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三十五

                          记忆中的故乡人

                         杨芳林

1953年离开故乡，至今半个多世纪了。 但我童年和少年时的故乡已在我脑子里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至今只要一提起它，那时的一草一木便都历历在目，例如哪条大河多宽，哪条小沟多深，张家在李家的南面，杨家在孙家的东面，谁家的牛总是拴在小路边的大椿树上，我们的小伙伴们谁游泳最棒，我们在夏天怎样钻进大汪塘或者大河里以免被雷暴雨激出病来，谁家的爷爷会讲古书，谁家的奶奶会念咒跳大神，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在我的记忆里决不会有丝毫的混乱。后来虽曾多次回去探亲，也注意到故乡的道路、河沟变化很大，各家的房屋安排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但临时在那里呆几天，那只是走马观花，丝毫没有改变儿时的深刻记忆。与这个情形相仿佛的是对故乡人的记忆，具体地说，是对故乡人的人格和人性的记忆。也许故乡人的心态与过去已有很大区别，但我现在要说的还是我记忆中的人，是60年前或50年前的那些人。这种记忆只有通过具体事例才可能说清楚（当然也可能还是说不太清楚）。下面我想讲一些事实，让读者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自己判断我的故乡人是什么样子。你们很可能说他们行的“中庸之道”，我很同意这种看法，而且我还认为他们行的是典型的中庸之道，尽管他们当中很少人知道“中庸之道”这个名词。

 一．抗战开始前后国民党行政机构和军队给人的印象

据我的祖父母和父母说，早年的国民党行政机构和中央军还是不错的。赋税不重也不多。一个乡只有乡长、副乡长、文书和乡丁四个人，最多还有一个做午饭的。他们天天步行上下班，连自行车都没有。那时经常有国民党的中央军住在我家隔壁的地主大院里，从不扰民，从不进老百姓家，决不调戏妇女，待人和气，买卖公平。有些年龄很小的兵，还和我祖母她们谈家常，谈到想家想爸爸妈妈时还痛哭流涕，我祖母她们也因此唏嘘不已。每次换防，军民分别时都依依不舍。新的部队来了很快又成了熟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共产党向北撤退，回来的“国军”可不同于往日的国民党的兵了。我们家离县城不远，攻城的“国军”很多就驻扎在我们乡。他们把老百姓轰出住房，自己住进去.老百姓只能住进大车棚和猪圈或钻进草堆里睡觉。所以民间流传有“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顺口溜。政府官员贪污腐化日胜一日，军队忙于内战，税和费名目繁多（包括“国军”的马草马料），老百姓还能不遭罪么？然而老百姓并没有组织起来反抗。中国的老百姓不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是不会起来反抗的，任何时代都是如此，除非有人在有意识地宣传他们，组织他们，带领他们。

 说起宣传，那可真是极其重要的工作。我认为共产党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宣传群众。国民党对此则是一窍不通，大傻帽一个。例如后来在我就读的国民党办的小学，没有一个年级设政治性质的课程。只是在六年级才开了“公民课”，但也不涉及当时的政治，只教学生怎么学习古代英雄人物的爱国精神，学习仁义礼智信，遵守社会公德等等。语文书中从不使用国民党要人的文章，也从不收入有关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文章，也不提为什么要同共产党作战。只有四年级的一篇国语课文是关于蒋介石如何聪明智慧的。说的是蒋介石幼时家里失火，他别的什么都不往外抢，只抢出一本帐簿。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帐簿没了，你不欠人家的钱，人家会说你欠他的；人家欠你的钱，可以不认帐，当然还是帐簿最重要了。可能这课听起来滑稽，后来连这课也去掉了。结果，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抗战中立过那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功，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几十年几乎毫无所知，知道的只是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时至今日我们又知道多少？就拿我这个也算是知识分子的人来说，一提抗日战争，满脑子就是平型关的胜利和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以及小兵张嘎等等，对国民党几百万军人（包括成百个高级军官）的壮烈牺牲，对他们作为抗战的主要军事力量，对美国后期的大力援助等等事实有了点滴了解，还是最近几年的事。这里要说明一点：以上这段文字是2005年上半年写的。稍后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卢沟桥纪念馆比较客观地公平地同时介绍了国民党军队的部分抗战史实，值得称赞。

  二．阶级斗争不尖锐，好人坏人似乎都比较爱行中庸之道。

 所谓“中庸”，就是不走极端，不偏不倚，遇事爱搞调和折中。

 我下面只想通过实例来说明我们家乡人在上个世纪的30 —— 60 年代是多么的中庸（30年代之前和60年代之后我说不好，因为对我来讲，一个太远，一个太近，都不甚了解），好人没有出现雷锋式的人物，坏人没有像欺压雷锋家的地主那样坏，更没有像四川刘文采那样恶。我也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像雷锋家那样受地主剥削、欺压以致家破人亡的人家。

