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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
（续四）
张佑昌
第四章
从军
一
还我河山
报名从军
日寇未灭
何以学为
如前所述，１９４４年日寇为援救侵入太平洋的孤军，并准备在中国大陆作最后的挣扎，急欲打通由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遂于4月发动湘桂豫战役，到年底日寇的目的已经达到。日寇为扩大战果，又以少数兵力追击逃入贵州的国民党军队，一直追到独山，国民党后方为之震动，重庆为之震动，国民党政府要准备搬家了。日寇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全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对国家命运表示沉重的忧虑。我们作为青年学生，由于看不到报纸，消息闭塞，虽然不可能全面了解到军事上的惨败现实，不可能知道国家面临的危险局面，但是道听途说，也知道滴滴点点。河南战役波及皖北阜太地区时，学校被迫停课，有的学生自行疏散。日寇打通平汉线后，学校因与教育部联系中断，发生经济困难，奉命西迁去陕西蓝田。湘桂战役进行时我们正在西迁的途中，等我们穿越平汉线奔袭千里，于1944年11月到达河南镇平时，湘桂战役已近尾声，国军又打了大败仗。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日寇的疯狂侵略行径，在爱国青年中引起了巨大波澜和强烈反响。民族危亡，国难深重，我们青年有责任捍卫民族的生存。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我们青年有责任收复失地，保卫领土的完整。但是我们报国无门，看不到前途，不知从何做起。恰恰在此时，我们听到了蒋介石在10月发出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发动青年从军。目的是给腐败的国民党军队注入新鲜血液，增强战斗力，重振军威，缓解国内外舆论的攻击，掩盖豫湘桂战役溃败的惨相；并打出青年远征军的旗号，开赴印缅同日寇作战，弘扬国威，争取更多的外援。国民党河南省负责人来校对我们学生讲话，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青年军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青年军是蒋委员长倚重的抗日力量”，“开到印缅接受美国军事训练，全部美式装备，将来前途无量”等等。这种宣传对青年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很多学生议论纷纷，热烈争辩。是投笔从戎还是留校学习成了焦点话题。我的思想也翻腾起来，投笔从戎是抗日救国，留校读书也是抗日救国。我决定走前一条路。现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怎能无动于衷？我应当投笔从戎，拿起武器，消灭日寇，收复失地，仗打完了，然后再回到学校读书。如果民族灭亡，国家沦为殖民地，人民变成奴隶，还有什么学校可读。汉朝一位爱国将军说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表示他抗敌到底的坚强意志。我们现在是“日寇未灭，何以学为?”表示我们的爱国情怀。我国历史上千千万万的革命英雄爱国英雄的伟大英灵在召唤我们，他们为国捐躯气壮山河的英雄事迹在激励我们。岳飞在抗金时发出了“还我河山”的号召，他激励部下说：“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表示了他的豪情壮志与收复失地的决心。他写的《满江红》，气吞山河，志如钢铁，有压倒和战胜一切敌人的气慨和决心，成为千古绝唱，万世流传。“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读来令人发愤图强，奋勇前进。文天祥抗金时毁家纾难，起兵勤王，顽强抵抗，后兵败被执，决心以身殉国。他写的《过零丁洋》一首，成为千古传诵的爱国诗篇。这首诗我在小学读书时，老师就教我们吟诵，耳熟能详。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尤熟读于心，产生无限的敬慕。他慷慨就义之后，发现他的绝笔遗书，其中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些语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读起来令人有热血沸腾视死如归之感。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多次起义多次失败，然而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终于推翻了帝制。他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激励中国几亿后来人。屡次起义尤其是黄花岗起义为国献身的烈士们，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参加青年军，无疑是在爱国主义的培育下，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伟大精神感召下，毅然决然作出的抉择。
