给我们的后人一点启发。
1981年我调回英语系教学,系里同时让我在业余时间参加编辑《英语学习》杂志。没想到这个业余工作一干就是15年。在此期间我也写了不少小文章。虽然编辑费和稿费很少,但总算又多了一笔收入。我记得我曾和同事们花了很多业余时间(包括开夜车),编译了一本字典。得了稿费后,除了给在老家的父母寄去修理房子的费用外,还对自己的小家庭进行了一番“基本建设”。我们那时只有一间房,就连这一间房也显得空荡荡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全部木器家具就是一个小板凳和一块小砧板。床和桌椅已经破旧,还都是租用学校的。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应该置办一些家具了。我们买了两个大书柜、一个大写字台和一个台灯。另外,我和妻子还买了“人字呢”大衣料到一家高级缝纫店做了男女短大衣各一件。又特地为女儿买了一台小型收音机。我和妻子都记得:女儿在我能挣外快之前,也就是在她上小学之前,每次听到人家的收音机响了(那时住筒子楼听得清楚),就露出羡慕的神色,好像在说:要是咱们家也有一台该多好。我们看了很不是滋味。曾保证将来一定给她买一台。她反过来安慰我们说:“不用买。人家的我也能听清楚,还不用花电费呢。”她跟我们一起逛百货商店时最爱停留在玩具柜台前欣赏玩具,我们问她是不是想买,她说:“不,看看就行。咱们走吧。”她反而对我们做起了工作。她太懂事了,每次都说得我们心里酸溜溜的,几乎流下眼泪。人们常说小孩子喜欢什么,没有得到满足,大了会更加喜欢,看来这话是真的。现在她自己做玩具生意了,对各种玩具的喜爱之情一如童年。这也就是实现了童年的梦想了。那台小收音机档次实在太低,收不了几个台。所以我在她上中学时给她买了一台价值3000元的日产三洋多功能收录机,当时在北京也算是上等品了。
因为月月有兼课费,月月有编辑费和稿费,所以即使这般“奢侈”,每月手里还有余钱。我看到亲戚、朋友或同事一时有困难,总想帮人一把。我和妻子常在跟人聊天时讲:“谁要买大件家具或贵重电器,一时钱不够,请跟我们说。我们愿意帮忙。”没想到某些同事因此说我们“财大气粗”。我们是真地想帮助人,我们不是爱作秀的人。我们压根儿不在乎人家怎么说。说起来也够可怜的,我们刚有那么一点钱,算什么“财大”?又哪里会“气粗”?再说这一切还不归功于党的好政策,归功于邓小平的好领导么?
兼课越来越多了,任务越来越艰巨了。1983年一月开始,我每周去农大上课两次——
一周中间有一整个下午,再加上星期日一整天,每月一百元。教了7个月,挣了700元。这7个月的头两个月寒风刺骨,骑在自行车上手脚都冻麻木了。第三个月春寒料峭,而且常常刮顶头大风,骑车就像拉纤一般费力。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常常汗流浃背。四、五两个月和风拂面,鸟语花香,骑在车上全身爽快,胜似游山玩水,不禁常发感叹:“严冬、春寒终于过去,我也熬到了舒服的今天!”可是好景不长,炎热难当的六、七月接踵而至。我出发时如逢中午,就把草帽湿透往脑袋上一扣,再用湿毛巾围住脖子,喝一杯凉白开,再带一瓶凉白开。骑了不到一半路,草帽和毛巾就已被太阳晒干,而衬衫的前胸后背却早已被汗湿透。就这样到达目的地以后紧接着一连讲几小时的课,实在不是一桩轻松活儿。星期日中午我在农大门外的一家小饭馆花8毛钱吃一大碗米饭、一大碗肉末烩豆腐,别人可能觉得太简单一点,我却感到很满足。在暑假开始后的7月25日,我们一家三口人揣着这这700元,南下旅游兼回乡探亲去了。这是我们结婚17年后妻子第一次回我的老家,也是已经上中学的女儿第一次回祖籍认门去了。路线是北京——杭州——苏州——无锡——苏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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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故乡的农村。那年夏天南方少雨,白天骄阳似火,夜晚闷热,蚊虫叮咬,但江南江北如画的风光仍然使我们陶醉——杭州的苏堤、白堤、灵隐寺,苏州的虎丘、寒山寺,无锡的太湖风光,上海的城隍庙小吃和南京路的大小商店以及六朝古都的南京风光使我们留连往返,农村那一派大好形势和粮食大丰收带给农民的喜悦,更使我们忘记了旅途的劳顿和炎热的肆虐。粮食宝中宝,离它活不了。我们村家家户户的家前屋后处处瓜果蔬菜,屋里屋外、院子里大场上处处是粮食。有了粮食,猪牛羊也有了,鸡鹅鸭也有了。自从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尤其是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以来,谁曾见过这么多的粮食?毛泽东曾经煞费苦心地替农民规定了一个食谱:“要计划用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杂以甘薯南瓜之类。”