 当然我不是说我的故乡是世外桃源。它和中国其它乡村一样，有国民党政府，有地主富农，有压迫剥削，有苛捐杂税，也有土匪盗贼。但这些反面人物，似乎也没有别的地方的反面人物坏，老百姓受的压迫不深，反抗也就不那么“烈”了。

   我们家乡的土匪似乎也不像现在的绑架者那样动不动就“撕票”，现在的绑票者，甚至在人家已经按他们的要求送钱去了，还照样撕票，连最起码的信用也荡然无存了。那时土匪绑票心中有数，知道你家出得起钱他们才绑你，而且也不会让你倾家荡产。得了钱还撕票从未听说过。已经撕了票还跟那家人要钱更是不可能的事。我绝非在此往他们脸上贴金，但那时的土匪绝对比现在的绑架者守信用的确是事实。人心不古，于此又见一斑。

 说到这里不禁要提两件事。第一，那时土匪也好，别的坏人也罢，和哪家某人有仇，把那家的那个人从家里抓出来打一顿甚至枪杀，完了就完了，很少连累那人的家属。可是现在常看到报载一个犯罪嫌疑人杀了某人及其全家，一点也不觉得稀奇。第二，上个世纪50年代初正当镇压反革命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到处贴标语口号提醒人们要警惕反革命分子杀人放火投毒，可我们村属于“反革命”一类的人，在被捕前成天和街坊邻居在一起干活，晚上在一起乘凉、聊天，没听说有人被他们杀了害了。热天的晚上我们在院子外的路上睡觉，那是他们到河里挑水的必经之路，我们挡他们的路，他们就绕着走。我们一点害怕的感觉也没有。其根本原因可能是我们的阶级觉悟不高、警惕性太低。也许是中庸之道模糊了我们的阶级斗争意识。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我们周围几个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不少人被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到70年代末的近30年里，没听说过哪一个“五类分子”搞过阶级报复，杀人放火投毒或破坏生产的。这似乎可以证明这些人也在搞“中庸”。

 我在上面说过，地主阶级必然要压迫、剥削农民，但是我的家乡没有黄世仁式的地主，没听说过上门讨债逼死佃户的地主，更没听说有年终不付长工工钱的地主。我家和半个村子的邻居都是祖祖辈辈租种同一家大地主土地的佃户。偶逢歉年，地租交不齐，所欠部分一般可以来年补交。佃户们从未被逼死过，也从未因交不起租子而房屋被拆，耕牛被牵，口粮被抢，妻子女儿被抓去抵债的。附近几个村也有很多农户租种别的地主土地的，那里的情形也大抵如此。

  再举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我不知道是否属于中庸之道的范畴。第一个例子是作了几十年长工的我们村的村民萧延富的经历。第二个例子是包括我父亲在内的10个佃户青年解放前替地主搬家的事。第三是我们村开了一个地主缺席的斗争地主大会。第四是我们全体佃户（包括我自己家）解放后偷偷地“优待”地主的真实情况。第五是地主家的三少爷文革前被从外地接回来，备受优待，成家立业的“怪事”。

萧延富，赤贫农，没有土地，打了半辈子长工。大个子，麻脸，紫铜色皮肤。十多年前刚刚去世，活了近百岁。他在本村一个富农家干活。为人忠厚老实，把老板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从不敷衍。平时常常起五更睡半夜，农忙时“连轴转”也不抱怨，一来因为那个富农家的主要劳动力也跟他一样地苦干，二来因为那家给他工钱多，又尊重他的人格，说话和气，态度诚恳，同他吃一样的饭，还老怕他吃不饱。他有三个孩子，老婆在家前屋后种点瓜菜，一年到头拾草拾庄稼，有时也帮人干点零活。全家主要靠他的劳力换来的粮食过活，低水平的温饱还可以保证。这里有一个真实故事，是萧延富亲口对我父亲讲的：

一个深秋的凌晨，大概是五更天，老板按头天晚上说好的，叫我起来去耕地，我太困了，嘴里答应说马上起来，可马上又睡着了。如此这般反反复复好几回，大概拖了个把小时才起床。第二天同样时间，老板又来了。这次一来就大声嚷嚷：“延富，快点起来，烫我手啦！快起来吃吧！”老板都亲手端饭来给我吃，你说我能不起来吗？我坐起身来一看，哈，好家伙，老板正端着一个大海碗，里面大半碗面条，面条上面三、四个荷包蛋，油汪汪的。我赶忙接过来，心里那个不过意呀，暗暗骂自己不像话。那天我耕的地又多又好，直到中午才回来吃中饭。萧延富在这家干了十几年，从来没被骂过，更谈不上挨打了。我们从来没听说有哪家地主或富农打骂长工的事，因为实在没有这个必要—— 如果老板不高兴要了，可以辞退；长工不愿意干了，可以走人嘛。乡里乡亲的，不会大动肝火大动干戈的。像刘文采、周扒皮那样的故事对我们家乡人简直是天方夜谭。萧延富肯定不止对我父亲一个人讲了他在地主家的“待遇”，因为我们村很多人后来都知道了这件事。都说这个老板真会收买人心。我想，虽然老板那么做是为了自己，但总比打骂长工强吧。