毋庸讳言，我参加青年军也是考虑到个人的前途出路。1944年底，学校西迁至河南镇平五里岗，就按兵不动，暂缓西行，什么原因我们不知底里。那时正值天寒地冻的冬季，生活居住条件非常艰苦，学习环境也很恶劣。虽然大家均能承受得了，认为这是锻炼吃苦耐劳和坚强意志的好机会，但也觉得这样下去终非长久之计，心中不免彷徨苦恼，似有前途茫茫之感。来校招收青年军的人宣传说，青年军是远征军，要到印缅接受美国人训练，全部美式装备，吃的是牛奶面包，学的是地道的英语。这种讲法是诱人的，我动心了。我想既能吃得好吃得饱，又能学好英语，到外国遛一趟，这比学校好多了，将来如果不战死沙场，肯定前途也是光明的。在考虑个人前途出路的驱动下，我报名参军了。
但我的主流思想是爱国主义，其次才是个人前途出路的考虑。因为后来事实证明，所有美好的承诺都是空话，一条也未实行，但我不改初衷，仍报道入伍，编入连队。况且我们当兵入伍，开赴前线同敌人作战，就有个生死问题，必须有牺牲的准备，我总不至于为了个人迷茫未知的前途问题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吧！这使我想起登在报上的一件历史往事。青年从军运动在各地开展以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召集有关人员会议，听取青年军编练总监罗卓英的汇报。罗说：“青年学生是国家的精英，我们要十分爱护他们，将来作战由于没有经验，必须在老兵的掩护下去冲锋，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还说要给每一个参军学生发一笔奖金，约等于一个普通公务员的月薪。这笔奖金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会上有人说：“如发了，不来入伍怎么办？”何应钦说：“叫他们取保。”教育部次长顾毓秀立即反驳说：“他们把身家性命都奉献给国家了，为了几文奖金还不信任他们，要他们取保，这是对他们人格的极大悔辱。”何十分尴尬，一时语塞。这个故事说明成立青年军不是摆设，装装样子，是要开赴前线同敌人作战的，结果肯定也会有人为国捐躯的，不允许侮辱青年学生的人格。国民党成立青年军除以“抗日、革命”相号召，也许另有打算，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广大青年学生来说，主要是为了抗日救国，消灭日寇，才跨进军营，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报名参军的同学马上要集中编队了。学校召开欢送会，校长和老师鼓励学生参军后要练好杀敌本领，为国争光，为学校争光，为家乡父老争光。同学之间了展开了频繁的告别活动，那时同学们都很穷，也只能聚在一起买点花生瓜子而已。大家说些互相鼓励的话，说到动情处慷慨激昂热泪盈眶，甚至语不成句泣不成声，气氛是悲壮的沸腾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奉命去刺杀秦王，走到易水这个地方，吟诵了这两句千古传颂的悲歌。同学们在欢送我们的许多场合，也经常吟诵，好像我们这些参军同学此次踏上杀敌征程，多半是为国捐躯壮烈牺牲，就像荆轲那样一去不复返了。
师长和同学热情鼓励的话语铭刻在我的心里，慷慨悲歌的热泪挥洒在中原大地。
1945年1月，我们一百多位参军学生告别母校、师长和同学，踏上征途，奔赴青年军204师集中地-四川万县。
我1949年7月参加革命队伍以后，对这一段历史作了如实交代和反思。但是有人对我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军队是国家机器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是有阶级性的不是超阶级的，你所爱的国家实质上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你所参加的军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因此不能说参加青年军是爱国的行为，相反，是反动的行为。这种说法看似“很正确”，“很革命”，但却是错误的，十分有害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就会变成空洞有害的教条。前已述及，日本侵略，国难深重，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这是大的历史背景；打败日本，收复失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大目标。如果国家战败，民族灭亡，各阶级都沦为奴隶，到那时还争论国家是什么统治阶级的工具，应该爱什么阶级的国家，还有丝毫的意义吗？