“包产到户”的头一年,农民们就把这条最高指示忘得干干净净。毛泽东在天有知,他老人家这个时候倒应该为农民出出主意解决“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而不是早在1958年就急着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不知他老人家在天国是如何看待这“包产到户”现象的。中国古代有一句针对妇女说的话,叫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毛在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年代,也是宁愿叫人饿死,而不让人“失节”——
“包产到户”失共产风的节的。不过说来也苦坏他老人家了—— 据说因为饿殍遍野,他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心情吃他最爱吃的红烧肉呢。
家乡给我们好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处处绿色,空气清新,没有污染,没有风沙。比如在院子里吃饭,碗筷刷完放在桌上,不必往屋里拿,一尘不染,下顿饭前不用洗。夜晚的天空,在北京长大的我的妻子和女儿看来更是个奇迹。那黑色的天幕上像缀着无数颗耀眼的宝石。我们三口人躺在场院的大草席上,静静地盯着那美丽神奇的天穹,那被天河隔开的牛郎织女,看看北斗星,瞧瞧北极星。偶尔一两声汪汪犬吠伴着唧唧虫鸣,更衬托出农村夜晚的寂静。有时晚上十点多了,我带着女儿翻过大堤,到200公尺外的淮河畅游一番,为了消暑,也为了找回我童年的感觉。
在故乡的十几天,我们还到几家亲友家作客。家家大米白面,鱼肉海鲜,啤酒白酒。这在北京算不了什么,可是那里是大饥荒时期的重灾区啊。就是在大饥荒过后的十几年的公社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放心大胆地吃过几顿饱饭?请过几回客?所以人们对邓小平的爱完全是自发的,由衷的。他们说:“我们愿意天天求神拜佛保佑大恩人邓小平长命百岁!”我父亲这个老贫农,在二十多年的公社日子里,曾不止一次地感叹道:“共产党好是好,就是不让人吃饱。”
那是多么使人心酸的话,又是多么危险的话。现在包产到户了,人人可以吃饱了。他本来就是拥护共产党的,这一来更是举双手赞成了。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段插曲: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同附校教导主任崔启瑶同志聊天(纯属聊天,不是向她汇报思想,也不是“一帮一,一对红”的交心),我们同事近20年了,我相信她的人品,即使我说错了话,她也不会去汇报领赏,所以我说起话来毫无顾忌。我曾对她说:要想粮食过关,人人有饭吃,取消粮票,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包产到户。接着我和她算了一笔帐,说明那时老百姓粮食少,国家的粮食就更少。如果包产到户,用现在的三分之一土地就可以吃饱肚子,取消粮票,你想其余的三分之二土地能派多大用场?国家会从这三分之二土地得到多大好处?粮食是命根子,老是缺粮,国家不可能发达。今天当我和她一起回忆那段插曲时,她说你胆子太大,竟敢说出那种“大逆不道”的话来,我说幸亏你野心太小,没有去告密请功。的确,跟她说的那些话,是个大大的忌讳,一般同事间是不敢说的。说实在的,凡是稍稍关心国家大事、比较了解农村、脑筋正常的人都可能与我有同感,只是不说罢了。所以我认为邓小平第二次解放农民,受到亿万农民的爱戴凭的是他为国为民(尤其是为农民)的共产党人的勇气和长远的眼光以及历史赋予他的责任和机遇,而不仅是他对农村和农民苦难生活的察觉和发现。因为要说对农村自公社化以来的苦难生活有所了解的何止邓小平一人?毛泽东出身农民,又有一双明察秋毫的慧眼,历来重视调查研究,我们都见过他在大饥荒时和故乡亲友们的合影,不能说不了解农村的疾苦吧。彭德怀和毛是同乡,他经过调查为农民鼓与呼,却被毛打成“里通外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个理到哪里能讲得清楚?中国的一切,领袖说啥是啥,说煤球是白的可以,说元宵是黑的也行。领袖的威风生前人人敬畏,死后的余威犹存:凡是他生前说过的话凡是他生前做过的事都不能改变,中国还有前途么?好在天不绝我中华,中国共产党内出了个大智大勇的邓小平,他把中国领上了一条康庄大道,他的理论将永远指引我们前进。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
将祖祖辈辈永远怀念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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