 这个萧老爷子和他的老板我都认识。我小时侯天天看见他们家的人和萧延富经过我们家门口到河边的几块地里干活。那个富农老板上个世纪50年代末就死了。长工萧延富一直活到文革以后，去世时年近百岁。文革时忆苦思甜大会盛行，有一次请他到大会上忆苦。他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算了，不必再提了。但主持会议的上级干部觉得他是个好典型，一定要他讲，还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于是他就把那些曾经受冻挨饿，食堂的稀饭照见人，吃树叶拉不出屎来的穷日子大大诉说一通。哈，上级干部慌了神，大喊：“停停停！你不是在控诉旧社会，你说的是新社会的困难时期！那怎么行！” 萧老爷子不高兴地说：“饿肚子还分新旧吗？我这把年纪了还不晓得饱和饿吗？我们再穷再笨也晓得吃得饱比挨饿强！”这次忆苦思甜大会不欢而散。从此再也没人找他忆什么苦思什么甜了。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大概在日本鬼子即将到我们那里之前，我们的地主家要把一些金银细软从老家运到淮安城里的家中收藏。我们的地主姓谷，住在河东谷圩子，是个特大的地主。我们那里只是他的一个庄园，我家隔壁大院是地主的“行宫”和“二地主”的生活和办公的地方。去县城一路都是田埂小道，没法使用手推车。地主就在佃户中选出十几个善于挑担的小伙子用肩挑，我父亲也被他选中。40里路，从清早出发，路上吃了一顿饭，因为担子太沉，小路又太难走，一不留神还要摔交，所以直到天快黑才到县城，累成啥样儿，可想而知。地主赶紧派手下人安排大家洗脸喝茶吃饭，酒足饭饱之后，又领他们去澡堂洗了个澡。第二天又休息一天，吃了三顿很讲究的饭菜，第三天早饭后才离开那里。我怕年轻的读者不清楚，这里要罗嗦一句：上面提到的所谓二地主，相当于现在的公司总经理，地主则相当于董事长。

   第三个例子：1949年春夏之交我们村在土改时分了地主家的浮财和土地，上级派来的领导土改的干部叫我们村的地方干部到淮安城里揪地主家的几个主要人物回来斗争。我们村老百姓不忍心这么做，叫村干部别去。村干部于是向上级请求说：“地已经分了，房子也分了，浮财也分光了，何必再把人弄回来？人家过去又没有打过我们，也没骂过我们，更没害过我们。抓他们回来斗一斗又有啥意思呢？”于是这家地主就在城里安心地呆了下去，一直到“文革”也没人过问。

 第四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1951年，年成不太好，1952年的春天对农村是一个春荒。一个周末我从县城初中回家，没想到在我家看见了老地主婆。我认识她。土改时没揪她回来，便宜了她，现在回来干啥？你别看我在学校不太积极要求进步，可是经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教育，我的阶级觉悟大有提高，看那老地主婆哪儿都不顺眼。家里人告诉我说，大奶奶（我家的人还称她为“大奶奶”）已经回到我们这里半个多月了，轮流到生活较好的人家吃饭。让我对人家客气点。后来住到一个半月的时候，乡政府听到风声，派人来调查，才把她吓走。走时各家还凑了白薯干、花生、玉米面、白面、大米、黄豆等东西，共五百多斤，由村长派两辆手推车起五更悄悄地送她回了县城。

    要说那时我村人们的表现不怎么样，是觉悟不高的表现，那么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文革前夕的表现就“更不怎么样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五个例子：

   姓谷的地主家的三少爷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已是30多岁的人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小时侯的样子：胖胖的，脸色红润，挺漂亮的小伙子，不太爱说话，比我大几岁，高我一个头。解放后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江南江北到处流浪。实在混不下去了，写信给老家的干部们和原来的佃户们要求回来。干部们商量道：本来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嘛，他本人又不是地主，愿意回来当然可以，能和大家一起干活，自食其力就行。于是立马给他找了几分宅基地，替他盖了三间房。回来不到三个月，经人说合，又替他娶了个媳妇，第二年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人们都说干部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后来在横扫一切的“文革”中，三少爷也没被折腾。要是在北京，恐怕早就把他关进了“牛棚”，说不定早就让他成了刀下之鬼呢。写到这里我真是百感交集：我们那里的人民是多么好的人民啊。