中国共产党认为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在不丧失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阶级斗争应该服从民族斗争，阶级利益应该服从民族利益，于是，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促使了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些要求和保证是我们党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体现了上述原则。我们能说共产党是丧失立场放弃阶级利益吗？能说不应该同国民党政权合作吗？还应该说共产党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但是不能说别的党派和团体参加抗日就不是爱国主义者，还应该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坚决的抗日军队，是中流砥柱，但是不能说其他军队也参加了抗日就不是抗日的军队。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是打败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所以，我投笔从戎是爱国主义的行为，我参加的青年军在当时来说是抗日的军队。抗日胜利后，我脱离了青年军，重新回到学校圆我读书的梦想。参加革命工作后，对这一段历史，我主动反思了认识上的问题，对别人的评说，没有多所辩解。我心地坦荡，问心无愧，对自己走过的道路无怨无悔。
武当山路难行，大巴山风雪夜
我们的目的地是四川万县。万县位于四川东部，长江三峡中瞿塘峡的西部，是一座沿江的山城，是青年军204师的驻地，我们要到那里编入该师，接受军事训练。我们的行军路线，从河南镇平出发，经邓州进入湖北境内，从湖北老河口南行，经谷城、紫金、保康、歇马河、榛子岭、兴山、高阳、香溪到达湖北西部城市巴东，穿越整个鄂西北。由巴东往西进入长江巫峡，过巫山进入瞿塘峡，再由奉节过云阳到达万县，由东向西沿江走过了三峡的大段。从出发地河南镇平到目的地四川万县全长一千余里。
这条路线是抗战时期山东、河北、安徽、江苏、河南、山西、湖北诸省青年学生、公务人员、军政人员等进入四川到达陪都重庆等地必经的秘密小道。因为它避开了日寇占领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水陆干线，它处于崇山峻岭、森林密布、河流交错之中，不易被敌人发现、偷袭和轰炸。沿途每隔几十里设有兵站和旅店，供过往人员食宿。
湖北地势西高东低，西部邻省境内有秦岭山脉，到本省有武当山自西北伸向东南，接着是荆山山脉。大巴山自川陕边界由西而东到达湖北，在兴山的神农顶形成华中地区的最高峰，海拨为3105米，著名的神农架林区就分布在这里。我们从老河口过汉水南行，迎面而来就是武当山和荆山。天天爬山，几乎没有见过平原。一会儿下到深不可测的峡谷，一会儿又爬上高不可攀的山巅；没有平坦大道，都是羊肠小路；有时依山傍水而行，有时沿着峭壁攀登；有时穿越杂草丛生落满枯枝烂叶的无名之路，有时穿越遮天蔽日的密密森林。山里气候变化无常，有时比较晴朗，可见天日，有时阴雨密布，大雾浓厚，几米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有时风雨交加，有时雨雪交加。我们常常是衣衫湿透，冻得发抖。时值冬季，气温常在零下，脸部和手脚都被冻伤，疼痛难忍。沿途虽然每隔几十里设有兵站和旅店，但是常常因为道路难行或雨雪阻隔，不能按时到达驻地，又冷又饿，苦不堪言。如果驻地是县城、小镇，吃住还可以，如果是穷乡僻壤的小村落，那只能席地而卧，就着咸菜吃霉饭了。在我们行进的道路上，驻地大部分座落在穷乡僻壤的村落里。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雕朱颜。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这是李白《蜀道难》中的两句诗。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夸张的手法，描写了由秦入川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我没有走过蜀道，但我经历了这次由鄂入川之行，其难度大概不亚于蜀道吧！ 我从湖北谷城出发时，发现左手中指根部和手掌之间有一肿块，没有在意，后来疼痛肿大，蔓延到整个手掌和左臂，到达保康时就发高烧了，昏昏迷迷，一夜未睡。保康虽然是个县城，但医药奇缺，我得不到治疗，后来听说保康南边歇马河有个陆军医院，最好赶到那里治疗。可是我高烧不退，不能步行，必须躺在担架上抬着走，这就需要有两个同学陪着我。我的同班同学王永义、张宗乾挺身而出，当了我的保护人，他们长我几岁，是我的兄长。一路上由他们护送，照顾得十分周到细致。从此，我们脱离了行军大队，成了三人行。
