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附的人，文笔普遍不坏，平时写点儿什么，是乐趣。

但是，给一部关于外附人的电影写解说词，想一会儿想明白了，这脚底下，有些不知道怎么站着合适了。

外附三十年，按照中国人的方法计算，差了一代人还多。这些人没有血缘关系，有的在学校根本没有见过面，学校关门都快二十年了，中国三十年的变化如此剧烈，我们后来的经历完全不同，我们除了确信对方不是等闲之辈，我们彼此简直就是陌生人。这样的一群人，聚会一起，让六十多的说几句话就能感动三十几岁的，反过来让三十几岁的见了六十几岁的就能亲切投机，想都不敢想。

现在想来，决定组办外附沙龙，邀请所有外附人，还要气氛活跃，还要有精神，多多少少又是少年气盛头脑发热所致。

按照技术程序，拍专题电影先作案头，勾画拍摄计划，拟出解说词。我们没有时间，只好先用摄像采集素材，有什么拍什么，想到什么拍什么，然后填词。拍什么，写什么，写多了，找合适的画面配。

也没有时间见面商量，对着电脑屏幕交流。方卫平说，老师这一段，还要多说几句。不说怎么说。过一天，又说，刚扫墓回来，打算配上老柴的安魂曲，你写几句。不说怎么写。

我们熟悉，工作的指向清楚，不用废话。

我1964年小四入校，环顾前后左右的人，倒也不生分，也多少知道哥哥姐姐的经历，但是绝对不知道比自己小十几岁的人生活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候，有人说估计来沙龙的有三五百人。我一阵心跳，说，别张口就来，你这数字有多少严肃性呢？你知道不知道，当年因为这统计数字的事，死了多少人么？沉默了一会儿，方卫平说，真可能有这么多人来。

请人家，人家来了，作为沙龙最主要内容的电影与人家没有关系，缺少最起码的礼貌，不是我们这样的文明人所为，更不是外附的完整历史。但是，我从附校毕业于1971年，时16岁，大学毕业以后在国外十几年，要我写1972年生人多少年以后在外附的那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的目光盯住外附最小的一届学生。这几个关门弟子都在一个班里，其中有彭蓉，牛琳和陈新。写嫩的故事，她们合适。我们只是有些担心，我们都是些沧桑人物，举重若轻，她们生活中经历太少，可能辞藻绚丽，听着没意思，而且令人不安的是，这一个班的女生，细皮嫩肉，眉眼一个比一个好看动人。一般常识，长相漂亮，内涵就少，成比例。

彭蓉添了几段，牛琳添了几段，陈新解说，我们听着，挺舒服。淳朴，清澈，健康，玲珑，明亮，委婉，不可能更好了。

外附人，怎么能这么不一样了，还能这么一样地融会在一起呢？

解说词原稿全文朗读下来需要六七十分钟，需要大面积删改。

对着画面改稿，撰稿应该在现场。我当时在鲁西南和苏北出差。

我充满歉意。

按说，我义务劳动，应该不欠谁的。

但是，录音棚里，除了一两个来献茶送水的女生，只有方卫平。一个人，本事大小不说，时间有限，管剪辑，管配乐，管字幕，管解说，还要拿着解说词，自己编排，删改，串连…… 他老大不容易。

他也是义务劳动啊。

《岁月风流》电影成功。比我想象的要淡了些。也好。我们要说的话很多，慢慢说呗。