         三．一系列的运动带来了大灾荒，扭曲了人们的心灵

   土改后没过多久，到了1953年，农民生活显著提高，大街上买卖多了，由于吃、穿、住条件的改善，疾病明显地减少了。我那时小，不怎么注意这些，我父亲常以高兴的心情说起这些来之不易的变化。那时（1950 – 53）我正在读初中，也非常深刻地体会到国家经济好转的变化。我初一自带口粮、烧草和菜金，初二开始直到毕业，全体学生都是免费吃饭了，主食是大米、白面，猪肉炖粉条则是我们常吃的“大菜”之一。那时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在打，来访的外国人看到中国还在热火朝天地大搞建设，人民生活还能不断提高，怎么也不敢相信我们正在抗击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

 可是好景不长，极“左”路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越抓越紧，运动越搞越大，直到后来不可收拾，把好端端的一个中国搞得饿殍横野、处处冤狱、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国家经济崩溃。本来说得好听：一切要经过试验。实际上农民分得土地后，他们的要求和觉悟也就是可以自愿结成互助组的程度，可是非得组织什么高级社。不积极组织的话就是“右”，“离右派只有50步。” 这些都经过试验了吗？我记得非常清楚，各家的农具、耕牛全部登记，立马定价，村干部说值几块钱就是几块，不许“讨价还价”。土地集体化了，耕牛、农具都充公了，可是就连不许讨价还价的那一点点钱，至今也没有给农民，整整50年过去了！有谁见过一分前钱？我们的人民真像毛泽东说的“多好的人民啊！” 1958年大搞人民公社化，我们那里一夜之间成立了公社。我暑假回家，也很惊叹社员们的觉悟提高得如此之快。可是他们说：反正土地、耕牛和农具早就是集体的了，管它是什么高级社还是公社母社呢。我知道从农业高级社开始，人们就不认真干活了，到了公社时期更是大轰大嗡大胡弄，再加上为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地里的活儿更没人问了。这就必然造成随之而来的三年大饥荒。在我的家乡，可以说那几年风调雨顺，气候少有的好，大饥荒完全是极“左”的人祸造成的。中国人祖祖辈辈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祸的。

 1960年暑假我又回故乡一次。这次回去的经过我已在以前的杂忆文章里说了，不想再提。每一次提及，那些饿得不成人形的人们的可怜样子总是又一次在我面前闪过，我的心里就又要难过一阵，又要感到一阵揪心的痛。可是那些“多好的人民啊”，围着人民公社食堂排队领着一罐一罐的照得见人的菜汤，明知不久于人世，也不愿走极端去填饱肚皮。他们没有造反，没有抢粮。

 两年多过去了，1962年寒假我又回去一次。这次看不到我的祖父祖母了。苦了一辈子的他们熬过了旧社会的大大小小的灾荒，却没有逃过这场特大劫难。我眼看我母亲也不行了，带到县城医院，医生说：“快把老太太带回去准备后事吧。看，浑身都肿成这个样子了。” 天知道，当时我刚20几岁，“老太太”才48岁呀。”托毛主席的福，穷人的生命力也真强，我母亲后来用我寄回去的钱偷偷地买点高价私粮，慢慢调养，加上形势又逐渐好转，身体又渐渐地好了起来，又多活了四十几年，前年刚刚去世，享年92岁。三年灾害期间离县城医院不远，高墙里边是一座座大楼一般大的粮囤，就是县粮库。人们在高墙外边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那些粮囤在那里安如泰山，没有一个灾民去抢。多好的人民啊！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去抢。“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他们的信条。这个“节”就是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任。设想今天再碰到这种情况，还会有人保持这个“节”吗？最好不去想，想到这些会使人不寒而栗的。但愿人们还是能走那条“中庸之道”，不要走极端。中庸之道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我说这些，是不是也因为心灵被扭曲了的缘故呢？说起“扭曲”，还想举一个例子，可能与“中庸”无关。大家知道，艰苦、节俭是中国农民的传统。可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我回乡探亲，正是“青黄不接”的日子，我父亲立马让我弟弟去生产队称50斤米回来。我说你们为我称这么多的米，我走了你们日子怎么过？我父亲说管它呢，还说我们曾经那么省吃俭用，那三年还不是饿得要死？现在正好趁你回来的机会我们可以多称一些回来吃。我清楚地记得，合作化以前一家一户种地的时候，每逢年成稍坏，算下来全家一年的口粮不足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和我的父母就会愁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可是现如今，哪怕明天没吃的，今天有饭照吃，有酒照喝，还说吃了喝了是赚的。人的思想变得太厉害了，太可怕了。这也可以说是典型的思想扭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