由保康出发，我们从地方政府要了一副担架，由两个农民（民夫）抬着我南行。我躺在担架上，昏昏迷迷，不吃不喝，高烧不退，不知经过一天还是两天，就到了歇马河。王张二人找到国民党驻军医院，医院收留了我。一位中年大夫，慈祥和蔼，经验丰富，枪炮子弹打进人体的各个部位，他都能取出医治，我这点小病对他当然不在话下。但是因为胳臂红肿已经三、四天，又高烧不退，恐怕毒已进入血液。他说有点晚了，我们试试吧！由于处于战争时期，医院设备简陋，缺医少药，我动手术时，除刀子、镊子、叉子、消毒的纱布、消炎粉外，没有麻醉药、消炎针（青霉素）及稍为高级一点的药品。大夫叫王、张按住我的头和双肩，在我的左手中指底部患处，划一个十字口子，用力挤出脓血，然后包扎一下，说行了，前后不到半小时。在划口子挤脓血时，我痛得大叫，流了泪，但动弹不得。说来也算是奇迹，手术后无针无药，养了几天，胳膊消肿了，手消肿了，烧也退了，又“活”过来了。这次病因至今我未搞清楚，是毒虫叮咬还是山里瘴气中毒，这两种原因都可能存在。这条路线所经之地，除县镇以外，几乎都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之地，偶而见到一些村落，也只是几户人家，或座落于山腰，或座落在山谷。山上、山沟、山涧、山谷堆积着多少年的枯枝败叶，滋生着各种毒虫和毒菌，发出腐臭，所谓山里的瘴气就是从那里产生、凝聚、升腾的。我们常常看到这里升起一股云烟，那里升起一股浓雾，就象开锅的笼屉冒气一样，袅袅盘旋而上。
为了尽快到达万县，我们必须日夜兼程赶路，香溪河岸边停着小船，我们决定租船航行。此时已日落西山，黑幕降临，河面上依稀可见，只能摸索前进。不一会儿，忽听船底“嘭”的一声，水涌进了船舱。船夫说：“船撞漏了，不能前进，你们上岸另想办法吧。”我们三人面面相觑，无计可施，不得不涉水过河。我们下到河中，河水就漫到我们的胸部，成了“落汤鸡”，幸而河水不深，免于灭顶之灾。时值腊月三十，大年除夕，天寒地冻，我们穿着湿漉漉的棉衣，拼命赶路，山岗上不时传来“劈啦”的鞭炮声和“汪汪”的犬吠声，真有些害怕。黑天森森，周身瑟瑟，饥肠辘辘，我们几乎支撑不住了。然而我们相互鼓励扶持，不顾一切困难，终于在晨曦之前来到了秭归县城，找到一家店铺。店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生火取暖，烤干衣服，端上热腾腾的丰盛可口的饭菜。我们狼吞虎咽饱餐了一顿，倒头就睡。人间处处有温暖，有情爱，我们对店主的感激之情，永远铭刻于心。几十年之后，当我们三人欢聚，重温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时，仍深情地怀念这位仁慈的店主老人。
不改初衷，跨进军营
继续前行，到达湖北西部的城市巴东。巴东位于长江边上，我们晚上到达，好象就是一条街。因为离被敌人占领的城市宜昌很近，怕敌人飞机轰炸，晚上实行灯火管制，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印象不深，第二天就上路了。
此后的路程，大都是沿江而行。巴东以东直到宜昌是西陵峡，巴东以西是巫峡、瞿塘峡，西陵峡我们走了西头的一段，而巫峡和瞿塘峡的全程我们都穿越了，其中最险峻最湍急的是巫峡。路是依山傍水而造，都是狭窄曲折的土路和石路，山是真正大巴山的主脉，突兀峥嵘，高耸入云，尖峰峭壁，险象丛生。江水自上游奔腾咆哮而来，浊浪排空，流到狭窄处，漩涡湍急，浪花飞溅。整个三峡风景秀丽，树木苍郁，两岸是起伏的绿带，中间是飘忽不定的白带。我们那时不知道有多少名胜古迹，也不清楚有多少美丽的景区，不象现在已经开发了那么多景区、景点。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赶路，有时沿江上的小路前进，有时是穿越石洞，有时是攀登峭壁，没有心情观赏风景。偶而兴之所至，永义兄、宗乾兄也吟诵古诗，提提精神，减少疲劳。永义兄朗诵道：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是诗人李白的著名诗句，他写长江滚滚东去，一泻千里，排山压顶，势不可挡。这首诗是千古绝唱，脍炙人口。每次读起来都精神振奋，勇气倍增，大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之慨！宗乾兄是个烈性汉子，重情义，一路上经历千山万水，风雪侵袭，到此看到大江东去，巴山挺秀，不禁触景生情，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也吟哦了李商隐的诗句：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经过巫山、奉节、云阳的多日行走之后，我们来到了目的地万县，这一段路程虽然也是蜀道难行，但比较安全，招待也好些，吃住还可以。住下万县招待所之后，很多同学听说我们已经安全到达，都来看望我们。同学们已经编入青年远征军204师611团3营八连。训练尚未开始，大多数同学对部队的实际都不满意。比如说远征军是到印度、缅甸受训的，但却呆在万县不走了；青年军全部是美械装备的，但美式武器连一件也没有，还是中国自己的老装备；就连牛奶面包、英语学习也都成为泡影。大家觉得受骗了。有的同学劝我们如果大后方有熟人能找到别的出路，趁未到部队报到之机，不如远走高飞，一走了之。个别同学，趁检查身体之机，说有神经病，申请返回原校。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怎么办呢？我们的初衷是抗日报国，等到驱逐日寇取得完全的胜利，再退伍回乡，继续读书，我们并不追求生活待遇，至于出不出国，美式装备有没有，那是美国和中国政府的事，我们管不了，因此我们决定不改初衷，报到入营。
二 日本投降，军旅结束
军事训练，严格紧张
我们报到编入青年远征军204师611团三营八连，这个连是国立廿一中的学生集中的连队，还有一部分学生是湖北籍的。连长是广西人，少校军衔，大约是十三、四期军校毕业的，说话倒也和气，副连长是上尉军衔，排长是中尉，还有少尉见习官。按
常规，好象有点违反军官使用方法，其实，在建军之初，就决定了青年军的军官降级使用。其一，说明国民党的重视，想把这支军队变成自己的嫡系王牌军队。其二，这支军队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军队，要掌控现代军事理论和装备技术，非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不行，青年军的参加者有大学生，中学生，社会青年，以中学生为主。有文化的军队，没有较高级别较高军事修养的军官是训练不好也带领不了的。因此从师长到排长，一律降级使用，例如我们的师长覃异之，是中将，团长是少将，副团长是上校……其他类推。
青年军共九个师，从201到209约9万人，编练总监罗卓英，掌管军事训练，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掌管政治训练。军官由各部队调来，大部是军校出身或陆大出身，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政治干部从主任，督导员，教导员，指导员，都是大学生，经过中央训练团培训后分配而来，是蒋经国的嫡系。
从干部配备上，国民党确实想有一番作为的，可是后来事情的变化并非如此！
山炮营成立，需要从各团抽调一部分士兵，因此采取考试选拔制。学生的心目中，炮兵比步兵强，纷纷报名参加考试，我也报名了。考试结果，大部分同学分配到山炮营，我和马广志分配到本团的战炮连，山炮营直属师部，战炮连属团部，我们去问为什么把我们编入战炮连而没有编入山炮营。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考得好而被团里留下了。这个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后来我们去战炮连报到时，发现那里的学生士兵，并没有经过考试，而是从襄樊附近几个县的中学招来的，高中程度的学生很少。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就安心在此“落户”了。
我们虽是炮兵，但没有炮，据说战防炮还没有从美国运来，一直到1946年6月我们复员时，也没有见到这种炮。战炮连没有炮，完完全全的名不符实。按规定，炮兵在未进行专业训练之前，必须进行三个月的步兵训练，所谓步兵训练无非是各种步伐和队列的变化，枯躁无味，日复一日天天如此。以后进行枪械、手榴弹的性能、拆卸、安装以及使用保护的训练，反复学习操作，直到完全熟练为止，这叫做武器训练。再以后进到带枪训练，直到实弹射击训练。士兵们对徒手步伐训练最厌烦，实弹射击最喜欢，从实弹射击中可以看出自己的训练成果，测量出自己的实际水平。有的人真是百发百中，无论什么姿式射击，总是满载而归，我从来没有打过满环，也就是70-80％的命中率。除此以外，还有内务条例训练，夜行军训练，抢救包装训练以及礼仪训练等。
平时生活起居实行完全军事化的管理。早晨起床后，五分钟集合完毕，进行晨炼，上下午军事训练，大多在操场或野外进行，晚上点名后方可就寝。士兵对所有集体活动，在听到号音和哨声后，必须迅速到达指定地点集合整队，不得迟到，连一天三餐也不例外。所有集体活动都在不准说话中进行。除星期天外，一律不准请假外出。即使星期天请假外出，也必须按时回队，向值星官消假。
三个月的步兵训练结束了，可是我们的战炮还没有运到，不知什么原因，美国人拖延了。没有炮怎么训练？于是又进行野外攻击防御训练。野外训练相当艰苦，摸爬滚打样样都来，时值盛夏骄阳似火，热浪滚滚，酷暑难耐。有时下午野外操练，在烈日下，看不到一个路上的行人，看不到一个在田野里干活的农民，而我们在无遮无掩的野外，要跨过沟渠，越过田野，攀登山坡，冲向洼地。汗不知流了多少遍，衣衫不知湿了多少次。一天下来，人困马乏，饭都不想吃，几乎瘫了。
政治训练是由指导员、副指导员负责的。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一周之内也上一、二次课，大多为三民主义的基本常识，这些东西在中学公民课中已经学过了。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有矛盾，前者看不起后者，认为后者是卖狗皮膏药的，挂羊头卖狗肉，前方战士在流血，你在后方耍嘴皮子，所以政治训练时，军事干部从不参与，在时间安排上不给方便。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也许有，但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过。我对党派活动和政治活动实在无知，无兴趣，只不过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小兵，自始至终，均是如此。
外语训练，饶有兴趣
我在学校时就非常重视外语的学习，入伍之后仍没有放松外语的学习。那时重庆办了一个英语刊物，主编是温致义。刊物通俗易懂，文句优美，非常适合具有初步英语知识的人学习。我和马广志兄各订了一份，经常学习，星期天休息时在营房外面的空地上，河边上，大声朗读。我们勤奋学习的刻苦精神，得到军官们的赞赏和士兵们的羡慕。我和广志兄还经常讨论学习问题，有时争论激烈，大声说话，惊动了军官们，他们对我们说：“你们昨晚在小屋里又争论很激烈吧！”由于军官和士兵都知道我们爱学习，当团部决定成立英语训练班各连抽调一名士兵参加时，我被军官们选中了。青年军原名是中国青年远征军，要开赴印度缅甸训练作战，必然要与盟军英美的军队发生联系，因此要有懂英语会说英语的人做沟通工作，成立英语训练班正是为了这种需要。
训练班由团督导处负责管理和组织教学，督导处主任是赖钟声。他是河北人，戴一付金丝眼镜，眉清目秀，白皙的皮肤，园园的脸孔，一口京腔，一脸笑容，长得很漂亮，象个文静的儒生。他是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毕业的，报名参军前据说已当过两年工程师，正准备出国留学，报名参军后被蒋经国看中，选为团督导主任。他教我们的语法课，没有书本，自编自印，教的很好。他还从连里抽调英语好的指导员来教我们的口语课，一个是张金碧，原燕京大学生，逃难到重庆后入中央大学水利系，他被孙中山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伟大设想所吸引，立志从事水利事业。他参军后做了指导员，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完全没有架子，因为他原是燕京大学的，英语底子厚，口语很流利，所以把他调来了。一个是孟××，原北京辅仁大学的，逃难到重庆后进了中央大学，口语流利，只是教法不当，只顾自己说，不管学的怎么样，不怎么受学生的欢迎。
我们每天上课，完全军事化，星期日才放假，每天早晨要朗诵课文，上课要背诵、复述，和同老师同学对话，回答问题，下午也是这样。我对这一段学习生活非常有兴趣，勤奋苦练，虽然时间较短，但基本语法概念，军事用语，日常会话，都学了一些，收获很大。
日本投降，举国欢腾
正当我们训练紧张的时候，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特大喜讯震动了全世界，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山城营房里的士兵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彻底胜利了，残酷屠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日本鬼子向我们投降了，百年的国耻洗雪了，中国人扬眉吐气，大片沦丧的美丽河山就要收复了。全世界进入了和平建设时代，中国也进入和平建国时代，老百姓从此可以安居乐业，建设家园了。作为个人来说，我可以退伍复员，重新走入课堂，圆我读书学习的梦，圆我上大学的梦了。我可以回到生我养我的美丽故土，同我的亲人团聚，我已经很久同他们失去了联络。我亲爱的祖父祖母，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亲爱的哥哥姐姐，我亲爱的乡亲们，你们都好吗？已经背井离乡六年的我就要回来了。
这一特大喜讯来得好象有点突然，但其实是必然。不过我们不知道国内外形势，不知道战争的进程，不知道敌我力量的对比，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战争大转变的一年，苏联战场上，苏军转入大反攻，收复了失地，1944年并把战线推进到德国及其占领国的领土之上。在北非战场上，1943年5月北非德军投降，战争结束。9月英美军队在意大利登陆成功，意大利向盟国军队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上只剩下德寇及其仆从国家。
1944年6月英美军队在法国北部诺曼第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1945年5月1日，苏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战争胜利结束。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都投降了，剩下一个小日本，还能挣扎到几时！1942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全面反攻，取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和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作战胜利，日军陆海空三军损失惨重，节节败退，从此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处处被动挨打。在中国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进行过许多战役拖住了日本的大量兵力，使盟军得以抽出兵力在其他战场反攻。并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开始了局部反攻，日本的灭亡指日可待。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不予理采，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以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9日几十万大军越过中苏边界，向日军发动猛烈进攻。与此同时中国军民也开始全面的大反攻，在这种打击下，日本天皇8月15日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所以，懂得国内外形势的人，已经看到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前景。1943年由于苏联的大反攻，意大利的投降，胜利已见端倪，1945年5月由于德国投降，胜利已经在望，3个月之后，由于日本投降，已经大获全胜。这是必然的，对我们这些士兵来说，没有报纸看，没有人给我们讲解，自然觉得胜利来得太容易了，有点太突然了。
全国各地都在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军队的师、团、营、连，也在举行军事操练和阅兵仪式，以示庆祝。庆祝之余，我们自然想起今后的出路问题，出路有很多；可以退伍复学，可以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可以继续当兵进军官学校，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而且,按当时青年军总部的规定，不论干什么都可以享受抗日军人的优惠待遇。在诸多的选择中，我毫不犹疑地选择退伍复学圆我未完的梦。这是我参军时的初衷：消灭日寇，再进课堂。我的父母也来信要我立即回家上学，我的诸多亲友也觉得我年纪尚小，书也念得不错，还是复员上学为好。正当大家对前途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时候，青年军训练总部来了命令，青年军服役期原定二年，现缩短为一年半，即到1946年6月期满复员。这一命令，改变了我们复员的进程，改变了我们对自己前途的安排。人就象大千世界中的一个小生命，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在时代潮流的涌动和冲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求得自己的生存。
最后的一课，最糟的训练
在一段时间内，军心大乱，不安心于军事训练和正常的军队生活，军官们也由于抗日胜利后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而放松了对士兵的要求，不那么严了，不那么狠了。他们当年参加抗日，大部分也就是我们这样年纪的学生，抗战胜利了，他们将来在和平建国的工作岗位上可能与我们多有往来，成为同事。说不定还要求助于我们，何必现在摆军官架子，当恶人！这样一来，官兵关系也改善了，大家可以自由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复员后对生活、学习、工作的想法，甚至可以开玩笑，逗闷子。
问题已成为官兵议论的焦点，不论如何重申纪律，加强训练前途，也无济于事，也改变不了人们心中的主题，也抹不去人们心中的疑虑，青年军的领导层当然看到了这一现实。抗日胜利了，全国人民今后的中心工作是和平民主建设国家，重建家园。工人要做工，农民要种地，青年要上学，军队要复员就业，这是天经地义，有什么必要维持这一支有九万来人的部队！不让士兵退伍，是没有道理的，也是行不通的，但是国民党为了维护其统治，加强其实力，想方设法笼络并抓住这九万青年。如果让这些热血青年自由复员，一走了之，岂不是一大损失！于是想出了一个锦囊妙计，以稳住军心。由于服役期已过半年，剩下的一年改为预备军官制，继续训练。这一规定一是可以部分满足士兵要求缩短服役期的愿望，二是可以满足士兵做军官的虚荣心，三是退伍后无论是就业还是上学可以享受一些优待。这无疑是一种诱饵，而真正的意图，是抓住这九万多青年，使之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这一规定经过军官们的反复说明，军心似乎是稳住了，于是开始了预备军官的训练。
这种训练在军事上收获不大。美国的战防炮，在胜利前还觉得运来有日，操练有期，等了半年没有到手，而在胜利后，更觉得遥遥无期，根本不提了，所以我们的训练基本上还是按照步兵操典进行，徒手的多，实弹的少。这种训练在政治上就更难说了，蒋介石、蒋经国、罗卓英来检阅过部队，为部队打气。共产党的叛徒任卓宣（又名叶青）作过讲演，分析比较三民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欧美资本主义之异同，他说三民主义比两者都好，既有经济民主，又有政治民主，我那时还不知道任卓宣是叛徒，以为他讲的还有点道理。
我参军前在学校里对世界大事和反法西斯战争，对国内大事和抗日战争都知之甚少，有的根本不知道。一方面由于我年少，对这些问题缺乏了解和应有的普通常识；另一方面也由于缺乏必备的条件，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军队都没有报纸和杂志，我们几乎处于封闭状态，对外界的了解几乎等于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胜利，稍稍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增长了我们的知识。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英美苏等主要国家为一方，组成反法西斯阵线的同盟军，德日意主要国家为另一方，组成法西斯阵线。现在德日意国家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还知道抗日的战争中，不仅有国民党的军队，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国内的党派中，不仅有国民党，还有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民社党等等。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飞往重庆谈判，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继之各民主党派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五项协议。我更清楚的懂得，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反对内战，实行和平建国，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国民党应当结束一党专政，实行联合政府，各党派应一律平等。1945年底，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我赞成西南联大等三十一个大中学校学生提出的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各项主张。我对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杀害学生，也非常愤怒。1946年1月在重庆发生“沧白堂”事件，2月发生“较场口血案”，我同情各民党派和知名人士的正当要求和庆祝活动，痛恨特务的暴行。我之所以在政治上有些变化，一是抗战后各种民主刊物、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办起来，我们在万县也买到看到，军队并不禁止，这就使我们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各党派的情况有一个粗略了解。二是随着我的年龄增长，知识的增加，对政治有了兴趣，尤其对有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更加关注。记得有一次我听说英国有一个学者拉斯基，写了一本书叫政治学，我花了很多钱买来一读，但是读来读去读不懂。这说明我对政治发生的兴趣还很幼稚，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
我在政治上的变化和醒悟，当时很多学生都有，我们虽不公开讨论，但私下里常常叽哩咕噜，我们的这种变化说明军队里的政治教育对我们已经不起什么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了。在这样糟糕的训练下，我尽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复习功课，我高一课程基本上没有学，复学后我想上高二，这就必须补完高一的课程，高一课程很多，主要是数学和英文两门必须补好。英语可以自学，数学自己看不懂，必须请人教。我们班有一个中央大学的学生，叫施××，浙江宁波人，直爽耿介，见了不平的事就喜欢说，得罪了不少人，有时就受到几个人的联合欺侮。其实这个人是很好的，有学问，字也写得很好，他自愿当了我和马广志的数学老师，他常常给我们讲解三角、几何、代数。我们遇到解不开的难题找到他，他从不拒绝，不厌其烦地讲解，直到我们完全弄懂为止，经过一段学习，我们基本上为退伍后升入高二打下了基础。后来我们同施××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们经常想念他，在心里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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